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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王曙的革命生涯片段
语音播报：
王曙。
2002年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江泽民、胡锦涛、李铁映、曾庆红、邹家华、叶选平、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王曙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
王曙是我的伯父，陕西省富平县人。可在富平，即便是现在还健在的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包括我的家人，也没有人能完全说得清他的革命生涯。1988年，我陪回乡探亲的伯父王曙数日，根据他简短、时断时续的讲述，还有我父亲为数不多的记忆和我多方查找到的零星资料，这才得知伯父王曙的革命生涯若干片段，现综述如下，以彰其行，以为纪念。
一
1927年3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的支持和帮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为培养政治军事革命人才，在西安北院门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兼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学校招收学员700余人，分为3个大队，以学习军事和军训为主，兼学政治。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大多数为共产党员，从队长到学员，大部分都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也担任了教学工作，学校中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被誉为“西北之黄埔”。
当年，我伯父在富平县国立第二高等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同年7月，冯玉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开赴河南。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1927年7月14日率领中山军事学校学生向渭北开进。7月29日，史可轩在富平县境内被反动军阀田春生杀害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师生在中队长许权中带领下辗转于临潼、蓝田、洛南一带开展斗争。1928年5月，伯父在许权中的领导下参加了渭华起义。
起义失败后，8月初，伯父随许权中部队冒着酷暑从黑龙口出发，一路喝山泉水、吃野菜野果，翻山越岭、与敌艰苦奋战，8月22日进入邓县地界时已不足100人，且弹尽粮绝、人困马乏。8月23日，部队到邓县东一带时遭到当地大地主武装“红枪会”的突然袭击，在一阵“要枪不要命”的呐喊声中，起义军终于溃散。伯父卸下枪栓，扔到一片竹林里。无栓之枪不如棍，这下可惹恼了红枪会头领，喝令：“抓住往死里打！”众匪抓住伯父一阵暴打。这时，从附近村里走来一位老者，边走边喊：“孬孙子，为啥打人？”众匪停住手，老者近前一看说：“把人打死了？”伯父趁机装死，众匪七手八脚把伯父抬起扔到一片割过的竹林里，两寸多长的竹茬扎在脊背上，他也没吭一声。天黑后，伯父强忍疼痛爬着又去找党组织……
就这样，在这位邓县老人的帮助下，伯父捡了一条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的伯父曾专程到邓县去感谢救命恩人，但这位老者已作古。伯父只好在老者遗像前二鞠躬，依依不舍地离去。
二
伯父艰难回到西安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打入杨虎城部队电台做地下工作。为了保密起见，党组织给伯父起了个新名字：王作宾（原名王时良）。在做地下工作的8年间（1929-1937年），他一直用这个名字。伯父在杨虎城部队做过电台报务员、通信科科长、通信器材科科长等。在这8年里，伯父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种秘密任务。
1936年初，伯父在任杨虎城部队通信器材科科长期间，秘密把党中央急需的电台（杨虎城将军从德国进口的军用电台）及通信器材，以给父母在西安买家具为名，先转送到富平县美原镇沐东村老家，然后由延安党中央派出王诤（军委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等赶着骡队以到富平卤泊滩买盐为名，从黄龙山辗转白水再到我老家，把电台及通信器材埋在盐里带回延安。我老家实际上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站和转运站。
1933年，同伯父单线联系的上线陈建中被捕叛变并出卖了他。当天晚上，伯父正在公共澡堂洗澡，听见外面人乱哄哄的，职业敏感告诉他特务抓他来了，他拉了一条浴巾破窗而逃。特务在后面追，他赤脚一口气跑到渭河边，游过渭河。特务们夜里不敢下河，伯父这才逃过一劫。他连夜深一脚浅一脚跑到富平县城南门口，找到地下党联络站陈叔馨，陈叔馨给他找了身衣服，立即设法报告陈建中被捕叛变的消息。
伯父在1988年回富平时曾给我讲过：“在地下工作的隐蔽战线上，党的任务不能用笔记，全部要用脑子记，时刻准备牺牲自己。我曾两次被捕，捕后就不准备活。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腰被打断了，落下了后遗症。最后一次是在准备枪毙前，杨虎城将军拂晓曙光初现时从枪口下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此改名王曙。所以我说没有杨虎城将军，也就没有我王曙了。”
1993年11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协邀请他参加“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时，当时有领导劝说：“王老，您85岁了，外出我们为您担心，您看不去行吗？”伯父说：“没有杨虎城将军就没有我王曙，你看我不去行吗？”伯父坚持回陕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回到家乡富平，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1936年“西安事变”，他明里圆满地完成了杨虎城将军交给他的各种联络重任，保证了“西安事变”通信畅通，暗里夜以继日地为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服务。后来，叶剑英亲自找他谈话：“王曙同志，你在杨虎城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且两次被捕，经过‘西安事变’，你身份已经公开化。我已经同周副主席商量过了，延安现在急需无线电人才，由我通知陕西省委，你就随同我们一起回延安吧！”
从此，伯父王曙结束了他8年的地下工作生涯，来到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从事我党我军的电子通信军工事业。□王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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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
2002年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江泽民、胡锦涛、李铁映、曾庆红、邹家华、叶选平、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王曙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
王曙是我的伯父，陕西省富平县人。可在富平，即便是现在还健在的曾经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包括我的家人，也没有人能完全说得清他的革命生涯。1988年，我陪回乡探亲的伯父王曙数日，根据他简短、时断时续的讲述，还有我父亲为数不多的记忆和我多方查找到的零星资料，这才得知伯父王曙的革命生涯若干片段，现综述如下，以彰其行，以为纪念。
一
1927年3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的支持和帮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为培养政治军事革命人才，在西安北院门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兼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学校招收学员700余人，分为3个大队，以学习军事和军训为主，兼学政治。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大多数为共产党员，从队长到学员，大部分都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也担任了教学工作，学校中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被誉为“西北之黄埔”。
当年，我伯父在富平县国立第二高等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同年7月，冯玉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开赴河南。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1927年7月14日率领中山军事学校学生向渭北开进。7月29日，史可轩在富平县境内被反动军阀田春生杀害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师生在中队长许权中带领下辗转于临潼、蓝田、洛南一带开展斗争。1928年5月，伯父在许权中的领导下参加了渭华起义。
起义失败后，8月初，伯父随许权中部队冒着酷暑从黑龙口出发，一路喝山泉水、吃野菜野果，翻山越岭、与敌艰苦奋战，8月22日进入邓县地界时已不足100人，且弹尽粮绝、人困马乏。8月23日，部队到邓县东一带时遭到当地大地主武装“红枪会”的突然袭击，在一阵“要枪不要命”的呐喊声中，起义军终于溃散。伯父卸下枪栓，扔到一片竹林里。无栓之枪不如棍，这下可惹恼了红枪会头领，喝令：“抓住往死里打！”众匪抓住伯父一阵暴打。这时，从附近村里走来一位老者，边走边喊：“孬孙子，为啥打人？”众匪停住手，老者近前一看说：“把人打死了？”伯父趁机装死，众匪七手八脚把伯父抬起扔到一片割过的竹林里，两寸多长的竹茬扎在脊背上，他也没吭一声。天黑后，伯父强忍疼痛爬着又去找党组织……
就这样，在这位邓县老人的帮助下，伯父捡了一条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的伯父曾专程到邓县去感谢救命恩人，但这位老者已作古。伯父只好在老者遗像前二鞠躬，依依不舍地离去。
二
伯父艰难回到西安后，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打入杨虎城部队电台做地下工作。为了保密起见，党组织给伯父起了个新名字：王作宾（原名王时良）。在做地下工作的8年间（1929-1937年），他一直用这个名字。伯父在杨虎城部队做过电台报务员、通信科科长、通信器材科科长等。在这8年里，伯父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种秘密任务。
1936年初，伯父在任杨虎城部队通信器材科科长期间，秘密把党中央急需的电台（杨虎城将军从德国进口的军用电台）及通信器材，以给父母在西安买家具为名，先转送到富平县美原镇沐东村老家，然后由延安党中央派出王诤（军委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等赶着骡队以到富平卤泊滩买盐为名，从黄龙山辗转白水再到我老家，把电台及通信器材埋在盐里带回延安。我老家实际上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站和转运站。
1933年，同伯父单线联系的上线陈建中被捕叛变并出卖了他。当天晚上，伯父正在公共澡堂洗澡，听见外面人乱哄哄的，职业敏感告诉他特务抓他来了，他拉了一条浴巾破窗而逃。特务在后面追，他赤脚一口气跑到渭河边，游过渭河。特务们夜里不敢下河，伯父这才逃过一劫。他连夜深一脚浅一脚跑到富平县城南门口，找到地下党联络站陈叔馨，陈叔馨给他找了身衣服，立即设法报告陈建中被捕叛变的消息。
伯父在1988年回富平时曾给我讲过：“在地下工作的隐蔽战线上，党的任务不能用笔记，全部要用脑子记，时刻准备牺牲自己。我曾两次被捕，捕后就不准备活。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腰被打断了，落下了后遗症。最后一次是在准备枪毙前，杨虎城将军拂晓曙光初现时从枪口下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从此改名王曙。所以我说没有杨虎城将军，也就没有我王曙了。”
1993年11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协邀请他参加“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时，当时有领导劝说：“王老，您85岁了，外出我们为您担心，您看不去行吗？”伯父说：“没有杨虎城将军就没有我王曙，你看我不去行吗？”伯父坚持回陕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回到家乡富平，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1936年“西安事变”，他明里圆满地完成了杨虎城将军交给他的各种联络重任，保证了“西安事变”通信畅通，暗里夜以继日地为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服务。后来，叶剑英亲自找他谈话：“王曙同志，你在杨虎城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且两次被捕，经过‘西安事变’，你身份已经公开化。我已经同周副主席商量过了，延安现在急需无线电人才，由我通知陕西省委，你就随同我们一起回延安吧！”
从此，伯父王曙结束了他8年的地下工作生涯，来到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从事我党我军的电子通信军工事业。□王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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