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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教书生涯
语音播报：
现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过教书经历，只是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
在学生的眼中，俞平伯“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朱自清“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学生都是颜控，总喜欢对教师的长相以及穿衣打扮品头论足。无论是作为名诗人的俞平伯，还是朱自清，都难逃学生的“法眼”。作为剧作家的曹禺，也难逃这一“劫”。在学生石挥的眼中，曹禺“不爱修饰，矮小的身材，常穿着件灰旧的长袍，要不是有一双敏慧充满神采的眼，你说不定会猜他是个小店里的朝奉”。
曹禺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但是，当时保定的育德中学请我去，每月大洋180元，比助教高，助教才几十元，育德看中了我……在育德呆了3个月便得了痢疾”，于是他又回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曹禺得的是“心病”。郑秀回忆，“曹禺从保定回来，又读清华研究生，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毕业，他是在等我”。曹禺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曹禺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去教法文，教了半年，他就受不了，一是觉得那
里太荒凉，二是离不开郑秀。他在保定几次跟我写信，说那里呆不下去，太荒凉，要回北京”。曹禺虽然在育德只呆了3个月，但对他来说也不无意义，他晚年接受访谈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我在保定的育德中学教书，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很特殊的。也许是我人生的一个交叉点。如果我在保定留下来，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种命运。育德这是地下工作者很多的一所中学……”
1934年曹禺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杨善荃介绍我到天津女子师院任教，当时，李霁野是系主任，人很好，很正派”，“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的陈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李霁野先生同我住在一起。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我有时回家看望母亲，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里。我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教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年轻胆大，什么课都敢接”，“《日出》最后，工人唱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把陆以循也请来作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谱写出来了”。不单可以大胆地开课，还有助于自己的剧本创作，但曹禺1936年还是选择了离开，“天津呆不下去了，气氛不好。那时天津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三九天披着麻袋片，饿殍遍野，于是决心离开天津”。
1936年8月，曹禺应余上沅之请到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任教，讲授《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等课程。汪德、蔡极在《薛家巷杂忆》中回忆他们的曹禺老师，“他一来就担任理论编剧组的主任，他既聪慧又勤学，在教课时对世界名剧如数家珍，很多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名作中的名句能非常流畅地以英语背诵下来。对世界名剧的分析详尽而精辟，至于惊奇、暗示、悬念、偶然、必然、等待、意外与意内等等编剧技巧的运用，也都生动地举例，使同学们易于领会”。曹禺了解到学生缺乏舞台经验，特意将喜剧家腊比希的《迷眼的沙子》改编成适合中国风土讽刺剧《镀金》，并指导学生排演，饰演马大夫亲家的石羽在《记忆犹新》中回忆，“万老师（曹禺）在排《迷眼的沙子》时，将译文一句一句念给学生听，征求意见，共同探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作者的意境，了解人物的心态。这样，排起戏来，对剧本了如指掌。万老师把编剧、导演、表演融于一体的授课方法，我们获益匪浅”。
1938年2月，国立戏剧剧校迁至重庆，曹禺出任教务主任。1939年4月10日，曹禺随剧校迁至江安。石挥以笔名英梧在1941年2月10日出版的《剧场新闻》第10、11、12合期写有“内容笔调均甚优美”的《曹禺在古城—剧校回忆录》，深情回忆了在剧坛的前辈与剧校的教授中给他较深刻印象的曹禺，“他是一个不喜讲话的人，但并不是不会讲话。他讲话最多要算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课程，没有一个同学不爱听，他在校中担任的课程是各级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全校同学最喜欢的功课，是他的‘剧本选读’，可以说，他简直不是在讲书而是在演戏。他用丰盛的情感与不同的音调，读着各种角色的台词，用动人的语句，讲出每个剧作的灵魂，用亲切的理解道出角色的个性及其发展与转变。尤其是在讲剧本故事的时候，他能将所有学生自由地带入他所要讲的世界与生活中，十百个心变成一个心，与剧中人同甘苦、同纵放、同欢笑、同郁闷、同忧伤。全课室一点声息也没有，连他轻微到几乎难以听见的叹息，也沉重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我们甚至于爱听他的授课，胜于捧读他的作品，我们往往自己费两天工夫细读一部名作，只能接受一两段动人的情节，三四句有名的‘悲词’，而那不易深切体会的伟大作品的精髓，每经他一两句湛深的评语，而获得深刻的认识”。蔡骧在《记万先生的教学》中也提到，曹禺“最有名的课是‘剧本选读’。在剧校开设的各种专业课中，这门课叫座率第一。每逢上这堂课，学校内外大批听众——其中包括来自重庆沙坪坝大学区的学生和重庆市内的戏剧工作者，都按时前来听课，课堂经常爆满”。1942年夏天，曹禺为了专心从事创作，离开剧校。新中国成立后，曹禺还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
曹禺不单是著名的剧作家，还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因此他在讲授“戏剧选读”等戏剧课程时，边讲解边表演，带着学生一起融入剧作，“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郭沫若《女神》）。曹禺在现代戏剧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现代戏剧教育史上也应有一席之位。□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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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过教书经历，只是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
在学生的眼中，俞平伯“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朱自清“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学生都是颜控，总喜欢对教师的长相以及穿衣打扮品头论足。无论是作为名诗人的俞平伯，还是朱自清，都难逃学生的“法眼”。作为剧作家的曹禺，也难逃这一“劫”。在学生石挥的眼中，曹禺“不爱修饰，矮小的身材，常穿着件灰旧的长袍，要不是有一双敏慧充满神采的眼，你说不定会猜他是个小店里的朝奉”。
曹禺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但是，当时保定的育德中学请我去，每月大洋180元，比助教高，助教才几十元，育德看中了我……在育德呆了3个月便得了痢疾”，于是他又回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曹禺得的是“心病”。郑秀回忆，“曹禺从保定回来，又读清华研究生，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毕业，他是在等我”。曹禺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曹禺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去教法文，教了半年，他就受不了，一是觉得那
里太荒凉，二是离不开郑秀。他在保定几次跟我写信，说那里呆不下去，太荒凉，要回北京”。曹禺虽然在育德只呆了3个月，但对他来说也不无意义，他晚年接受访谈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我在保定的育德中学教书，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很特殊的。也许是我人生的一个交叉点。如果我在保定留下来，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种命运。育德这是地下工作者很多的一所中学……”
1934年曹禺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杨善荃介绍我到天津女子师院任教，当时，李霁野是系主任，人很好，很正派”，“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的陈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李霁野先生同我住在一起。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我有时回家看望母亲，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里。我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教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年轻胆大，什么课都敢接”，“《日出》最后，工人唱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把陆以循也请来作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谱写出来了”。不单可以大胆地开课，还有助于自己的剧本创作，但曹禺1936年还是选择了离开，“天津呆不下去了，气氛不好。那时天津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三九天披着麻袋片，饿殍遍野，于是决心离开天津”。
1936年8月，曹禺应余上沅之请到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任教，讲授《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等课程。汪德、蔡极在《薛家巷杂忆》中回忆他们的曹禺老师，“他一来就担任理论编剧组的主任，他既聪慧又勤学，在教课时对世界名剧如数家珍，很多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名作中的名句能非常流畅地以英语背诵下来。对世界名剧的分析详尽而精辟，至于惊奇、暗示、悬念、偶然、必然、等待、意外与意内等等编剧技巧的运用，也都生动地举例，使同学们易于领会”。曹禺了解到学生缺乏舞台经验，特意将喜剧家腊比希的《迷眼的沙子》改编成适合中国风土讽刺剧《镀金》，并指导学生排演，饰演马大夫亲家的石羽在《记忆犹新》中回忆，“万老师（曹禺）在排《迷眼的沙子》时，将译文一句一句念给学生听，征求意见，共同探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作者的意境，了解人物的心态。这样，排起戏来，对剧本了如指掌。万老师把编剧、导演、表演融于一体的授课方法，我们获益匪浅”。
1938年2月，国立戏剧剧校迁至重庆，曹禺出任教务主任。1939年4月10日，曹禺随剧校迁至江安。石挥以笔名英梧在1941年2月10日出版的《剧场新闻》第10、11、12合期写有“内容笔调均甚优美”的《曹禺在古城—剧校回忆录》，深情回忆了在剧坛的前辈与剧校的教授中给他较深刻印象的曹禺，“他是一个不喜讲话的人，但并不是不会讲话。他讲话最多要算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课程，没有一个同学不爱听，他在校中担任的课程是各级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全校同学最喜欢的功课，是他的‘剧本选读’，可以说，他简直不是在讲书而是在演戏。他用丰盛的情感与不同的音调，读着各种角色的台词，用动人的语句，讲出每个剧作的灵魂，用亲切的理解道出角色的个性及其发展与转变。尤其是在讲剧本故事的时候，他能将所有学生自由地带入他所要讲的世界与生活中，十百个心变成一个心，与剧中人同甘苦、同纵放、同欢笑、同郁闷、同忧伤。全课室一点声息也没有，连他轻微到几乎难以听见的叹息，也沉重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我们甚至于爱听他的授课，胜于捧读他的作品，我们往往自己费两天工夫细读一部名作，只能接受一两段动人的情节，三四句有名的‘悲词’，而那不易深切体会的伟大作品的精髓，每经他一两句湛深的评语，而获得深刻的认识”。蔡骧在《记万先生的教学》中也提到，曹禺“最有名的课是‘剧本选读’。在剧校开设的各种专业课中，这门课叫座率第一。每逢上这堂课，学校内外大批听众——其中包括来自重庆沙坪坝大学区的学生和重庆市内的戏剧工作者，都按时前来听课，课堂经常爆满”。1942年夏天，曹禺为了专心从事创作，离开剧校。新中国成立后，曹禺还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
曹禺不单是著名的剧作家，还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因此他在讲授“戏剧选读”等戏剧课程时，边讲解边表演，带着学生一起融入剧作，“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郭沫若《女神》）。曹禺在现代戏剧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现代戏剧教育史上也应有一席之位。□宫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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