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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店塔二人台
语音播报：
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及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地区的一项民间艺术，因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故名“二人台”。二人台以其历史悠久、题材广泛、风格独特、形式多样，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二人台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分为东西两路。神木店塔二人台属于西路二人台，孕育于“禁留地”（人称“皇界地”，民间也称“黑界地”，清初为休止边墙内外争端，在长城以北鄂尔多斯部的西南边沿、榆林郡北部划出宽25千米的长条禁地，禁止蒙汉人民游牧垦殖，康熙三十六年开放，“领票照在蒙旗定点扎帐交易”。从此，“走后套”“刮宁夏”“爬岢岚”等外出谋生活动从未间断）一带，由民间爱好者和流浪艺人在劳作之余相互交流、相互传唱、不断编创、加工提炼而生。
起先，二人台艺人班社里没有女演员，女角全部由男演员扮演，有时用假嗓子演唱，二人对唱对舞，情节相对简单。有时一人交替饰演几个角色，这一表现非常符合“禁留地”的生活特征，这些远在他乡、身强力壮、辛勤劳作的男子，唱出最多的是情歌情调，如对唱《十里墩》、小戏《卖菜》等。《五哥放羊》里将男女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九月里秋风凉，五哥放羊没有衣裳。小妹妹我有件（那个）小袄袄，改一改领（那个）口你里边穿上。”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回家与妻儿团聚一次实属不易，天长日久，发生在周边的爱情故事、听到的段子，在相互取乐中广泛传播。垦殖大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久而久之，一项融戏曲、歌舞、音乐为一体的多元素民间艺术品种便孕育而成。同治年间，二人台初具雏形。光绪三十年前后，表演动作日趋丰富。
经过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熏陶，二人台像凤凰涅槃一样得到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台得到了较大发展，民间叫法很多，如“打玩艺儿”“打坐腔”等。直到1953年，在中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上，才把这种艺术正式命名为“二人台”。
从现存史料看，还没有新中国成立前女演员的记载。随着女演员逐渐加入，表演人数由“二人”发展到“多人”，有的由一家一户组成，称为“窝班子”。情节也由单一的情怨悲喜，扩展到人物之间矛盾纠葛、命运周折，进而反映社会人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如《珍珠倒卷帘》里有词：“十月里来落梅花，赵云当年放过马。甘罗十二为宰相，太公八十遇文王”。二人台音乐分腔调和牌曲两部分，有宫、商、徵、羽四个调式，其中以商、徵调式为主体，并用装饰音、辅助音、滑音等技巧。
乐器主要有笛子、扬琴、四胡、二胡、四块瓦等，发展过程中吸收秧歌调、佛教音乐、府谷山曲、山西爬山调、晋剧、蒙古族长调、陕北民歌、江南小调、东北二人转等语言配音及化妆打扮的特长，各类地方音乐之间水乳交融，清新秀丽、优美明朗。唱腔大多分“亮调”“慢板”“流水板”“捏子板”，有的剧目还有“数板”（又称呱嘴）。道具有扇子、手绢、霸王鞭等。剧目分为“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做，如《走西口》《探病》等；“带鞭戏”载歌载舞，歌舞并存，如《挂红灯》《打金钱》等。
剧本大致分为三种体裁：一是歌谣体，一般为上下句式的“四六句子”，有长有短，小篇幅居多，如《种洋烟》《打秋千》等。二是叙事体，通过叙述来表现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演唱，通常采取叙事体和代言体结合并用，有说有唱，有韵文，也有散文，有时韵散夹用，篇幅以中型居多，如《打樱桃》《挂红灯》等。三是戏剧体，一般应用于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演员分别担任剧中各种人物角色，篇幅以中型和较大型居多，有说有唱，有串话，韵散夹用，如《卖碗》《探病》等。本地牌曲有百余个，剧目六十多个，大多是把生活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凝结在一起，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黑恶社会、歌颂婚姻爱情、神话历史故事等为主题，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的血与泪、苦与恨、情与爱，具有现实性、通俗性、思想性、生动性、艺术性等显著特点，语言时而粗犷豪放、起伏跌宕，时而婉转细腻、如泣如诉，听者如临其境。舞蹈动作幽默泼辣、舒展大方，观者回味无穷。
1948年，店塔石拉沟、寨峁、陈家沟岔等村打玩艺儿人在各村演艺班子的基础上，积极筹划，联手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演出队。1949年，石拉沟村刘候文、刘文刚、马进德等艺人组建的玩艺儿班子已初具规模。1952年，石拉沟村玩艺儿班子参加神木县“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4年，寨峁村白凤翼被陕西省音乐工作组聘请为民间音乐搜集和创作员，后将整理的成果送交榆林市陕北二人台研究会《二人台艺术》编辑部。1956年，刘文刚、马进德被选派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参赛曲目《打樱桃》获小戏类二等奖，演出后被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录放，并由长安书店印刷出版成剧目单行本。20世纪50年代，碾房湾村宋昌仁，编出了《我心里有个毛泽东》《庄户脑犁弯》《姐夫和小姨子》等二人台串话，赞颂党的方针政策，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深受当地群众欢迎。20世纪70年代，碾房湾村白狗扑与郭长才，应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邀请，去草原、牧场、蒙古包演出十多天，为牧民送上精彩节目。
二人台起源于民间，扎根于黄土地，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的草根文化，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新老交替的断档、娱乐方式的多元、曲目形式的单调，二人台的发展面临不小的困顿，亟待进一步发掘探索、抢救整理、发扬光大。
近年来，一些热爱二人台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创作新时代新作品，并在内容形式、表演艺术、音响技艺等方面做了大量拓展，二人台艺术又逐渐火热起来，活跃于酒楼饭店内、喜庆宴会上，以其光彩瑰丽的表现力，登上众多媒体、大型晚会及世界舞台，与陕北民歌成为陕北民族文化的并蒂莲、姊妹花。□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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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是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及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地区的一项民间艺术，因剧目大多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故名“二人台”。二人台以其历史悠久、题材广泛、风格独特、形式多样，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地二人台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分为东西两路。神木店塔二人台属于西路二人台，孕育于“禁留地”（人称“皇界地”，民间也称“黑界地”，清初为休止边墙内外争端，在长城以北鄂尔多斯部的西南边沿、榆林郡北部划出宽25千米的长条禁地，禁止蒙汉人民游牧垦殖，康熙三十六年开放，“领票照在蒙旗定点扎帐交易”。从此，“走后套”“刮宁夏”“爬岢岚”等外出谋生活动从未间断）一带，由民间爱好者和流浪艺人在劳作之余相互交流、相互传唱、不断编创、加工提炼而生。
起先，二人台艺人班社里没有女演员，女角全部由男演员扮演，有时用假嗓子演唱，二人对唱对舞，情节相对简单。有时一人交替饰演几个角色，这一表现非常符合“禁留地”的生活特征，这些远在他乡、身强力壮、辛勤劳作的男子，唱出最多的是情歌情调，如对唱《十里墩》、小戏《卖菜》等。《五哥放羊》里将男女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九月里秋风凉，五哥放羊没有衣裳。小妹妹我有件（那个）小袄袄，改一改领（那个）口你里边穿上。”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回家与妻儿团聚一次实属不易，天长日久，发生在周边的爱情故事、听到的段子，在相互取乐中广泛传播。垦殖大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久而久之，一项融戏曲、歌舞、音乐为一体的多元素民间艺术品种便孕育而成。同治年间，二人台初具雏形。光绪三十年前后，表演动作日趋丰富。
经过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熏陶，二人台像凤凰涅槃一样得到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台得到了较大发展，民间叫法很多，如“打玩艺儿”“打坐腔”等。直到1953年，在中国第二届民间艺术节上，才把这种艺术正式命名为“二人台”。
从现存史料看，还没有新中国成立前女演员的记载。随着女演员逐渐加入，表演人数由“二人”发展到“多人”，有的由一家一户组成，称为“窝班子”。情节也由单一的情怨悲喜，扩展到人物之间矛盾纠葛、命运周折，进而反映社会人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如《珍珠倒卷帘》里有词：“十月里来落梅花，赵云当年放过马。甘罗十二为宰相，太公八十遇文王”。二人台音乐分腔调和牌曲两部分，有宫、商、徵、羽四个调式，其中以商、徵调式为主体，并用装饰音、辅助音、滑音等技巧。
乐器主要有笛子、扬琴、四胡、二胡、四块瓦等，发展过程中吸收秧歌调、佛教音乐、府谷山曲、山西爬山调、晋剧、蒙古族长调、陕北民歌、江南小调、东北二人转等语言配音及化妆打扮的特长，各类地方音乐之间水乳交融，清新秀丽、优美明朗。唱腔大多分“亮调”“慢板”“流水板”“捏子板”，有的剧目还有“数板”（又称呱嘴）。道具有扇子、手绢、霸王鞭等。剧目分为“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做，如《走西口》《探病》等；“带鞭戏”载歌载舞，歌舞并存，如《挂红灯》《打金钱》等。
剧本大致分为三种体裁：一是歌谣体，一般为上下句式的“四六句子”，有长有短，小篇幅居多，如《种洋烟》《打秋千》等。二是叙事体，通过叙述来表现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演唱，通常采取叙事体和代言体结合并用，有说有唱，有韵文，也有散文，有时韵散夹用，篇幅以中型居多，如《打樱桃》《挂红灯》等。三是戏剧体，一般应用于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演员分别担任剧中各种人物角色，篇幅以中型和较大型居多，有说有唱，有串话，韵散夹用，如《卖碗》《探病》等。本地牌曲有百余个，剧目六十多个，大多是把生活的情趣与深刻的哲理凝结在一起，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黑恶社会、歌颂婚姻爱情、神话历史故事等为主题，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的血与泪、苦与恨、情与爱，具有现实性、通俗性、思想性、生动性、艺术性等显著特点，语言时而粗犷豪放、起伏跌宕，时而婉转细腻、如泣如诉，听者如临其境。舞蹈动作幽默泼辣、舒展大方，观者回味无穷。
1948年，店塔石拉沟、寨峁、陈家沟岔等村打玩艺儿人在各村演艺班子的基础上，积极筹划，联手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演出队。1949年，石拉沟村刘候文、刘文刚、马进德等艺人组建的玩艺儿班子已初具规模。1952年，石拉沟村玩艺儿班子参加神木县“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4年，寨峁村白凤翼被陕西省音乐工作组聘请为民间音乐搜集和创作员，后将整理的成果送交榆林市陕北二人台研究会《二人台艺术》编辑部。1956年，刘文刚、马进德被选派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参赛曲目《打樱桃》获小戏类二等奖，演出后被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录放，并由长安书店印刷出版成剧目单行本。20世纪50年代，碾房湾村宋昌仁，编出了《我心里有个毛泽东》《庄户脑犁弯》《姐夫和小姨子》等二人台串话，赞颂党的方针政策，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深受当地群众欢迎。20世纪70年代，碾房湾村白狗扑与郭长才，应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邀请，去草原、牧场、蒙古包演出十多天，为牧民送上精彩节目。
二人台起源于民间，扎根于黄土地，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的草根文化，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新老交替的断档、娱乐方式的多元、曲目形式的单调，二人台的发展面临不小的困顿，亟待进一步发掘探索、抢救整理、发扬光大。
近年来，一些热爱二人台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创作新时代新作品，并在内容形式、表演艺术、音响技艺等方面做了大量拓展，二人台艺术又逐渐火热起来，活跃于酒楼饭店内、喜庆宴会上，以其光彩瑰丽的表现力，登上众多媒体、大型晚会及世界舞台，与陕北民歌成为陕北民族文化的并蒂莲、姊妹花。□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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