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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粮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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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我的“收藏册”，里面除了面值、规格不一的邮票和数量很少的书签外，最扎眼的收藏品恐怕要数那几十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了，我之所以至今还珍藏着40年前炙手可热的“粮票”，是因为这些“粮票”承载着我青少年时代那段无法抹去的记忆，也包含父母“望子成龙”的诸多故事。从小小“粮票”由兴到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百姓生活发生的万千变化。
我与“粮票”结缘，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对“粮票”的印象大概始于童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工农业生产尚不发达，物质极为匮乏。从我懂事起，大人们聚堆聊天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往往是凭票购买生活物资，那时买自行车凭票，穿衣凭布票和棉票，吃饭凭粮票、油票、肉票、蛋票乃至白糖票。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民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百姓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保障，绝大部分有价“票证”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宠儿”却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吃香”了很多年。别小看这张长不过两寸、宽不到一寸的“有价票证”，它不但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还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身份定位乃至前途命运，其中也包含着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无数酸甜苦辣。
回想当年，“粮票”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免费餐券”，它是持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的城镇人口才有的“特权”，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接近90%的农村人是无缘得到的。城镇人口拿到“粮本”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粮票”拿到国营餐馆就餐。“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到国内任何省份的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或者到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国营餐馆”吃到米面食品。
我出生在农村，自然拿不到城镇户口才有的“粮本”。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们虽然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但是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父母亲非常羡慕在城里吃“公家粮”的亲戚，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吃上“公家粮”，端上“公家碗”。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凡是被县第一中学录取的“优等生”，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但《通知书》后面附带一个“条件”，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800斤小麦，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商品粮”供应关系。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父母、姐姐、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全家9口人方能分到2800多斤带皮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玉米、蚕豆、青稞、谷子（加工小米的原粮）、糜子、荞麦等五谷杂粮，主粮小麦还不到1000斤，就是在这种尴尬条件下，父母亲非常果断，宁愿全家人吃糠咽菜，也不让我错过进城求学的机会。
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了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找来五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盏子（盛粮的隔板仓）舀了个底朝天，大清早父子俩啃了块豆面饼喝了碗玉米糊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去往县城的路况极差，总共八、九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前三公里是泥土路，说是“路”，实际上是多年来牛板车在盐碱沼泽中碾压自然形成的两道深深车辙，后大半截是最新铺上厚厚鹅卵石的省道。父亲行走并赶车，因我个头小，只能坐在载满粮食的木板车麻袋顶上。出了村口不远，进入那段名为“胡沟洋”的盐碱沼泽路段，木轮不时深陷在泥水外溢的车辙当中，把那头枣色狸花牛累得又喘粗气又吐白沫，行至名为“贺家板地”的一处灌溉水沟时，由于早前的小桥垮塌失修，别无他路，父亲只好卸下几袋粮食，赶着牛车从沟里硬闯，结果还是车陷沟底牛卧泥潭。
我和父亲挽着裤腿下到泥沟里又抬车又拽牛，幸有过路熟人帮忙，才脱离泥沼，弄得几个人满腿满身都是泥浆，那副狼狈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到达粮站后，排队过筛、过秤、入仓、开票，又等了三个多小时。出了粮站大门，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县城西街口时，县城里唯有的一家“国营临泽饭店”正在营业，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走进餐馆一打听，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一盘盘美食，我馋得口水直流，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饭！”。没办法，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坐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看着颧骨凸起、脸颊凹进、体格消瘦的父亲，听着板车木轮碾压鹅卵石发出刺耳的“呲呲”声，我内心五味杂陈，暗自下定决心，等我拿到粮本，领到“粮票”，一定要让父亲进城时有饭吃。
在县城读高中期间我住在学校，因为一日三餐大部分缺油水，每月36斤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周末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把豆面和玉米面掺到一起，做一些烙饼让我带走，而我也时刻忘不了父亲为我读书交粮那天忍饥挨饿的情景，为让家人出门时身揣“粮票”，我吃饭总是吃个半饱，每学期省出十几斤“粮票”交给父亲，而父母每次都执意不让留下，理由是让我吃饱肚子好长身体。为了细水长流，在校的两年时间里，我积攒了百余斤“粮票”，总想着哪一天家人急需时拿出来。
1978年冬天，我应征入伍，在离家的前几天，我特地赶到县城，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甘肃省地方粮票”统统兑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方才交到父亲手里。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粮票”兑换粮食，而是把它保存起来以防万不得已时备用，岂料想，这个“万不得已”再也没有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首先从中国农村开始，家乡很快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粮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最后一员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我交给父亲的那些“粮票”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里，变成了收藏品。□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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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粮票”结缘，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但对“粮票”的印象大概始于童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工农业生产尚不发达，物质极为匮乏。从我懂事起，大人们聚堆聊天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往往是凭票购买生活物资，那时买自行车凭票，穿衣凭布票和棉票，吃饭凭粮票、油票、肉票、蛋票乃至白糖票。到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民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百姓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得到保障，绝大部分有价“票证”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人们的生活。然而，“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宠儿”却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吃香”了很多年。别小看这张长不过两寸、宽不到一寸的“有价票证”，它不但关系到人们的吃饭问题，还直接影响着每个公民的身份定位乃至前途命运，其中也包含着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无数酸甜苦辣。
回想当年，“粮票”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免费餐券”，它是持有“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的城镇人口才有的“特权”，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接近90%的农村人是无缘得到的。城镇人口拿到“粮本”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登记的人口定量去国营粮店平价买回粮食，另一种选择是兑换成“粮票”拿到国营餐馆就餐。“粮票”分“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拿着“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到国内任何省份的任意一家国营粮店购买平价粮食，或者到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国营餐馆”吃到米面食品。
我出生在农村，自然拿不到城镇户口才有的“粮本”。在我的少年时代，大人们虽然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但是一家人还是填不饱肚子，父母亲非常羡慕在城里吃“公家粮”的亲戚，做梦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吃上“公家粮”，端上“公家碗”。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兴奋不已：凡是被县第一中学录取的“优等生”，户口及粮食关系可以转到县城。但《通知书》后面附带一个“条件”，每个学生家庭必须向县粮站上交800斤小麦，粮站方能与学生建立“商品粮”供应关系。可当时正是家中严重缺粮之时，父母、姐姐、嫂子四个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出满勤，全家9口人方能分到2800多斤带皮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是玉米、蚕豆、青稞、谷子（加工小米的原粮）、糜子、荞麦等五谷杂粮，主粮小麦还不到1000斤，就是在这种尴尬条件下，父母亲非常果断，宁愿全家人吃糠咽菜，也不让我错过进城求学的机会。
记得去县城粮站交粮的那天，在队里当干部的父亲破例借来了一辆大木轮的牛板车，找来五只麻袋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盛小麦的盏子（盛粮的隔板仓）舀了个底朝天，大清早父子俩啃了块豆面饼喝了碗玉米糊就匆匆忙忙出发了。去往县城的路况极差，总共八、九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前三公里是泥土路，说是“路”，实际上是多年来牛板车在盐碱沼泽中碾压自然形成的两道深深车辙，后大半截是最新铺上厚厚鹅卵石的省道。父亲行走并赶车，因我个头小，只能坐在载满粮食的木板车麻袋顶上。出了村口不远，进入那段名为“胡沟洋”的盐碱沼泽路段，木轮不时深陷在泥水外溢的车辙当中，把那头枣色狸花牛累得又喘粗气又吐白沫，行至名为“贺家板地”的一处灌溉水沟时，由于早前的小桥垮塌失修，别无他路，父亲只好卸下几袋粮食，赶着牛车从沟里硬闯，结果还是车陷沟底牛卧泥潭。
我和父亲挽着裤腿下到泥沟里又抬车又拽牛，幸有过路熟人帮忙，才脱离泥沼，弄得几个人满腿满身都是泥浆，那副狼狈相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到达粮站后，排队过筛、过秤、入仓、开票，又等了三个多小时。出了粮站大门，我俩已经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县城西街口时，县城里唯有的一家“国营临泽饭店”正在营业，父亲从交粮款中抽出两元让我买点吃的，走进餐馆一打听，小黑板上写有三种食品：“馒头每个二两粮票外加五分钱，包子每个一两粮票外加一角五分钱，猪肉臊子面每碗二两粮票外加三角钱”，闻着服务员端到食客面前的一盘盘美食，我馋得口水直流，当我好不容易挤到收银窗口时，卖票的胖姑娘冷漠地告诉我：“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饭！”。没办法，我们只得饿着肚子继续赶路，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坐在牛板车上默默无语，看着颧骨凸起、脸颊凹进、体格消瘦的父亲，听着板车木轮碾压鹅卵石发出刺耳的“呲呲”声，我内心五味杂陈，暗自下定决心，等我拿到粮本，领到“粮票”，一定要让父亲进城时有饭吃。
在县城读高中期间我住在学校，因为一日三餐大部分缺油水，每月36斤定量粮食根本不够吃，周末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把豆面和玉米面掺到一起，做一些烙饼让我带走，而我也时刻忘不了父亲为我读书交粮那天忍饥挨饿的情景，为让家人出门时身揣“粮票”，我吃饭总是吃个半饱，每学期省出十几斤“粮票”交给父亲，而父母每次都执意不让留下，理由是让我吃饱肚子好长身体。为了细水长流，在校的两年时间里，我积攒了百余斤“粮票”，总想着哪一天家人急需时拿出来。
1978年冬天，我应征入伍，在离家的前几天，我特地赶到县城，凭着一纸《入伍通知书》，把父亲几年来一直不愿接手的“甘肃省地方粮票”统统兑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方才交到父亲手里。但父亲最终也没舍得把这些“粮票”兑换粮食，而是把它保存起来以防万不得已时备用，岂料想，这个“万不得已”再也没有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首先从中国农村开始，家乡很快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粮票”作为计划经济时期若干种有价票证中最后一员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我交给父亲的那些“粮票”最终又返还到我的手里，变成了收藏品。□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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