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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97期:第04版 憩心亭

乘风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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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

踏着路边的残雪,我蓦地意识到,抱负固然可以自生,但没有时势,它却难免会自灭。

1977年,我高中毕业。走出长安杜陵中学的铁门,顿觉茫然。黄土从脚下延伸,一方通向秦岭,一方通向毛乌素沙漠,我不禁自问:下来的人生怎么办?

我的美梦是:一边在生产队劳动一边写作,或争取推荐上大学,以便经历一番深造而写作。总之,已经有了当作家的理想。不过我仍很茫然,尤其夏天的蝉鸣,它一声长一声短地增加了一个农村青年的烦躁。

到了秋天,神州骤传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不用经过推荐上大学了。此乃天下士子和女子的惠风,何不乘风向上呢?

我立即埋头学习,并夹杂在老青年与小青年之中,参加惊世骇俗的1977年冬日的高考。可惜我过去并未从教科书中收获多少知识,当然落榜。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启动了,不仅高考成为一项制度,而且百废待兴,我虽在乡下,何愁之有?因为我遇到了更强劲和更舒畅的惠风。

应该赶快交代一下:1978年我又参加了高考,遗憾再次落榜,到了1979年,我才进入陕西师范大学。我意欲读中文系,不过政治教育系录取了我。无妨,我可以读自己的专业,也可以写作,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

基于一批陕西作家的帮助,毕业以后,我成为一位文学编辑。审稿,改稿,会晤作家,交流对文学的认识,如此气氛显然利于我的写作。这是1984年,颇有春风得意之感。我始终未忘当年帮助过我的那些作家,他们是刘路、路遥、贾平凹、白描、刘成章。此情珍贵,价值连城。

我在大学就发表了一些散文,不过是小试锋芒而已,有的可谓无病呻吟。我性情执着,一旦选择了散文,便要坚持到底,以得成果。有一个阶段,我既不满意流行的作品,也不满意自己的作品,然而究竟如何才能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又不是十分清楚。左冲右闯,大道不见,遂有数岁的彷徨和苦闷。

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金平先生约稿,希望我以一部散文集进入中国西部文学丛书之列。这是货真价实的鼓励,我感谢金平先生。然而我的散文以何面目呈现于丛书,颇费思量。随意写作,即使是有感而发,都可能流入常俗,不可为也。

我想到了关中。是的,关中!这里的历史地理,没有一天且没有一寸不蕴藏着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创造,我为什么不在20世纪,不在改革开放的日子,予以叙述呢!

灵感勃然而发,给了我按捺不住的动力和激情。上太白,攀华山,观察渭水及其两岸支流,追踪蓝田人,在半坡探讨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和信仰,一个一个地登临王朝留下的帝陵,究其成败和兴衰,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北至萧关,南到武关,西行散关,东往潼关。不管是春还是秋,我风尘仆仆,早出晚归。那时候,旅馆很少,餐馆很少,每一次出门,我都带着馒头或面包,偶尔也会带一个烧鸡。每当完成一个遗址的观察和体验,便欣然回家。我去的地方多是人迹罕至的,并非没有危险,所以每一次出门我都要祈祷,以盼平安回家。

1990年至1992年,我走遍了关中,不仅获得了一批散文,还开阔了胸襟,升华了灵魂。祖先在关中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艰辛、坚韧和智慧,尤其是他们的苦难,无不给了我深刻的启示。这个过程,确实彻底改变了我。

这批散文,我结为一集,1994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几年,我扩充此书,增加了长安文化论的作品,并在201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长安叙述的发轫。

此间我偶然发现了一套丛刊,全是关于长安史迹的。我颇为惊喜,也极为振奋。我由此知道一个事实:汉人失去长安以后,就有作家叙述长安了。唐人失去长安以后,叙述长安的作家就更多了。自东汉晚期或三国以来,至迟自魏晋以来,代有长安叙述的著作行世。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也加入长安叙述的队伍之中,他的著作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然,对长安的叙述,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我恍然大悟,自己走遍关中,田野调查,成书一部,只是贸然闯入了这个传统。除了为自己的幸运祝福以外,我还告诫自己:既然已经知道对长安的叙述是一个深厚的传统,为什么现在不自觉地继承此传统,做21世纪对长安的叙述呢?中国的进步与文明,难道不需要这样一种表达吗?

大约从2008年起,我发愿系统地给长安以叙述。所谓系统,指在体例上沿袭前贤的形式,凡黄土、山、原、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类、节日、陶器、刻石,尽有囊括,涉及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关乎历史文化。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不能漏了它。关中诸关,也是长安之为长安的屏障和通道,也是不可省略的。以叙述为主,也有一定的研究。在表达上,虽然继承了前贤创造的传统,然而也不受其束缚。特别是我有前贤所不具备的人文思想和考古发现,以此利器,我当然有责任在某些方面予以突破。

这是长安叙述的深入,颇为酣畅。然而结束了吗?早着呢!

生于长安,长于长安,以长安为生活基地进行写作,把汉唐盛世的一种精神滋润到长安文化意象之中,从而鼓舞中国的进步与文明,我引以为豪迈。这也使我1977年在杜陵中学门口所感到的无边无际的茫然,反而变得踏实且充满理性的自信!

不过我仍要感谢时势。没有时势,人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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