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咸阳城中的城隍庙

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属于我国古代传统城市建筑格局里常见且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城隍，又称城隍神、城隍爷。这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各地的城隍神大多是历史上受人尊敬且真实存在的人物。因此，城隍就跟城市相关并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城隍本指护城河，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唐宋时城隍神信仰滋盛，宋代列为国家祀典，元代封之为佑圣王，明初大封天下城隍神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四等，岁时祭祀，分别由君王及府州县守令主之。

资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大封天下城隍，还将葬身于战场的将士们封至各地做城隍神，希望他们能“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这也反映了朱元璋防止腐败、端正风俗的用心。明代的城隍从民间信仰的城池守护神升级为监察阴阳二界，掌管因果报应的神祇，城隍从此拥有监察腐败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虚拟权利。朱元璋还为城隍专门设立了与各地行政机构相对应的都、府、州、县体制，形成了与政区层级对应的城隍神体系，同时还命令各地为他们修建庙宇，加封官爵。此时城隍庙就有了等级之分，为都、府、州、县四级，各地城隍庙与当地官署等同。明代规定，地方官赴任，先要到城隍庙拜谒立誓，然后才能走马上任。（新官莅任三日，谒城隍庙、先师庙，然后视学阅城，诸事次第举行，此旧例也）。

在明万历十九年张应诏纂修的《咸阳县新志》（下文简称《张志》）城隍庙在东门内。成化八年（1472），知县李经鼎修。记于《文籍志》。城隍庙遗址在今渭城区东明街的市物资局家属院，洪武四年（1371）县丞孔文郁迁县后奉制营建，立庙于县治之东。庙内有碑亭，后迁建至渭滨公园西部。其后历年官吏绅士屡次修缮，悉有碑记。正统年间奉诏修缮城隍庙，成化七年（1471）五月，知县李经主持重修，重修后的城隍庙“竖正堂以俨具瞻之象，建邃宫以燕暇暇之居。东三曹间以禖母之祠，西三曹间以瘟神之治。四隅合有攸司。东上总为道院”。正德十三年（1518），知县底蕴到任时，庙又浸坏。十四年正月至十五年七月，知县底蕴主持重修，重修后的城隍庙“覆瓦鳞次，淫雨不忧，黝垩灿然，照耀栋宇；殿门庑柱，髹漆加焉，阶三周整，履之坦如”，比较重修之前的城隍庙则“若增而高，若引而遂，若敞而明，若削而直”。嘉靖二十四年（1545），知县杨钺莅任后拜谒城隍庙时，见“祠宇荒阤茂草斸，且为风雨漂揺。檐砙之陨坠者有之；墙墁之剥落者有之；楹庑藻饰之漫漶淟涊者有之”，其后便主持修建了城隍庙献殿三楹。另据，清乾隆十六年臧应桐编修的《咸阳县志》（下文简称《臧志》）卷十《官师志》记载，万历十年（壬午），知县傅霈及教谕陈嘉言也曾主持重修了城隍庙。

《臧志》记载清代乾隆时期的咸阳城隍庙在县东街，具体位置为今渭城区东明街北侧市物资局家属院，与《张志》中所载位置基本一致。说明清代咸阳城隍庙应为明代城隍庙的延续。《臧志》原文中（城隍庙）在县东街。《吉志》云：“洪武四年（1371）建，有碑亭。”其后历年补修者，官吏绅士人民甚多，悉有碑记，见译文。证实清代咸阳城隍庙也进行多次重修，应都有碑记，因城隍庙已不复存在，现能见到的重修城隍庙文献资料有：明成化《鼎新咸阳城隍庙记》、明正德十五年（1520）王九思撰文的《重修城隍庙碑》、明嘉靖《创修城隍庙献殿记》、明嘉靖《重修城隍庙正殿记》。迄今为止，所见重修文献多为明代，未见清代重修城隍庙文献，按清代传统，也应该对城隍庙进行了多次重修，现今只有民国二十一年刘安国主持编修的《重修咸阳县志》（下文简称《刘志》）卷五《官师志》记载了清初县丞李珣与典史段之璋曾重修城隍庙。清代相关的文献资料，有待进一步发现和研究。据《刘志》记载，城隍庙内有一尊大铜像。该铜像现今下落不明，有待进一步探究。相关资料记载，清代咸阳城隍庙前立有一对大铁旗杆。庙内有献殿、厢房、钟鼓楼等建筑，城隍庙对面有戏楼。城隍庙还有石马一对，后移藏咸阳文庙（现咸阳博物院）。

清代咸阳城隍庙到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城隍庙中的古亭于1962年迁至渭滨公园青年湖西北角岸上，临近渭河，也为公园美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城隍庙第一道木牌楼于民国初期迁建至咸阳文庙最南端（原棂星门处），成为咸阳文庙的大门牌楼（1962年后为咸阳博物馆大门牌楼）。后经过多次重修，牌楼气势更加雄伟壮观，是现今咸阳老城的最美景观之一。□史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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