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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汪曾祺的“往事”
语音播报：
□兰增干
1993年国庆前夕，正读高三的我，干了一件在当年看来是“破天荒”的事——去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首届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年会。起初家长是不同意的，怕影响学业，毕竟一来一去要三四天时间。可当时喜欢文学的我，软磨硬泡，父亲终还是没有拗过我，允许了。正是这次北京之旅，有了我和汪曾祺先生一面之交的“往事”。
到北京报到后，才知道当年参加这场会的大多是基层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馆的专业人才及企业文学爱好者，像我这样以学生身份参加的，全国各地也就十多位，陕西籍学生文学爱好者有三四人，其中两人至今我们还联系着，见证着彼此共同成长。这两人一个成了他们市的作协副主席，另一个从事了医药工作。还有一位失联多年，听说从事了教师工作。
当年的大会，在原纺织工业部招待所召开。为了给家里省钱，我住的三人间，床位费一晚15.5元，每天还加收1元钱的“建设费”。住了两晚，花费33元。给家里打长途电话，6分钟花费8.2元。放现在看，这电话费也确实够贵的。不过参加会议确实令我开了眼界，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当年文学艺术界颇有建树的作家、诗人，像谢冕、牛汉、汪曾祺、从维熙、唐晓渡等。汪曾祺的课我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讲课接地气，从自己的创作经历讲起，把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谈，给人以启发。课程结束后，和我同住一间房的甘肃籍文友怂恿我和他上台找汪老签名，我斗胆上去了，和其他人一样排队。到我时，汪曾祺和蔼地问我：“多大了，从哪里来？”我便说：“19了，从陕西来。”他说：“哦，那你还读高中吧，怎么也来参加会议了？要好好读书哦。”我说我是某学生刊物的学生记者，他说，那就厉害了！希望你好好完成学业，考上大学！说完，在我递给他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下“春风化雨”四个字。
从台上下来后，旁边的人都羡慕汪老给我写了四个字，给他们只是签名。我也如获至宝，非常开心。后来查了这四个字的出处，是战国·孟轲《孟子·尽心上》的一段话：“有如时雨化之者。”意思是适时的雨，像用和煦的春风吹拂人，似及时的雨水滋润大地一样。也指适宜于植物生长的风和雨，比喻良好教育的普遍深入，也用来称颂师长的教诲。如此，我也读懂了汪老的良苦用心，他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的关心爱护，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我读高中时，只读过贾平凹和梁实秋的作品，对于汪曾祺的作品并不熟悉。从北京回来后，相继读了先生的《大淖记事》《受戒》等短篇小说，也知道先生19岁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难怪他当时问我年龄，他在那个年龄就考入了名牌大学，他当时的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尊敬恩师，曾写文回忆沈从文如何帮他和其他学生提高写作，教育学生如何观察事物等。
读他的作品，感觉他写的就是家乡的人和事。比如《大淖记事》，其实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他没有采用小说的常规写法，不急于进入情节的进展。甚至于前面大段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而是着力营造环境氛围和心理氛围。先生不厌其烦地描绘大淖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轮船公司东西两边的不同生活习俗，人们特殊的道德观念，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风俗画……而写到一半以后，情节才逐渐明朗，叙事节奏才开始加快。
如今再读先生作品，尤知先生性格和为文处事之道，他的一些爱好也影响着我。汪先生爱好花草，陶醉于美食，能诗能画，他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其为文为人均力求淡泊，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曾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事实上，汪先生的精神与现实生活步履，也历经了许多磨难，但无论在困苦和安逸中都不失赤子之心，他的文字与生活是精彩的，他的画也是寥寥几笔的极简，无论是文字抑或画作，都映射出一股生命的顽强、豁达、乐观……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先生在北京逝世。我得知汪老去世的消息后，拿出珍藏的笔记本，把他当年写给我的四个字不断凝视、抚摸，当年他望着我的眼神出现在我脑海里，我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这是一个文学大家对后辈的嘱托和期望。
如今，汪曾祺先生离开人世已27年，他的作品愈发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就像一瓶陈年佳酿，历久弥香。每每想起这一段往事，恍惚间看到汪先生侃侃而谈的样子……青山不老，精神常在，先生当年所赠“春风化雨”四个字，一直激励着我前进，当年那个19岁的小伙子，如今也年过半百。这么多年，我每每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汪先生所嘱，犹在耳畔。
春风化雨，先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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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增干
1993年国庆前夕，正读高三的我，干了一件在当年看来是“破天荒”的事——去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举办的首届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年会。起初家长是不同意的，怕影响学业，毕竟一来一去要三四天时间。可当时喜欢文学的我，软磨硬泡，父亲终还是没有拗过我，允许了。正是这次北京之旅，有了我和汪曾祺先生一面之交的“往事”。
到北京报到后，才知道当年参加这场会的大多是基层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馆的专业人才及企业文学爱好者，像我这样以学生身份参加的，全国各地也就十多位，陕西籍学生文学爱好者有三四人，其中两人至今我们还联系着，见证着彼此共同成长。这两人一个成了他们市的作协副主席，另一个从事了医药工作。还有一位失联多年，听说从事了教师工作。
当年的大会，在原纺织工业部招待所召开。为了给家里省钱，我住的三人间，床位费一晚15.5元，每天还加收1元钱的“建设费”。住了两晚，花费33元。给家里打长途电话，6分钟花费8.2元。放现在看，这电话费也确实够贵的。不过参加会议确实令我开了眼界，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当年文学艺术界颇有建树的作家、诗人，像谢冕、牛汉、汪曾祺、从维熙、唐晓渡等。汪曾祺的课我印象最深，因为他的讲课接地气，从自己的创作经历讲起，把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谈，给人以启发。课程结束后，和我同住一间房的甘肃籍文友怂恿我和他上台找汪老签名，我斗胆上去了，和其他人一样排队。到我时，汪曾祺和蔼地问我：“多大了，从哪里来？”我便说：“19了，从陕西来。”他说：“哦，那你还读高中吧，怎么也来参加会议了？要好好读书哦。”我说我是某学生刊物的学生记者，他说，那就厉害了！希望你好好完成学业，考上大学！说完，在我递给他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下“春风化雨”四个字。
从台上下来后，旁边的人都羡慕汪老给我写了四个字，给他们只是签名。我也如获至宝，非常开心。后来查了这四个字的出处，是战国·孟轲《孟子·尽心上》的一段话：“有如时雨化之者。”意思是适时的雨，像用和煦的春风吹拂人，似及时的雨水滋润大地一样。也指适宜于植物生长的风和雨，比喻良好教育的普遍深入，也用来称颂师长的教诲。如此，我也读懂了汪老的良苦用心，他对于像我这样的学生的关心爱护，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我读高中时，只读过贾平凹和梁实秋的作品，对于汪曾祺的作品并不熟悉。从北京回来后，相继读了先生的《大淖记事》《受戒》等短篇小说，也知道先生19岁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难怪他当时问我年龄，他在那个年龄就考入了名牌大学，他当时的老师就是沈从文，他尊敬恩师，曾写文回忆沈从文如何帮他和其他学生提高写作，教育学生如何观察事物等。
读他的作品，感觉他写的就是家乡的人和事。比如《大淖记事》，其实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他没有采用小说的常规写法，不急于进入情节的进展。甚至于前面大段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而是着力营造环境氛围和心理氛围。先生不厌其烦地描绘大淖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轮船公司东西两边的不同生活习俗，人们特殊的道德观念，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风俗画……而写到一半以后，情节才逐渐明朗，叙事节奏才开始加快。
如今再读先生作品，尤知先生性格和为文处事之道，他的一些爱好也影响着我。汪先生爱好花草，陶醉于美食，能诗能画，他曾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其为文为人均力求淡泊，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曾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事实上，汪先生的精神与现实生活步履，也历经了许多磨难，但无论在困苦和安逸中都不失赤子之心，他的文字与生活是精彩的，他的画也是寥寥几笔的极简，无论是文字抑或画作，都映射出一股生命的顽强、豁达、乐观……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先生在北京逝世。我得知汪老去世的消息后，拿出珍藏的笔记本，把他当年写给我的四个字不断凝视、抚摸，当年他望着我的眼神出现在我脑海里，我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这是一个文学大家对后辈的嘱托和期望。
如今，汪曾祺先生离开人世已27年，他的作品愈发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就像一瓶陈年佳酿，历久弥香。每每想起这一段往事，恍惚间看到汪先生侃侃而谈的样子……青山不老，精神常在，先生当年所赠“春风化雨”四个字，一直激励着我前进，当年那个19岁的小伙子，如今也年过半百。这么多年，我每每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汪先生所嘱，犹在耳畔。
春风化雨，先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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