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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物风采之玉马腾跃和挥指千军
语音播报：
马沅聪
走进咸阳博物院，玻璃展柜里的文物被逐渐揭开身上厚重的历史面纱。西汉圆雕玉仙人奔马作为汉玉中的极品，表现汉代人羽化成仙的思想，更是入选正式发行的“丝绸之路”系列邮票，见证了它独特的魅力和极高的价值。西汉彩绘指挥俑，被人们称为“西汉最牛指挥俑”，自出土以来曾远赴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展出，更是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
玉雕史上杰作——西汉圆雕玉仙人奔马
“玉，石之美者。”这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用玉制作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7000年前，中国河姆渡的先民已经开始用璞玉打扮自己，装点生活；先秦时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王公贵族以佩玉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玉佩的图案也多采用龙、凤、虎的形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时光荏苒，历史的长河不断推动着玉文化的发展，到了汉代，中国玉器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不论是装饰手法还是治玉技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玉器主要有礼玉、葬玉、饰玉和陈设玉四种，其中葬玉和陈设玉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的特色和工艺水平。
中国古代，玉，不仅是圣洁、高雅与权力的象征，也是文化和道德的最高理想，是万事万物美的寄托和化身，同时往往还被赋予了人性。1966年春天，咸阳市新庄乡农民在汉元帝渭陵附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个被烧焦红土裹着的东西，清洗后竟是一件玉仙人奔马。这件玉仙人奔马由奔马、羽人和踏板三部分组成，马昂首挺胸，双耳竖立，目视前方，四肢遒劲有力地踏在刻有云纹的长方形托板上，右前蹄微微抬起，恰到好处地描绘了马飞奔嘶鸣的瞬间动态。为了表现它并不是一匹普通的马，工匠还在马的身上用阴线琢出飞翼。马背上雕有双翅的羽人，头系方巾，身着短衣，左手紧抓马鬓，右手拿灵芝草，神态自如。配合底座上线雕的祥云图案，呈现出羽人、天马遨游云海的景象。
西汉时期，皇家用玉选料非常考究，采用的是和田玉中的上品羊脂籽料，玉色洁白，质地细腻，晶莹润美。随着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开通，采运石料更为便利，新疆地区的玉料得以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原，为汉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过，玉器也并非完全以材质为贵，精湛的雕琢更能使玉器显得精美绝伦。汉代在战国制玉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铁质工具普遍运用到制玉作坊中，所以高浮雕和圆雕作品明显增多，器物表面的抛光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用“光洁如镜”来形容毫不为过。汉代的工匠们选用质地纯净、细腻的白玉为本，巧妙构思，将圆雕、透雕、浮雕和线刻融为一体，使玉雕的造型简洁有力，使冰冷的玉石泛出了勃勃生机。
结合出土地及专家学者的研究分析，这件圆雕玉仙人奔马应是属于渭陵的陪葬品。渭陵即西汉第八位皇帝汉元帝刘奭的陵墓。《汉书》记载，汉元帝的父亲“宣帝幸河东，凤凰集，得玉宝，乃起步寿宫”。1966年在渭陵出土的这件玉雕，表明汉元帝应该也继父之所好，死后亦有葬玉的习俗。这件圆雕玉仙人奔马通过对天马、羽人和云纹踏板的细致刻画，充分表现出了汉代人羽化登仙、长生升天的愿望。这件规格高、工艺精、造型美的西汉玉仙人奔马于2012年8月1日入选正式发行的“丝绸之路”系列邮票，再一次见证了它独特的魅力和极高的价值。
对外交流文化使者——最“牛”西汉彩绘指挥俑
1965年8月，在咸阳市以东20公里的杨家湾村，村民们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批西汉彩绘兵马俑。经考古调查发现，埋藏兵马俑的陪葬坑10个，埋藏兵器和车饰的砖坑1个，埋藏兵马俑的10个陪葬坑均为竖穴土洞式，从地面向下先挖一个长方形竖坑，再在竖坑的一壁横向挖窑洞式土洞。这些土坑的分布情况是由南向北，东西相对，南北向排成两列，其中7座一坑一洞，3座一坑二洞，大小深浅不一，有13个方阵。在这些俑坑中，土洞大的是放置骑马俑，土洞小的放置立俑，也就是士兵俑。共清理出士兵俑1965件，骑马俑583件，盾牌模型近千件，号称为“三千人马”。
这批西汉三千彩绘兵马俑的出土地为汉刘邦长陵附近的陪葬墓的陪葬坑，墓主人到底是谁？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批兵马俑陪葬坑以北70-120米处，有两个汉代墓冢，均位于长陵陪葬区的周氏陂内，周氏陂是周氏家族墓地，结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古渠（成国渠）东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由此可推断，这两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周勃夫妇或周亚夫夫妇。这批兵马俑是我国首次出土的大批量的彩绘兵马俑，从而成为20世纪60年代震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杨家湾西汉兵马俑是西汉军队的缩影，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西汉军队的组织结构。
在这批出土的兵马俑中，有一件国宝文物——西汉彩绘指挥俑，高56厘米，宽30厘米，是这批西汉兵马俑中身材最高并且彩绘保存最完整的一件。指挥俑头略扬起，脸形方正，前额较宽，抿嘴，目视前方。右臂抬起斜向上方，右手向上45度，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作指挥状。左臂张向左下方，左手偏外平伸，衣袖挽起。它的服饰色彩鲜艳，很有特色，头戴紫红色武冠，内着大红深色战袍，外着黑色鱼鳞长甲，甲片制作精细，腰系革带。脚蹬高腰华靴，靴上绘有云气纹，特别是手势和表情中散发出的自信、坚定、不可侵犯的神态，充分表现了一位将军果断、刚毅、威严和不可违逆的气势，被人们赞为最“牛”西汉指挥俑。
据悉，汉初兵员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域：一是关中三辅地区，二是陇西、天水地区，三是巴蜀地区。出土的这批兵俑也同样有着三种不同的体质形态，恰恰印证了汉初兵员来自此三个不同的地域及族属。个头较高，脸形方正，长目，鼻大而唇阔的，形似陕西关中人，在士兵、骑兵俑中数量最多，应该是汉军的主力；个头较矮，脸形瘦削，眉骨突出，鼻小嘴突起的，形似陇西、天水人，这种形态的俑多为小骑马俑的骑士，通常他们背部负箭囊，应是骑兵中的弓弩手。史料记载秦汉时期陇西、天水一带的秦人因与胡羌比邻，善骑射，此类兵俑的发现也印证了这点；个头中等，头发大多梳于脑后盘髻，脸呈中字型，窄额头，尖下颏，高颧骨，眼小而圆的，形似巴蜀人，应为来源于巴蜀一带的士兵形象。
杨家湾西汉兵马俑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兵马俑军阵，对研究我国汉代的埋葬制度、服饰制度、军事制度、雕塑艺术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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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咸阳博物院，玻璃展柜里的文物被逐渐揭开身上厚重的历史面纱。西汉圆雕玉仙人奔马作为汉玉中的极品，表现汉代人羽化成仙的思想，更是入选正式发行的“丝绸之路”系列邮票，见证了它独特的魅力和极高的价值。西汉彩绘指挥俑，被人们称为“西汉最牛指挥俑”，自出土以来曾远赴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展出，更是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
玉雕史上杰作——西汉圆雕玉仙人奔马
“玉，石之美者。”这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用玉制作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7000年前，中国河姆渡的先民已经开始用璞玉打扮自己，装点生活；先秦时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王公贵族以佩玉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玉佩的图案也多采用龙、凤、虎的形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时光荏苒，历史的长河不断推动着玉文化的发展，到了汉代，中国玉器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不论是装饰手法还是治玉技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玉器主要有礼玉、葬玉、饰玉和陈设玉四种，其中葬玉和陈设玉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的特色和工艺水平。
中国古代，玉，不仅是圣洁、高雅与权力的象征，也是文化和道德的最高理想，是万事万物美的寄托和化身，同时往往还被赋予了人性。1966年春天，咸阳市新庄乡农民在汉元帝渭陵附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个被烧焦红土裹着的东西，清洗后竟是一件玉仙人奔马。这件玉仙人奔马由奔马、羽人和踏板三部分组成，马昂首挺胸，双耳竖立，目视前方，四肢遒劲有力地踏在刻有云纹的长方形托板上，右前蹄微微抬起，恰到好处地描绘了马飞奔嘶鸣的瞬间动态。为了表现它并不是一匹普通的马，工匠还在马的身上用阴线琢出飞翼。马背上雕有双翅的羽人，头系方巾，身着短衣，左手紧抓马鬓，右手拿灵芝草，神态自如。配合底座上线雕的祥云图案，呈现出羽人、天马遨游云海的景象。
西汉时期，皇家用玉选料非常考究，采用的是和田玉中的上品羊脂籽料，玉色洁白，质地细腻，晶莹润美。随着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开通，采运石料更为便利，新疆地区的玉料得以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原，为汉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不过，玉器也并非完全以材质为贵，精湛的雕琢更能使玉器显得精美绝伦。汉代在战国制玉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铁质工具普遍运用到制玉作坊中，所以高浮雕和圆雕作品明显增多，器物表面的抛光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用“光洁如镜”来形容毫不为过。汉代的工匠们选用质地纯净、细腻的白玉为本，巧妙构思，将圆雕、透雕、浮雕和线刻融为一体，使玉雕的造型简洁有力，使冰冷的玉石泛出了勃勃生机。
结合出土地及专家学者的研究分析，这件圆雕玉仙人奔马应是属于渭陵的陪葬品。渭陵即西汉第八位皇帝汉元帝刘奭的陵墓。《汉书》记载，汉元帝的父亲“宣帝幸河东，凤凰集，得玉宝，乃起步寿宫”。1966年在渭陵出土的这件玉雕，表明汉元帝应该也继父之所好，死后亦有葬玉的习俗。这件圆雕玉仙人奔马通过对天马、羽人和云纹踏板的细致刻画，充分表现出了汉代人羽化登仙、长生升天的愿望。这件规格高、工艺精、造型美的西汉玉仙人奔马于2012年8月1日入选正式发行的“丝绸之路”系列邮票，再一次见证了它独特的魅力和极高的价值。
对外交流文化使者——最“牛”西汉彩绘指挥俑
1965年8月，在咸阳市以东20公里的杨家湾村，村民们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批西汉彩绘兵马俑。经考古调查发现，埋藏兵马俑的陪葬坑10个，埋藏兵器和车饰的砖坑1个，埋藏兵马俑的10个陪葬坑均为竖穴土洞式，从地面向下先挖一个长方形竖坑，再在竖坑的一壁横向挖窑洞式土洞。这些土坑的分布情况是由南向北，东西相对，南北向排成两列，其中7座一坑一洞，3座一坑二洞，大小深浅不一，有13个方阵。在这些俑坑中，土洞大的是放置骑马俑，土洞小的放置立俑，也就是士兵俑。共清理出士兵俑1965件，骑马俑583件，盾牌模型近千件，号称为“三千人马”。
这批西汉三千彩绘兵马俑的出土地为汉刘邦长陵附近的陪葬墓的陪葬坑，墓主人到底是谁？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批兵马俑陪葬坑以北70-120米处，有两个汉代墓冢，均位于长陵陪葬区的周氏陂内，周氏陂是周氏家族墓地，结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古渠（成国渠）东迳汉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亚夫冢”。由此可推断，这两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周勃夫妇或周亚夫夫妇。这批兵马俑是我国首次出土的大批量的彩绘兵马俑，从而成为20世纪60年代震惊考古界的重大发现。
杨家湾西汉兵马俑是西汉军队的缩影，一定程度地反映了西汉军队的组织结构。
在这批出土的兵马俑中，有一件国宝文物——西汉彩绘指挥俑，高56厘米，宽30厘米，是这批西汉兵马俑中身材最高并且彩绘保存最完整的一件。指挥俑头略扬起，脸形方正，前额较宽，抿嘴，目视前方。右臂抬起斜向上方，右手向上45度，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作指挥状。左臂张向左下方，左手偏外平伸，衣袖挽起。它的服饰色彩鲜艳，很有特色，头戴紫红色武冠，内着大红深色战袍，外着黑色鱼鳞长甲，甲片制作精细，腰系革带。脚蹬高腰华靴，靴上绘有云气纹，特别是手势和表情中散发出的自信、坚定、不可侵犯的神态，充分表现了一位将军果断、刚毅、威严和不可违逆的气势，被人们赞为最“牛”西汉指挥俑。
据悉，汉初兵员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域：一是关中三辅地区，二是陇西、天水地区，三是巴蜀地区。出土的这批兵俑也同样有着三种不同的体质形态，恰恰印证了汉初兵员来自此三个不同的地域及族属。个头较高，脸形方正，长目，鼻大而唇阔的，形似陕西关中人，在士兵、骑兵俑中数量最多，应该是汉军的主力；个头较矮，脸形瘦削，眉骨突出，鼻小嘴突起的，形似陇西、天水人，这种形态的俑多为小骑马俑的骑士，通常他们背部负箭囊，应是骑兵中的弓弩手。史料记载秦汉时期陇西、天水一带的秦人因与胡羌比邻，善骑射，此类兵俑的发现也印证了这点；个头中等，头发大多梳于脑后盘髻，脸呈中字型，窄额头，尖下颏，高颧骨，眼小而圆的，形似巴蜀人，应为来源于巴蜀一带的士兵形象。
杨家湾西汉兵马俑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兵马俑军阵，对研究我国汉代的埋葬制度、服饰制度、军事制度、雕塑艺术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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