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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91期:第02版 读书

探春的自信与无奈

——读《红楼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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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军

《红楼梦》是不朽的,是值得读一辈子的奇书。曹雪芹以高超的艺术成就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写得生动逼真。读《红楼梦》、读这些人物,使我们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宗法观念压迫下,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各自所表现出的不同生命状态、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

就探春而言,贾府三小姐身份中庶出的尴尬,使她在自信思想性格的侧面,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虽是女儿才俊,长得也很漂亮,让人“见之忘俗”。但也只能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对整个封建家族的衰败包括她本人的命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贾府元、迎、探、惜四位小姐中,除去进宫的元春,迎春懦弱,惜春太小,只有探春志大才高,懂事能干识大体,表现最为出色。集中反映在发起成立海棠诗社、代替王熙凤理家和对抄检大观园所持态度三件事上。令人感到她一扫胭脂色,充满了自信爽直之气,是位具有文才、抱负、识见和魄力的好姑娘。

先说探春的文学品格和志向。她住的“秋爽斋”本身就有很浓的文化意蕴。作者借刘姥姥的眼光,突出了探春住处与一般贵族小姐闺房的不同。因“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不曾隔断”,说明主人喜欢大方简约,有一种脱俗感。陈设的都是文房四宝,墙上挂着一幅米芾的《烟雨图》,两边是写有“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这些布置烘托出她的文学品格、性情志趣和独特个性。发起成立海棠诗社时她宣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所谓诗言志,诗风反映人的个性、决定以后的命运。她在《簪菊》诗中写道:“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展示了她敢于向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挑战的思想性格。她的《咏白海棠》也写得不错,有很深的诗学才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外貌、品格、气质和才能,完全像她在诗里塑造的白海棠形象。

再说探春的理家才能和精明。探春的理家才能体现在她和李纨、宝钗代理王熙凤理家这件事上。身为女儿,相对贾府那些还沉浸在安富尊荣、奢靡享受的主子们,算是有眼光和观察力的。她刚一理事,就看到贾府经济入不敷出,必须开源节流,并着手进行改革。首先免掉了宝玉、贾环、贾兰三人上学的点心钱和重复开支,取消了姑娘们每月重支的头油脂粉费用。受奴才赖大家的花园管理启发,让婆子们承包大观园的果树花草,“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这项改革措施不仅调动了这些婆子们的积极性,还给贾府每年增加400多两银子,虽说这点银子对贾府来说是杯水车薪,关键是给贾府上下只图享乐、不知节省的现状带来了一些生气,展现了探春的管理才能和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是探春的处事能力和见识。身为闺房小姐,探春性格中含有大丈夫气。她曾坦言:“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言辞中表达了她的感慨和志向。她有见识、有勇气,把问题看得透彻,又襟怀坦荡、不卑不亢、敢于担当。在第四十回,贾母因贾赦欲娶鸳鸯一事而气得迁怒王夫人,在座的也没有人敢辩驳,大家都禁口无言,只有探春挺身而出,替王夫人解释。在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一事中,她的态度不像迎春和惜春一味退让害怕,敢于站出来,保护自己的丫鬟,说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给了仗势作威的陪房王善保家一记响亮的耳光,表现出对这种“自毁长城”行为的不满。她的正直、率真、不假以颜色,连王熙凤也要让几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她是一位清醒者,是从内心深处对整个家族坐吃山空、“内囊尽上”,走向衰败命运的哭泣。

如果从性格和才能上讲,探春无疑是个强者,但也有她脆弱的一面。在当时封建正庶观念挤压下,她的庶出身份成了一种缺憾。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强者一般不愿把弱处暴露给别人,所以她有意维护自己的正经主子身份,也是在掩饰她的伤口,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一次,她的生母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死了,恰好探春理家,赵姨娘本想多要个二三十两银子,没想到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驳斥到:“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探春这番话,可能有人觉得有点绝情,这与赵姨娘的身份卑微,愚昧又不得体,使探春难堪有关。另一面也流露出对自己身份的维护,她只认王夫人是自己的母亲,只认王子腾是自己的亲舅舅。这样做,也是刻意淡化庶出的卑微感。用红学家白先勇先生的话来讲:“这种宗法社会之下,规矩严,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不合理,但那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尤其在婚姻问题上,对于正庶出身表现的最为突出。在贾府“探春最能干、最有头脑、最有眼光”,但命运就是这样,她偏偏是姨娘养的,是无法克服的短处。她的悲剧和别人不一样,明明是有才有志有貌,但却要飘然远嫁。

在封建时代,大家族强调的不仅是门当户对,还特别看重女子是正出还是庶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在对子女教育上还算比较开明。他劝长子曾纪泽不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八股文上,而是放在经世致用之学上,这相较于当时追求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现象还是有真知灼见的。但在曾纪泽的婚姻上,他就不那么开明了。据记载,曾国藩即将为曾纪泽定下贺长龄之女时,忽然反悔变计,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特别讲究嫡庶之分。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打听到贺长龄女儿是庶出,于是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父亲写信道:“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知贺女实属庶出,内人即不甚愿。”虽然贺长龄曾经做过封疆大吏,属于有名望的湖南籍人士,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其女“端庄体好,真淑女也”,又有当地名流做媒,但在封建观念下,曾国藩却想要毁约,后在其父曾麟书的坚持和督促下,才遵父命定下这桩婚姻。尽管《红楼梦》的写作年代要早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但封建婚姻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确实受到礼教非常强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探春远嫁离别的悲剧是必然的结局,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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