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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春的自信与无奈
——读《红楼梦》人物
语音播报：
张从军
《红楼梦》是不朽的，是值得读一辈子的奇书。曹雪芹以高超的艺术成就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写得生动逼真。读《红楼梦》、读这些人物，使我们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宗法观念压迫下，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各自所表现出的不同生命状态、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
就探春而言，贾府三小姐身份中庶出的尴尬，使她在自信思想性格的侧面，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虽是女儿才俊，长得也很漂亮，让人“见之忘俗”。但也只能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对整个封建家族的衰败包括她本人的命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贾府元、迎、探、惜四位小姐中，除去进宫的元春，迎春懦弱，惜春太小，只有探春志大才高，懂事能干识大体，表现最为出色。集中反映在发起成立海棠诗社、代替王熙凤理家和对抄检大观园所持态度三件事上。令人感到她一扫胭脂色，充满了自信爽直之气，是位具有文才、抱负、识见和魄力的好姑娘。
先说探春的文学品格和志向。她住的“秋爽斋”本身就有很浓的文化意蕴。作者借刘姥姥的眼光，突出了探春住处与一般贵族小姐闺房的不同。因“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不曾隔断”，说明主人喜欢大方简约，有一种脱俗感。陈设的都是文房四宝，墙上挂着一幅米芾的《烟雨图》，两边是写有“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这些布置烘托出她的文学品格、性情志趣和独特个性。发起成立海棠诗社时她宣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所谓诗言志，诗风反映人的个性、决定以后的命运。她在《簪菊》诗中写道：“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展示了她敢于向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挑战的思想性格。她的《咏白海棠》也写得不错，有很深的诗学才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外貌、品格、气质和才能，完全像她在诗里塑造的白海棠形象。
再说探春的理家才能和精明。探春的理家才能体现在她和李纨、宝钗代理王熙凤理家这件事上。身为女儿，相对贾府那些还沉浸在安富尊荣、奢靡享受的主子们，算是有眼光和观察力的。她刚一理事，就看到贾府经济入不敷出，必须开源节流，并着手进行改革。首先免掉了宝玉、贾环、贾兰三人上学的点心钱和重复开支，取消了姑娘们每月重支的头油脂粉费用。受奴才赖大家的花园管理启发，让婆子们承包大观园的果树花草，“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这项改革措施不仅调动了这些婆子们的积极性，还给贾府每年增加400多两银子，虽说这点银子对贾府来说是杯水车薪，关键是给贾府上下只图享乐、不知节省的现状带来了一些生气，展现了探春的管理才能和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是探春的处事能力和见识。身为闺房小姐，探春性格中含有大丈夫气。她曾坦言：“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言辞中表达了她的感慨和志向。她有见识、有勇气，把问题看得透彻，又襟怀坦荡、不卑不亢、敢于担当。在第四十回，贾母因贾赦欲娶鸳鸯一事而气得迁怒王夫人，在座的也没有人敢辩驳，大家都禁口无言，只有探春挺身而出，替王夫人解释。在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一事中，她的态度不像迎春和惜春一味退让害怕，敢于站出来，保护自己的丫鬟，说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给了仗势作威的陪房王善保家一记响亮的耳光，表现出对这种“自毁长城”行为的不满。她的正直、率真、不假以颜色，连王熙凤也要让几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她是一位清醒者，是从内心深处对整个家族坐吃山空、“内囊尽上”，走向衰败命运的哭泣。
如果从性格和才能上讲，探春无疑是个强者，但也有她脆弱的一面。在当时封建正庶观念挤压下，她的庶出身份成了一种缺憾。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强者一般不愿把弱处暴露给别人，所以她有意维护自己的正经主子身份，也是在掩饰她的伤口，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一次，她的生母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死了，恰好探春理家，赵姨娘本想多要个二三十两银子，没想到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驳斥到：“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探春这番话，可能有人觉得有点绝情，这与赵姨娘的身份卑微，愚昧又不得体，使探春难堪有关。另一面也流露出对自己身份的维护，她只认王夫人是自己的母亲，只认王子腾是自己的亲舅舅。这样做，也是刻意淡化庶出的卑微感。用红学家白先勇先生的话来讲：“这种宗法社会之下，规矩严，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不合理，但那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尤其在婚姻问题上，对于正庶出身表现的最为突出。在贾府“探春最能干、最有头脑、最有眼光”，但命运就是这样，她偏偏是姨娘养的，是无法克服的短处。她的悲剧和别人不一样，明明是有才有志有貌，但却要飘然远嫁。
在封建时代，大家族强调的不仅是门当户对，还特别看重女子是正出还是庶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在对子女教育上还算比较开明。他劝长子曾纪泽不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八股文上，而是放在经世致用之学上，这相较于当时追求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现象还是有真知灼见的。但在曾纪泽的婚姻上，他就不那么开明了。据记载，曾国藩即将为曾纪泽定下贺长龄之女时，忽然反悔变计，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特别讲究嫡庶之分。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打听到贺长龄女儿是庶出，于是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父亲写信道：“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知贺女实属庶出，内人即不甚愿。”虽然贺长龄曾经做过封疆大吏，属于有名望的湖南籍人士，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其女“端庄体好，真淑女也”，又有当地名流做媒，但在封建观念下，曾国藩却想要毁约，后在其父曾麟书的坚持和督促下，才遵父命定下这桩婚姻。尽管《红楼梦》的写作年代要早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但封建婚姻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确实受到礼教非常强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探春远嫁离别的悲剧是必然的结局，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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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不朽的，是值得读一辈子的奇书。曹雪芹以高超的艺术成就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写得生动逼真。读《红楼梦》、读这些人物，使我们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宗法观念压迫下，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各自所表现出的不同生命状态、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
就探春而言，贾府三小姐身份中庶出的尴尬，使她在自信思想性格的侧面，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虽是女儿才俊，长得也很漂亮，让人“见之忘俗”。但也只能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对整个封建家族的衰败包括她本人的命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贾府元、迎、探、惜四位小姐中，除去进宫的元春，迎春懦弱，惜春太小，只有探春志大才高，懂事能干识大体，表现最为出色。集中反映在发起成立海棠诗社、代替王熙凤理家和对抄检大观园所持态度三件事上。令人感到她一扫胭脂色，充满了自信爽直之气，是位具有文才、抱负、识见和魄力的好姑娘。
先说探春的文学品格和志向。她住的“秋爽斋”本身就有很浓的文化意蕴。作者借刘姥姥的眼光，突出了探春住处与一般贵族小姐闺房的不同。因“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不曾隔断”，说明主人喜欢大方简约，有一种脱俗感。陈设的都是文房四宝，墙上挂着一幅米芾的《烟雨图》，两边是写有“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这些布置烘托出她的文学品格、性情志趣和独特个性。发起成立海棠诗社时她宣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所谓诗言志，诗风反映人的个性、决定以后的命运。她在《簪菊》诗中写道：“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展示了她敢于向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挑战的思想性格。她的《咏白海棠》也写得不错，有很深的诗学才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外貌、品格、气质和才能，完全像她在诗里塑造的白海棠形象。
再说探春的理家才能和精明。探春的理家才能体现在她和李纨、宝钗代理王熙凤理家这件事上。身为女儿，相对贾府那些还沉浸在安富尊荣、奢靡享受的主子们，算是有眼光和观察力的。她刚一理事，就看到贾府经济入不敷出，必须开源节流，并着手进行改革。首先免掉了宝玉、贾环、贾兰三人上学的点心钱和重复开支，取消了姑娘们每月重支的头油脂粉费用。受奴才赖大家的花园管理启发，让婆子们承包大观园的果树花草，“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这项改革措施不仅调动了这些婆子们的积极性，还给贾府每年增加400多两银子，虽说这点银子对贾府来说是杯水车薪，关键是给贾府上下只图享乐、不知节省的现状带来了一些生气，展现了探春的管理才能和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是探春的处事能力和见识。身为闺房小姐，探春性格中含有大丈夫气。她曾坦言：“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言辞中表达了她的感慨和志向。她有见识、有勇气，把问题看得透彻，又襟怀坦荡、不卑不亢、敢于担当。在第四十回，贾母因贾赦欲娶鸳鸯一事而气得迁怒王夫人，在座的也没有人敢辩驳，大家都禁口无言，只有探春挺身而出，替王夫人解释。在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一事中，她的态度不像迎春和惜春一味退让害怕，敢于站出来，保护自己的丫鬟，说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给了仗势作威的陪房王善保家一记响亮的耳光，表现出对这种“自毁长城”行为的不满。她的正直、率真、不假以颜色，连王熙凤也要让几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她是一位清醒者，是从内心深处对整个家族坐吃山空、“内囊尽上”，走向衰败命运的哭泣。
如果从性格和才能上讲，探春无疑是个强者，但也有她脆弱的一面。在当时封建正庶观念挤压下，她的庶出身份成了一种缺憾。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强者一般不愿把弱处暴露给别人，所以她有意维护自己的正经主子身份，也是在掩饰她的伤口，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一次，她的生母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死了，恰好探春理家，赵姨娘本想多要个二三十两银子，没想到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驳斥到：“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探春这番话，可能有人觉得有点绝情，这与赵姨娘的身份卑微，愚昧又不得体，使探春难堪有关。另一面也流露出对自己身份的维护，她只认王夫人是自己的母亲，只认王子腾是自己的亲舅舅。这样做，也是刻意淡化庶出的卑微感。用红学家白先勇先生的话来讲：“这种宗法社会之下，规矩严，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不合理，但那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尤其在婚姻问题上，对于正庶出身表现的最为突出。在贾府“探春最能干、最有头脑、最有眼光”，但命运就是这样，她偏偏是姨娘养的，是无法克服的短处。她的悲剧和别人不一样，明明是有才有志有貌，但却要飘然远嫁。
在封建时代，大家族强调的不仅是门当户对，还特别看重女子是正出还是庶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在对子女教育上还算比较开明。他劝长子曾纪泽不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八股文上，而是放在经世致用之学上，这相较于当时追求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现象还是有真知灼见的。但在曾纪泽的婚姻上，他就不那么开明了。据记载，曾国藩即将为曾纪泽定下贺长龄之女时，忽然反悔变计，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特别讲究嫡庶之分。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打听到贺长龄女儿是庶出，于是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父亲写信道：“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知贺女实属庶出，内人即不甚愿。”虽然贺长龄曾经做过封疆大吏，属于有名望的湖南籍人士，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其女“端庄体好，真淑女也”，又有当地名流做媒，但在封建观念下，曾国藩却想要毁约，后在其父曾麟书的坚持和督促下，才遵父命定下这桩婚姻。尽管《红楼梦》的写作年代要早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但封建婚姻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确实受到礼教非常强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探春远嫁离别的悲剧是必然的结局，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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