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

母亲逝世，与哥哥有关。

1985年9月，哥哥所在的部队开上了老山前线。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中越边境就一直处在战火纷飞之中。老山，更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双方争夺的重点。

母亲固执地认为，哥哥上前线，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当时，老山轮战部队中，多是陕西子弟。周围经常传来不实的消息：前几天死了多少人，这几天又死了多少人；猫耳洞里如何艰苦，邻村谁家的孩子牺牲在猫耳洞里了，谁家的孩子受伤住院了。小道消息满天飞。

一个农村的妇女，怎能经得起这等刺激。

母亲惦念儿子，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有朝一日，忽然传来哥哥的噩耗。在百里之外上班的我，并不理解母亲的感受，还在没日没夜的工作。

乡党们经常看到门前的碌碡上，母亲一坐就是半天。盆里倒满水，准备洗衣服，水流了一地，也不知觉。有时，衣服在盆里搓了一遍又一遍，洗好搭在晾衣绳上，过一会儿，又拿下来搓洗。家里待得实在烦闷了，母亲就扛着锄头，钻到半人高的苞谷地里，拼命地锄地。想用劳动的汗水，冲淡心中的忧愁。

哥哥在前线，是野战部队医院里的负责人，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我给母亲解释过哥哥的工作性质，她不相信，以为我是给她说宽心话。

母亲去世的时候，正是酷热的夏季。中午，母亲把准备磨面的麦子刚淘净晾晒在席上，人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救护车未及医院，人就没了气息。医生说，是脑血管破裂所致。

我心里清楚，天热难耐，母亲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吃不好饭，忧愁劳累，时间一长，熬干了心血，像一盏耗尽油的灯。

1987年3月，哥哥从前线载誉归来，荣立二等功。哥哥的荣誉中，有母亲的影子。

母亲从1958年开始，一直是生产队妇女队长。她带领妇女们撑起了生产队的半边天，夏天收麦子，秋天搬苞谷、割谷子、摘棉花等重活，大部分都是由妇女们完成的。母亲白天在生产队里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织布，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冬天，12点前从没睡过觉。雨天不上工时，母亲就酱染布料、裁剪衣服，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歇脚的时间。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早？按母亲的吃苦能力，活七八十岁不成问题。我也曾和哥哥多次谈到母亲的死，哥哥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国家，只能舍小家，顾大家。

我也曾多次设想，如果哥哥临上战场前，多回家住几天，多和母亲说说话，多给母亲做做工作，或许母亲的担心会减少许多；如果哥哥走前，多叮咛我两句，让我这个粗糙惯了的人，经常回家看母亲，母亲就不会感到孤单害怕，就不会用拼命干活消除寂寞和心慌。

母亲走了，我的世界变了，内心也变了。我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

□王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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