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书
人一生有许多第一次,都是值得回味的,我的“第一本书”,也有着传奇的意趣。
旧课本。平生接触的第一本书,是大姐夫读过的课本。当时我大约四五岁,还不识字。大姐去相亲带着我,在大姐夫家,看到了大姐夫读过的课本,课本上的插图吸引了我,乌鸦伸着脖子喝水,喝不着,往瓶子里填砂粒后喝着了。一串猴子爬在树上,一个抓着另一个的后腿,最终没有捞到月亮,它们的合作精神令我感动。我跳到父亲跟前,举着大姐夫的课本,得意地对他说,只要大姐夫能把他的书白送给我,我就把大姐白送给他。天意在帮我和大姐夫,我用大姐的一生换得我人生的第一本书,大姐的一生是幸福的。
哭白茹。读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在1973年春节,给舅舅拜年,他家住在能分出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山脚下。大表哥的枕头下竟藏着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我悄悄将书带到无人能看到的雪地里读,雪很大,雪地里走来了杨子荣、少剑波和白茹,我为白茹在雪地里冻僵的手在流泪,我用热气在书页里为白茹取暖,眼泪像黄色的印油盖在白茹的名字上。一连读了五天,脚冻烂了,舅舅没有打我,却打了大表哥,嫌他没有把书藏好。
新华词典。15岁那年,父亲为我订了一门婚事,是个相对有钱的人家,见面后,那个可敬的母亲竟然一下子给了我十元钱,比我给村上孩子代课三个月的收入还多。第二天,我跑到山外小镇上,花2.4元买回一本新华词典。厚书村上人是没有见过的,他们说世上还有这么厚的书呀,问我能读完吗?我兴奋地说:“能,不但我能读完,我还要把里面的大部分字教给你们的孩子。”可惜,还没有读完,那年冬天我就当兵了,那本词典让我带到了北京,多年后又带回山里,现在,它还在老家的书架上,守望着我的回归,像我在重庆达州看到张爱萍将军旧宅子里的那些书一样,页码发黄,书面遭尘染。
牛氓叫牛娃。在北师大上学时,在首都图书馆读了不少外国书。第一本是外国小说《牛氓》,记不住绕口的名字,把书中的人名换上故乡发小的名字。牛氓叫牛娃,它的作者不叫艾·丽·伏尼契,叫爱琴,爱琴是少年时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神父蒙太尼里叫刘小谋,刘小谋是村上给人算卦的阴阳先生。最后,不但读懂了,简直被牛氓的意志所震撼,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里有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关于第一本书的故事真的很多,还有两件事要说。一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从北京复员回到家乡,山里人一个个喜滋滋地扛了扁担到山外迎接我,他们想着,我从首都北京,一定带回了山里人没有尝过的好吃的,结果,他们接到的全是书。有文化的人拿着书,爱不释手,不识字的人,扭头往回走。他们说,我在北京白呆了,让山里人白想了,我无奈地摇摇头,用从北京带回来的“大前门”牌香烟哄着他们,把一担担书挑回山里。从部队回来后,在大山里当乡长,在兰州的《青年晚报》上著文说没书读的苦衷,之后安徽金寨县工会,有一个人自己出钱给我买了一本书寄来,是我收到别人给我的第一本书。
有一年,有人从美国给我寄来一本英文版杂志,包裹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打开却看不懂,让年轻的同事翻译,原来是我的一篇散文被译成英文发表了。十多年后,有了微信才知道,是在北师大求学时我不认识的一个学妹帮我投稿的,她说还要翻译我的作品,我想象着有一本自己的专著在美国出版,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呀。□李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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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有许多第一次,都是值得回味的,我的“第一本书”,也有着传奇的意趣。
旧课本。平生接触的第一本书,是大姐夫读过的课本。当时我大约四五岁,还不识字。大姐去相亲带着我,在大姐夫家,看到了大姐夫读过的课本,课本上的插图吸引了我,乌鸦伸着脖子喝水,喝不着,往瓶子里填砂粒后喝着了。一串猴子爬在树上,一个抓着另一个的后腿,最终没有捞到月亮,它们的合作精神令我感动。我跳到父亲跟前,举着大姐夫的课本,得意地对他说,只要大姐夫能把他的书白送给我,我就把大姐白送给他。天意在帮我和大姐夫,我用大姐的一生换得我人生的第一本书,大姐的一生是幸福的。
哭白茹。读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在1973年春节,给舅舅拜年,他家住在能分出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山脚下。大表哥的枕头下竟藏着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我悄悄将书带到无人能看到的雪地里读,雪很大,雪地里走来了杨子荣、少剑波和白茹,我为白茹在雪地里冻僵的手在流泪,我用热气在书页里为白茹取暖,眼泪像黄色的印油盖在白茹的名字上。一连读了五天,脚冻烂了,舅舅没有打我,却打了大表哥,嫌他没有把书藏好。
新华词典。15岁那年,父亲为我订了一门婚事,是个相对有钱的人家,见面后,那个可敬的母亲竟然一下子给了我十元钱,比我给村上孩子代课三个月的收入还多。第二天,我跑到山外小镇上,花2.4元买回一本新华词典。厚书村上人是没有见过的,他们说世上还有这么厚的书呀,问我能读完吗?我兴奋地说:“能,不但我能读完,我还要把里面的大部分字教给你们的孩子。”可惜,还没有读完,那年冬天我就当兵了,那本词典让我带到了北京,多年后又带回山里,现在,它还在老家的书架上,守望着我的回归,像我在重庆达州看到张爱萍将军旧宅子里的那些书一样,页码发黄,书面遭尘染。
牛氓叫牛娃。在北师大上学时,在首都图书馆读了不少外国书。第一本是外国小说《牛氓》,记不住绕口的名字,把书中的人名换上故乡发小的名字。牛氓叫牛娃,它的作者不叫艾·丽·伏尼契,叫爱琴,爱琴是少年时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神父蒙太尼里叫刘小谋,刘小谋是村上给人算卦的阴阳先生。最后,不但读懂了,简直被牛氓的意志所震撼,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书里有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关于第一本书的故事真的很多,还有两件事要说。一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从北京复员回到家乡,山里人一个个喜滋滋地扛了扁担到山外迎接我,他们想着,我从首都北京,一定带回了山里人没有尝过的好吃的,结果,他们接到的全是书。有文化的人拿着书,爱不释手,不识字的人,扭头往回走。他们说,我在北京白呆了,让山里人白想了,我无奈地摇摇头,用从北京带回来的“大前门”牌香烟哄着他们,把一担担书挑回山里。从部队回来后,在大山里当乡长,在兰州的《青年晚报》上著文说没书读的苦衷,之后安徽金寨县工会,有一个人自己出钱给我买了一本书寄来,是我收到别人给我的第一本书。
有一年,有人从美国给我寄来一本英文版杂志,包裹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打开却看不懂,让年轻的同事翻译,原来是我的一篇散文被译成英文发表了。十多年后,有了微信才知道,是在北师大求学时我不认识的一个学妹帮我投稿的,她说还要翻译我的作品,我想象着有一本自己的专著在美国出版,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呀。□李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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