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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报的那些日子
语音播报：
一
1961年9月，我开始了在陕报的日子，不到21岁，当然人人都叫小肖。不久发现，大家成天吊在嘴上的是另外一个“小”，“小丁”。“小丁今天说了”“这事得问小丁”“小丁同意吗？”打问“小丁”何许人？答曰就是丁济沧，我吓一跳，一社之总（那时没有社长）、给毛主席校对过文章的延安老革命，难道可以叫成小字辈么？可那时上上下下、人前人后谁都这么叫，说是打延安叫习惯了。我叫不出口，硬撑着喊了几个月“丁总”，总感觉有些生分，只好入乡随俗改叫了“小丁”，感觉果然大变，一下便亲近起来。
“小丁”便这样由老丁叫到丁老，由西安叫到北京，由《陕西日报》总编叫成《人民日报》副总编，一直叫到八九十岁。“小丁”和一个时代、一种风气，一道留在了回忆中。
二
那时陕报在西安东大街，现在的皇城宾馆。院内有一座礼堂兼食堂，可只随便摆了三两张方桌——因为还兼着纸库，码到顶的卷筒纸占去了一大半空间。就这三两张桌子也少有人坐，大家喜欢端着大老碗圪蹴在礼堂屋檐下的水沟牙子上吃饭，边吃边谝，交换信息，每天都演关中农村的老碗会。报社的头面人物，像章彬、张光、程万里、陈明、杨田农、袁良、党沛、毛锜等等，都是老碗会骨干成员。倒是不大见小丁，想是上海人腿功欠火，圪蹴不下来。印厂有位老师傅是秦腔名旦华美丽的铁杆戏迷，“迷级”超过了现在“粉丝”中的“钢丝”，他听不得别人说华美丽半个“不”字。几个饭场上的朋友逗他，偏偏圪蹴一旁专贬华美丽，专让他听见。你猜怎么着？老师傅呼地跳起来，一扬手抡圆360度，将满老碗旗花面扣在了一位哓舌者的头上，气呼呼地扬长而去。
说到张光，这里还要特意感谢一回。有年夏天，报社组织去沣河游泳（那时的水还又深又清），我水性不太好，年轻不知深浅，被一股湍流冲到了深处，正死去活来挣扎，张光好似浪里白条赶过来，救小命于鬼门关前。我在沙滩上稍坐，旋又跳进河里，不是不怕死，是想向大家证明自己不怕死，也是想检验一下刚捡回来的这条命好使不好使。最近，我和北京作家徐刚在电视里谈秦岭生态，还调侃说现在的沣河又浅又浑，怕是连我这“矮脚虎”也淹不死了。
三
有天我的领导、文艺部主任杨田农交给一项光荣任务：帮助农民诗人王老九改稿，编发《秦岭》副刊。建国初期，王老九以那首广为流传的《想起毛主席》闻名全国，“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做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拖拉机。”很多人都会背诵。
老汉60多了，从临潼来报社，住在地坑里的红楼招待所（曾是国民党省党部），时值冬季，地坑阳光不足，挺冷。我们便到篮球场北边的南墙下晒着暖暖改诗。他的诗写在报社200字的直行稿纸上，字有核桃大，边念边改，想不出了便解开棉袄逮虱子。墙外飘过腊味店的香味，诱惑着还未从大饥饿中恢复的胃。飘过来的还有名女人春女连说带唱的疯话。春女是西安城里家喻户晓的一个传说，小50岁了，家极富而貌极丑，老嫁不出去，导致神经失常，放到现在，堪称超“齐天大剩”级的剩女。
一上午诗改完了，经田农审定发了稿。转年夏天，新华社记者还来拍了《农民诗人王老九当上了陕西日报业余编辑》的照片，全国发通稿。画面上，副刊组长吕振岳和王老九作探讨稿件状，著名诗人毛锜和我作陪。遗憾的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编改的是哪首诗。那张照片我曾特意珍藏，一珍藏反而找不到了。
四
又一次，文艺部副主任叶浓交给我和张田一沓稿子，竟是大作家柳青的《饲养管理三字经》。这以前，我曾给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大作家去过组稿信，后来老杜寄来一稿，汶石回信说暂时无短稿，而柳青杳无回音。我不死心，便“打上门去”，跑到长安皇甫村去面约。走进他住的中宫寺，穿对襟褂平头蓄髭的柳青很不留面子，说：“云儒，稿子不是‘约’出来的，不是命题写得出的。心里有话才有稿子，有了稿子我会寄去。”他说得很慢，好像在斟酌用词，不要伤了眼前的年轻人。他的目光有一种穿透力，像解剖刀。
现在果然寄来了，是作为自由来稿寄的，秀气的钢笔字写在发灰的糙纸上。在给编辑部的信里，柳青以一位驻村干部的口气，说明编《饲养管理三字经》的用意，是因为农村草料紧缺（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想用这种通俗的形式归纳一下喂养牲口的经验，在农村推广。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觉得有几句韵似可推敲，便斗胆改了。叶浓并不认同我的做法，要我们送去让本人过目。柳青见了我改的韵，显然不高兴，“你是南方人，说北京话，我的韵是老陕话，农村好流传。”他又用解剖刀般的目光，在镜片后面看着我。
《饲养管理三字经》发表后，在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人民日报》转载了，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联系到柳青后来写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预见性地提出陕北应该尽早休耕粮食、还林还草、多种苹果，我对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人的社言责任感理解更深了。作家不但是社会和心灵的书记员，也应该是社会和心灵的建设者啊。
五
文革十多年，我离开了报社，待过大巴山的农村，待过三线工厂，待过专跑基层的地市报纸，在命运的颠踬播弄中，在人生的摸爬滚打中，认真阅读中国这本大书。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又调回编辑部，人到中年能重操自己热爱的事业，当然十分珍惜，便一头扎了进去。这期间编稿量较多，消息写作中也总想着探索、出新，便浪得了几个全国、省上、报社的新闻奖。
一天，时任副总编的程万里把我叫去，说《新闻研究》（后来发展为《新闻知识》）的主编刘成祖（程走）约他写一篇研究新闻写作的文章，他选择我的消息写作来评论。我吓得拨浪鼓似地摇手、摇头，连说不可不可不可。我谈了许多顾虑，总起来就是文革刚过，余悸未消，“椽子出头必先烂”，说时大汗淋漓。万里说现在拨乱反正了，这不是表扬你，而是提倡、鼓励大家解放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千万不要有顾虑。难怪他后来调到省委宣传部当领导，到底看得开阔。说着他从抽屜里拿出一沓稿子，原来已经写好了，题目是《评肖云儒的文艺新闻写作》，要我拿去看看，提意见。我心律不齐地走了。
文章竟有七八千字，通过《看陈毅怎样当市长》《农民进电影公司审片》《世界濒危鸟类朱鹮增加到10只》《秦岭山中记者与野生大熊猫亲密接触》等十几篇消息，总结了我新闻写作的一些特色，如抓特点、抓细节、视角求异、表述明快而个人化等等，多有奖掖。我又读得一身大汗，跑去找主编程走，他和我一道下放汉中，在一个宿舍住过，话好说。我请他务必劝万里撤下稿子，我说专门对一个记者的新闻写作作长篇评论，报社还无先例。我是个编副刊的，写消息极少，报社老记者如李迢、王嵛昆、元树德、薛养玉、车轰、程友民，比我写得多、写得好的多了去了，无论如何这“先例”轮不上我。程走开始还说服我，后来便光笑，可能笑我是惊弓之鸟吧……□肖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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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1年9月，我开始了在陕报的日子，不到21岁，当然人人都叫小肖。不久发现，大家成天吊在嘴上的是另外一个“小”，“小丁”。“小丁今天说了”“这事得问小丁”“小丁同意吗？”打问“小丁”何许人？答曰就是丁济沧，我吓一跳，一社之总（那时没有社长）、给毛主席校对过文章的延安老革命，难道可以叫成小字辈么？可那时上上下下、人前人后谁都这么叫，说是打延安叫习惯了。我叫不出口，硬撑着喊了几个月“丁总”，总感觉有些生分，只好入乡随俗改叫了“小丁”，感觉果然大变，一下便亲近起来。
“小丁”便这样由老丁叫到丁老，由西安叫到北京，由《陕西日报》总编叫成《人民日报》副总编，一直叫到八九十岁。“小丁”和一个时代、一种风气，一道留在了回忆中。
二
那时陕报在西安东大街，现在的皇城宾馆。院内有一座礼堂兼食堂，可只随便摆了三两张方桌——因为还兼着纸库，码到顶的卷筒纸占去了一大半空间。就这三两张桌子也少有人坐，大家喜欢端着大老碗圪蹴在礼堂屋檐下的水沟牙子上吃饭，边吃边谝，交换信息，每天都演关中农村的老碗会。报社的头面人物，像章彬、张光、程万里、陈明、杨田农、袁良、党沛、毛锜等等，都是老碗会骨干成员。倒是不大见小丁，想是上海人腿功欠火，圪蹴不下来。印厂有位老师傅是秦腔名旦华美丽的铁杆戏迷，“迷级”超过了现在“粉丝”中的“钢丝”，他听不得别人说华美丽半个“不”字。几个饭场上的朋友逗他，偏偏圪蹴一旁专贬华美丽，专让他听见。你猜怎么着？老师傅呼地跳起来，一扬手抡圆360度，将满老碗旗花面扣在了一位哓舌者的头上，气呼呼地扬长而去。
说到张光，这里还要特意感谢一回。有年夏天，报社组织去沣河游泳（那时的水还又深又清），我水性不太好，年轻不知深浅，被一股湍流冲到了深处，正死去活来挣扎，张光好似浪里白条赶过来，救小命于鬼门关前。我在沙滩上稍坐，旋又跳进河里，不是不怕死，是想向大家证明自己不怕死，也是想检验一下刚捡回来的这条命好使不好使。最近，我和北京作家徐刚在电视里谈秦岭生态，还调侃说现在的沣河又浅又浑，怕是连我这“矮脚虎”也淹不死了。
三
有天我的领导、文艺部主任杨田农交给一项光荣任务：帮助农民诗人王老九改稿，编发《秦岭》副刊。建国初期，王老九以那首广为流传的《想起毛主席》闻名全国，“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做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中国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换拖拉机。”很多人都会背诵。
老汉60多了，从临潼来报社，住在地坑里的红楼招待所（曾是国民党省党部），时值冬季，地坑阳光不足，挺冷。我们便到篮球场北边的南墙下晒着暖暖改诗。他的诗写在报社200字的直行稿纸上，字有核桃大，边念边改，想不出了便解开棉袄逮虱子。墙外飘过腊味店的香味，诱惑着还未从大饥饿中恢复的胃。飘过来的还有名女人春女连说带唱的疯话。春女是西安城里家喻户晓的一个传说，小50岁了，家极富而貌极丑，老嫁不出去，导致神经失常，放到现在，堪称超“齐天大剩”级的剩女。
一上午诗改完了，经田农审定发了稿。转年夏天，新华社记者还来拍了《农民诗人王老九当上了陕西日报业余编辑》的照片，全国发通稿。画面上，副刊组长吕振岳和王老九作探讨稿件状，著名诗人毛锜和我作陪。遗憾的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编改的是哪首诗。那张照片我曾特意珍藏，一珍藏反而找不到了。
四
又一次，文艺部副主任叶浓交给我和张田一沓稿子，竟是大作家柳青的《饲养管理三字经》。这以前，我曾给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大作家去过组稿信，后来老杜寄来一稿，汶石回信说暂时无短稿，而柳青杳无回音。我不死心，便“打上门去”，跑到长安皇甫村去面约。走进他住的中宫寺，穿对襟褂平头蓄髭的柳青很不留面子，说：“云儒，稿子不是‘约’出来的，不是命题写得出的。心里有话才有稿子，有了稿子我会寄去。”他说得很慢，好像在斟酌用词，不要伤了眼前的年轻人。他的目光有一种穿透力，像解剖刀。
现在果然寄来了，是作为自由来稿寄的，秀气的钢笔字写在发灰的糙纸上。在给编辑部的信里，柳青以一位驻村干部的口气，说明编《饲养管理三字经》的用意，是因为农村草料紧缺（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想用这种通俗的形式归纳一下喂养牲口的经验，在农村推广。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觉得有几句韵似可推敲，便斗胆改了。叶浓并不认同我的做法，要我们送去让本人过目。柳青见了我改的韵，显然不高兴，“你是南方人，说北京话，我的韵是老陕话，农村好流传。”他又用解剖刀般的目光，在镜片后面看着我。
《饲养管理三字经》发表后，在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人民日报》转载了，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联系到柳青后来写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预见性地提出陕北应该尽早休耕粮食、还林还草、多种苹果，我对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人的社言责任感理解更深了。作家不但是社会和心灵的书记员，也应该是社会和心灵的建设者啊。
五
文革十多年，我离开了报社，待过大巴山的农村，待过三线工厂，待过专跑基层的地市报纸，在命运的颠踬播弄中，在人生的摸爬滚打中，认真阅读中国这本大书。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又调回编辑部，人到中年能重操自己热爱的事业，当然十分珍惜，便一头扎了进去。这期间编稿量较多，消息写作中也总想着探索、出新，便浪得了几个全国、省上、报社的新闻奖。
一天，时任副总编的程万里把我叫去，说《新闻研究》（后来发展为《新闻知识》）的主编刘成祖（程走）约他写一篇研究新闻写作的文章，他选择我的消息写作来评论。我吓得拨浪鼓似地摇手、摇头，连说不可不可不可。我谈了许多顾虑，总起来就是文革刚过，余悸未消，“椽子出头必先烂”，说时大汗淋漓。万里说现在拨乱反正了，这不是表扬你，而是提倡、鼓励大家解放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千万不要有顾虑。难怪他后来调到省委宣传部当领导，到底看得开阔。说着他从抽屜里拿出一沓稿子，原来已经写好了，题目是《评肖云儒的文艺新闻写作》，要我拿去看看，提意见。我心律不齐地走了。
文章竟有七八千字，通过《看陈毅怎样当市长》《农民进电影公司审片》《世界濒危鸟类朱鹮增加到10只》《秦岭山中记者与野生大熊猫亲密接触》等十几篇消息，总结了我新闻写作的一些特色，如抓特点、抓细节、视角求异、表述明快而个人化等等，多有奖掖。我又读得一身大汗，跑去找主编程走，他和我一道下放汉中，在一个宿舍住过，话好说。我请他务必劝万里撤下稿子，我说专门对一个记者的新闻写作作长篇评论，报社还无先例。我是个编副刊的，写消息极少，报社老记者如李迢、王嵛昆、元树德、薛养玉、车轰、程友民，比我写得多、写得好的多了去了，无论如何这“先例”轮不上我。程走开始还说服我，后来便光笑，可能笑我是惊弓之鸟吧……□肖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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