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绝响》题外话

出生于农村五六十年代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是《群山绝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2月版）的热衷读者。他们从小说里看到了自身的往昔生活；或者从父辈嘴里听来的絮絮叨叨的陈年琐事——如今因阅读小说的形象化与极具细节化，而留下比较完整的，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与认知。

这部长篇我用毛笔写了三年时间。冷冻一段时间开始修改，断断续续地修改了两年时间，出版不久即二次印刷，现已三次印刷。

我的妻子不怎么读我的作品。但是这一本《群山绝响》，她连看两天读完了，非常稀罕地夸赞了几句。要知道在多数妻子眼里，丈夫大抵是种乏善可陈的动物。不过妻子同时批评，或者说质疑：当时的农村真有这么苦吗？我一参加工作就在人民公社机关工作了两年，天天下乡，感觉没这么严重嘛。我说你是一九七九年由县城下到农村公社工作的，而我小说写的是一九七六年，时代变了，尽管不是后来的巨变，但根本原因是，你是城里吃商品粮长大的，我是乡下吃农业粮长大的，切肤感受只能是我而不是你，妻子不再吱声。

恰在此时，我微信晒元宵，说我小时候只从大人嘴里听说元宵、粽子、月饼、年糕之类的节令美食，生活里却不曾见过。一位女作家留言说我夸大其词，称她记忆里并不如此。我说你也是城里吃商品粮的，知道晋惠帝典故吗？某年乡村大饥荒，到处饿死人，面对大臣奏报，晋惠帝以反问语气给出了解决方案：老百姓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网上不时看见一些言论，说那时很平等。此说不无道理，只是表述欠缺完整与确切。妥帖的说法似应这样：那时的商品粮之间比较平等，那时的农业粮之间比较平等。但是商品粮与农业粮之间，就大不平等了。八亿农业粮人均收入，不到一亿商品粮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农村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所以那个时代，除了国家宏大的“两弹一星”神话外，真正诱惑底层人的神话是——跳农门、吃商品粮。

但我，并不想以“诉说苦难”为基调来写我的这部长篇。况且纵向比较民国战乱年代，新中国的光景简直好得很了。再说文学作品，有别于“灾情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美学义务。我侧重要写的是黎民之朴素、伦理之亲爱，地域之旖旎、乡风之别样——特别是生命之草芥且坚韧。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四大关键点：一九一一年帝制终结；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群山绝响》写的是一九七六年，故事发生到终结仅九个月，即周总理去世到毛主席去世期间。壮丽国史自有史家书写，微末民生理当作家填补。

我自以为完成了某件使命。我无愧于生我养我的至亲与土地，对得起培养我的师友与广大读者。□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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