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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闻一多
语音播报：
“闻亭”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为纪念闻一多而建
闻一多治印
闻一多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
清华园的清雅
1932年8月，父亲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他谢绝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亲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号。这里有大小房间共14间。电灯、电话、冷热水、卫生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也十分幽静。宽敞的庭院由矮柏围成院墙，一条甬道直通居室。
这是父亲一生中住过得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兴，再一次施展了艺术家的才能，对新居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布置。母亲说，“新南院”的住户，大多在院内栽种各种花卉。父亲却在甬道两旁植上碧绿的草坪。草坪上只各点缀一个鱼缸，里面几枝淡雅的荷花，几条金鱼在其间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别人家院里五彩缤纷，我们院中却满目青翠。
最令父亲自己满意的，大概要算他亲手在书斋窗前栽种的那几丛竹子了。他爱竹如宝，精心伺弄，使它们生长得枝繁叶茂，后来在昆明还时常念起来呢。
这潇潇翠竹、茸茸绿茵，透过书斋纱窗，与斋内满壁的古书、根雕的太师椅浑然一气，构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满诗意的画面，人在其中，不由不勾起无穷的雅兴。
回到母校，父亲倍感亲切。清华园学术气氛浓厚，校内环境清静，父亲埋头书案潜心治学，正如他在《园内》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像苍松一般“猛烈地”，像西山一般“静默地”工作。
真名士的熏陶
自武大以来，父亲便潜心古典文学。回清华后，完全沉迷于古籍并乐而忘返。这种痴情也和他近年来内心的苦闷矛盾不无关系。到清华的第二年，父亲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倾诉道：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向内”的路果然越走越宽，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除许多唐诗研究的成果外，从青大开始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多有所获；而《诗经》研究也硕果累累。冯友兰与叶公超后来谈起当代文人，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的成功者”。
父亲也十分自信。他在对臧克家谈到陈梦家的考古成绩时说：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
这颗诗人的心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确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亲遇难后编《闻一多全集》，曾惊叹父亲治理古代文献：
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朱自清先生在谈到“学者中有诗人的闻一多”时，也特别指出了他治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盛赞父亲的学术散文“简直是诗”。
有这样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赵俪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
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风味的礼让。
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其烦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
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
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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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亭”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为纪念闻一多而建
闻一多治印
闻一多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
清华园的清雅
1932年8月，父亲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他谢绝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亲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号。这里有大小房间共14间。电灯、电话、冷热水、卫生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也十分幽静。宽敞的庭院由矮柏围成院墙，一条甬道直通居室。
这是父亲一生中住过得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兴，再一次施展了艺术家的才能，对新居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布置。母亲说，“新南院”的住户，大多在院内栽种各种花卉。父亲却在甬道两旁植上碧绿的草坪。草坪上只各点缀一个鱼缸，里面几枝淡雅的荷花，几条金鱼在其间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别人家院里五彩缤纷，我们院中却满目青翠。
最令父亲自己满意的，大概要算他亲手在书斋窗前栽种的那几丛竹子了。他爱竹如宝，精心伺弄，使它们生长得枝繁叶茂，后来在昆明还时常念起来呢。
这潇潇翠竹、茸茸绿茵，透过书斋纱窗，与斋内满壁的古书、根雕的太师椅浑然一气，构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满诗意的画面，人在其中，不由不勾起无穷的雅兴。
回到母校，父亲倍感亲切。清华园学术气氛浓厚，校内环境清静，父亲埋头书案潜心治学，正如他在《园内》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像苍松一般“猛烈地”，像西山一般“静默地”工作。
真名士的熏陶
自武大以来，父亲便潜心古典文学。回清华后，完全沉迷于古籍并乐而忘返。这种痴情也和他近年来内心的苦闷矛盾不无关系。到清华的第二年，父亲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倾诉道：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向内”的路果然越走越宽，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除许多唐诗研究的成果外，从青大开始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多有所获；而《诗经》研究也硕果累累。冯友兰与叶公超后来谈起当代文人，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的成功者”。
父亲也十分自信。他在对臧克家谈到陈梦家的考古成绩时说：
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
这颗诗人的心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确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亲遇难后编《闻一多全集》，曾惊叹父亲治理古代文献：
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朱自清先生在谈到“学者中有诗人的闻一多”时，也特别指出了他治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盛赞父亲的学术散文“简直是诗”。
有这样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赵俪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
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风味的礼让。
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其烦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
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
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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