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宁门到勿幕门
完整保存至今的西安明城墙,共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城门,其中不少都是既有官方的正式命名、又有民间的通俗称呼。以本文题目中列入的永宁门和勿幕门为例,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几乎全都是被叫做南门和小南门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当局在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上,似乎一度出现过不算太小的偏差。以井勿幕(1888-1918)为例,此君名泉,字文渊,祖籍陕西省蒲城县广阳镇井家原(今属铜川市印台区),出生地则是蒲城县城大什字巷,正因为如此,如今铜川和蒲城两地,都把他视为当地的杰出人物来纪念。井勿幕系陕西辛亥革命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之一,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尔后奉孙中山之命回陕发展组织,任陕西支部长。1906年再赴日本,与赵世钰等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1918年在陕西兴平县被奸人设谋杀害。陕西军民为怀念井勿幕的不朽功勋,曾将他在西安居住过的四府街更名为井上将街(井勿幕遇难多年后,被民国政府追授上将军衔),并将该街南端城墙上凿开的一门命名为勿幕门,俗称小南门。按说,井勿幕罹难于中共诞生之前,也因此不存在日后国共之争中站错队的问题,而辛亥革命又一直被中共官方所首肯,所以,井勿幕作为正面人物被肯定,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1949年以后,井勿幕这个名字却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得一干二净,四府街当然不再叫井上将街,南端的那座城门,也只剩下了小南门这么一个称呼,直到进入新世纪十年以后,小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上,才竖立起了一个制作精美的标牌,介绍井勿幕、介绍勿幕门。历史的真相得以恢复,这当然让人欣慰,但此前半个多世纪里对先贤井勿幕的无理封杀,至今忆起,仍让人不胜唏嘘。
我曾在临近永宁门的大湘子庙街东头的一所大宅院中居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西安晚报社,则位于太阳庙门西端、勿幕门里的四府街上。从永宁门出发,经由大湘子庙街、小湘子庙街、五岳庙门街、太阳庙门街,到勿幕门里再北拐步入四府街,这样一段路程,几十年来我反反复复走了无数次。西安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我最熟悉的,想来应该是由几条名称不同的短街连接而成的这么一条长街。
然而有一天,忽然发现,对这条耳鬓厮磨了几十年的街道,我其实还多有了解甚少之处。
那是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的一次全委会上,我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卢兢委员相识以后。卢兢女士告诉我,她母亲的家就在太阳庙门街13号(当然,随着对旧城的拆迁改造,这个大宅子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她的外祖父童曙明,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任扶风县县长,官声颇佳,被当地百姓誉为“童善人”。果然,在百度百科中,对童曙明有如下介绍:“童曙明(1885-1958),西安市人,满族。出身于仕宦之家,性柔而和善,生活简朴,为人正直。民国二十二年(1933)任陕西扶风县县长。时值关中大旱,颗粒无收,虫灾、瘟疫蔓延,人口锐减,全县16万人递减至不足10万。……为减轻全县人民负担,他决然卖掉自己在西安的一所私宅,以卖房所得来支付县衙人员薪俸。童曙明在扶风县任职期间,曾两次被上级调动,均被全县民众推举代表赴省请愿而留任。最后调离时,县人热烈欢送。为颂扬他的品德,县人王子范、张君范等人倡导,集资在县政府门前树立碑石,镌刻‘与民休息’四个大字,以资纪念。”
在我自以为熟悉的太阳庙门街,竟然生活过一位如此高风亮节的民国官员,而这位可敬的官员,又居然长久不为像我这样理应对太阳庙门较为了解的人所知晓,顿时,我不禁百感交集,心中亦五味杂陈。
卢兢女士告诉我,在任职扶风之前,童曙明老人还在宁陕县当过县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宁陕县委曾派人来西安,找到了卢兢的母亲,说是要在当地为童曙明立碑,请家属提供有关资料,但被卢兢的母亲婉拒了。由此可知,童曙明老人在宁陕的口碑也不错。
卢兢女士还告诉我,1949年,童曙明老人已经64岁了,以他的年龄、他的身份,显然不可能在新社会谋得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饭碗,好在当年卖掉太阳庙门街的大宅子以后,还在东关索罗巷买了一个小院,童曙明老人在此栖居,靠老伴儿及儿女糊火柴盒、倒线度日。为了改变生活的窘境,1958年,童曙明老人曾投书求助在北京的邵力子。但信发出后不久,一场因感冒引发的呼吸道疾病,只用了短短三天时间,便夺去了童曙明老人羸弱的生命。邵力子倒是很快就伸出了援手,但可惜为时已晚了。
曾向扶风的熟人问起过童曙明老人,听他们说,那块为童曙明立下的功德碑,虽历经劫难,至今仍有半块残碑收藏于县博物馆,供人瞻仰。
如今,我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勿幕门里的一座公寓楼里。每天早上,我会沿着环城公园从西向东,去永宁门外打太极拳;事毕,又常常会步入永宁门,从东向西,沿着湘子庙街(如今,大、小湘子庙街已经合二为一)、五岳庙门街、太阳庙门街至勿幕门里回家。这一条路,我已经走了几十年、走过无数遍。在这条路上,过去,我偶尔会想起井勿幕,而如今,童曙明这个名字,则常常会浮现在脑海之中。在这条路上,井勿幕、童曙明都是先行者,他们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我们理应永志不忘。
写完上述文字,沏上一壶好茶,在袅袅茶香中沉思。忽然,一个身影在眼前浮现。此君名叫陈学鼎,是五岳庙门街曾经的居民。
我和陈学鼎仅有一面之识,那是1959年9月,不到17岁的我从西安市师范学校中师毕业,分配到与五岳庙门街毗邻的大保吉巷小学教书,陈学鼎的女儿陈荣校,是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个四年级班的学生。
初任教职,工作不敢不格外认真,于是拿了学生名册一个一个去家访。陈学鼎住在如今西安警备区对面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里,从学生登记表上得知他在中共西安市委上班,但具体做什么工作,则不曾想到有打问的必要。陈学鼎非常友善地接待了我,只是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
我在大保吉巷小学工作了很短时间后,被选派到西安外国语学院进修俄语,和陈荣校、陈学鼎父女,自然也就无缘再见。直到前年,我应邀去铜川采风,在照金革命根据地旧址的展览中,才知道陈学鼎,是一位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便投身革命的前辈。1959年9月,他应该是在中共西安市委的某个部门担任着领导职务。回想起我和他的短暂相聚,成熟和青涩、老到与幼稚所形成的反差,一定会让旁观者(如果有旁观者的话)忍俊不禁。但难得的是,回忆起来,当时我竟然不曾有半点拘谨,陈学鼎也不曾有丝毫“威严”。人与人(哪怕是高官与平民)之间的交流,就理应如此。
陈学鼎于1982年辞世;而陈荣校,如今也应该是六十大几的老人了。
从永宁门到勿幕门,在这条由几条短街连成的长街上漫步,让我怀念的先贤中,也有陈学鼎。□商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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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保存至今的西安明城墙,共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城门,其中不少都是既有官方的正式命名、又有民间的通俗称呼。以本文题目中列入的永宁门和勿幕门为例,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几乎全都是被叫做南门和小南门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当局在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上,似乎一度出现过不算太小的偏差。以井勿幕(1888-1918)为例,此君名泉,字文渊,祖籍陕西省蒲城县广阳镇井家原(今属铜川市印台区),出生地则是蒲城县城大什字巷,正因为如此,如今铜川和蒲城两地,都把他视为当地的杰出人物来纪念。井勿幕系陕西辛亥革命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之一,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尔后奉孙中山之命回陕发展组织,任陕西支部长。1906年再赴日本,与赵世钰等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1918年在陕西兴平县被奸人设谋杀害。陕西军民为怀念井勿幕的不朽功勋,曾将他在西安居住过的四府街更名为井上将街(井勿幕遇难多年后,被民国政府追授上将军衔),并将该街南端城墙上凿开的一门命名为勿幕门,俗称小南门。按说,井勿幕罹难于中共诞生之前,也因此不存在日后国共之争中站错队的问题,而辛亥革命又一直被中共官方所首肯,所以,井勿幕作为正面人物被肯定,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1949年以后,井勿幕这个名字却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得一干二净,四府街当然不再叫井上将街,南端的那座城门,也只剩下了小南门这么一个称呼,直到进入新世纪十年以后,小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上,才竖立起了一个制作精美的标牌,介绍井勿幕、介绍勿幕门。历史的真相得以恢复,这当然让人欣慰,但此前半个多世纪里对先贤井勿幕的无理封杀,至今忆起,仍让人不胜唏嘘。
我曾在临近永宁门的大湘子庙街东头的一所大宅院中居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西安晚报社,则位于太阳庙门西端、勿幕门里的四府街上。从永宁门出发,经由大湘子庙街、小湘子庙街、五岳庙门街、太阳庙门街,到勿幕门里再北拐步入四府街,这样一段路程,几十年来我反反复复走了无数次。西安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我最熟悉的,想来应该是由几条名称不同的短街连接而成的这么一条长街。
然而有一天,忽然发现,对这条耳鬓厮磨了几十年的街道,我其实还多有了解甚少之处。
那是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的一次全委会上,我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卢兢委员相识以后。卢兢女士告诉我,她母亲的家就在太阳庙门街13号(当然,随着对旧城的拆迁改造,这个大宅子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她的外祖父童曙明,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任扶风县县长,官声颇佳,被当地百姓誉为“童善人”。果然,在百度百科中,对童曙明有如下介绍:“童曙明(1885-1958),西安市人,满族。出身于仕宦之家,性柔而和善,生活简朴,为人正直。民国二十二年(1933)任陕西扶风县县长。时值关中大旱,颗粒无收,虫灾、瘟疫蔓延,人口锐减,全县16万人递减至不足10万。……为减轻全县人民负担,他决然卖掉自己在西安的一所私宅,以卖房所得来支付县衙人员薪俸。童曙明在扶风县任职期间,曾两次被上级调动,均被全县民众推举代表赴省请愿而留任。最后调离时,县人热烈欢送。为颂扬他的品德,县人王子范、张君范等人倡导,集资在县政府门前树立碑石,镌刻‘与民休息’四个大字,以资纪念。”
在我自以为熟悉的太阳庙门街,竟然生活过一位如此高风亮节的民国官员,而这位可敬的官员,又居然长久不为像我这样理应对太阳庙门较为了解的人所知晓,顿时,我不禁百感交集,心中亦五味杂陈。
卢兢女士告诉我,在任职扶风之前,童曙明老人还在宁陕县当过县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宁陕县委曾派人来西安,找到了卢兢的母亲,说是要在当地为童曙明立碑,请家属提供有关资料,但被卢兢的母亲婉拒了。由此可知,童曙明老人在宁陕的口碑也不错。
卢兢女士还告诉我,1949年,童曙明老人已经64岁了,以他的年龄、他的身份,显然不可能在新社会谋得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饭碗,好在当年卖掉太阳庙门街的大宅子以后,还在东关索罗巷买了一个小院,童曙明老人在此栖居,靠老伴儿及儿女糊火柴盒、倒线度日。为了改变生活的窘境,1958年,童曙明老人曾投书求助在北京的邵力子。但信发出后不久,一场因感冒引发的呼吸道疾病,只用了短短三天时间,便夺去了童曙明老人羸弱的生命。邵力子倒是很快就伸出了援手,但可惜为时已晚了。
曾向扶风的熟人问起过童曙明老人,听他们说,那块为童曙明立下的功德碑,虽历经劫难,至今仍有半块残碑收藏于县博物馆,供人瞻仰。
如今,我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勿幕门里的一座公寓楼里。每天早上,我会沿着环城公园从西向东,去永宁门外打太极拳;事毕,又常常会步入永宁门,从东向西,沿着湘子庙街(如今,大、小湘子庙街已经合二为一)、五岳庙门街、太阳庙门街至勿幕门里回家。这一条路,我已经走了几十年、走过无数遍。在这条路上,过去,我偶尔会想起井勿幕,而如今,童曙明这个名字,则常常会浮现在脑海之中。在这条路上,井勿幕、童曙明都是先行者,他们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我们理应永志不忘。
写完上述文字,沏上一壶好茶,在袅袅茶香中沉思。忽然,一个身影在眼前浮现。此君名叫陈学鼎,是五岳庙门街曾经的居民。
我和陈学鼎仅有一面之识,那是1959年9月,不到17岁的我从西安市师范学校中师毕业,分配到与五岳庙门街毗邻的大保吉巷小学教书,陈学鼎的女儿陈荣校,是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个四年级班的学生。
初任教职,工作不敢不格外认真,于是拿了学生名册一个一个去家访。陈学鼎住在如今西安警备区对面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里,从学生登记表上得知他在中共西安市委上班,但具体做什么工作,则不曾想到有打问的必要。陈学鼎非常友善地接待了我,只是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
我在大保吉巷小学工作了很短时间后,被选派到西安外国语学院进修俄语,和陈荣校、陈学鼎父女,自然也就无缘再见。直到前年,我应邀去铜川采风,在照金革命根据地旧址的展览中,才知道陈学鼎,是一位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便投身革命的前辈。1959年9月,他应该是在中共西安市委的某个部门担任着领导职务。回想起我和他的短暂相聚,成熟和青涩、老到与幼稚所形成的反差,一定会让旁观者(如果有旁观者的话)忍俊不禁。但难得的是,回忆起来,当时我竟然不曾有半点拘谨,陈学鼎也不曾有丝毫“威严”。人与人(哪怕是高官与平民)之间的交流,就理应如此。
陈学鼎于1982年辞世;而陈荣校,如今也应该是六十大几的老人了。
从永宁门到勿幕门,在这条由几条短街连成的长街上漫步,让我怀念的先贤中,也有陈学鼎。□商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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