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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李微含
语音播报：
长篇小说《地道战》
李微含是谁？
李微含是一位作家，一位老作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老作家。他和李克合著的长篇小说《地道战》，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画为大画家罗工柳的作品，可见当时该书的地位不可小觑。他1922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韩村堡，1939年参加革命后，入延安鲁艺学习，历任延安抗战剧团演员，边区艺术学校教师，人民文工团创作员，解放后任北京市文艺处编审科长，北京市文联编辑部长，《北京文艺》编辑。在担任北京文艺编审科长期间，他和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协助赵树理编辑《说说唱唱》，与周扬合编了一部陕北民歌选。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颇有声望的大作家，竟然被他家乡一个刊物的青年编辑多次寻找，庐山真面目才被寻觅到。2018年冬，我年逾85岁的老父亲屈超耘接到来自《周山至水》编辑部马选红先生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为了寻找周至县已故多年的知名作家李微含，辗转了数月才把电话打到了父亲这。
令父亲疑惑的是，马选红先生是怎么知道他与李微含的关系的？
说起马选红寻找李微含，可真是一波三折。《周山至水》是周至县的一本乡土刊物，专登周至的名人名事、名山名水、名楼名阁。当马选红得知李微含这位名作家是周至县人时，便开始了寻找之旅，他找遍了周至县的各类文化人，但对方都说不知道。最后，他想到了周至的另一文化名人周明，他50年代中期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曾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他的那部《记冰心》中外闻名。然而周明先生说，李微含其人他只听说过，具体情况他了解得不多。
虽然有些沮丧，但马先生仍然多渠道打听，最后打听到原陕西省作协办公室主任姜鸿章先生，由于姜先生的老家在户县，也就是今天的鄠邑区，且是80多岁的老人，估计他应该熟悉李微含。去年金秋时节一个晴朗的周日，马先生又辗转来到了鄠邑区，在一所乡镇的民居里，他见到了姜先生，而得到的回答令马先生更加郁闷，这位在作协工作了数十年的老文艺工作者，却不知道李微含是何许人也。而意外的收获是，姜先生的堂侄孙、西安高新学院的团委书记姜正一，却是户县籍老作家屈超耘的孙女婿，于是，便拿到了父亲的电话号码。
马先生之所以要找我父亲屈超耘，是由于在新浪博客上，读到了我的一篇纪实散文《我的两个父亲》，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地介绍了两个父亲的一生，尤其是我的亲生父亲，是在得到了作家李微含的鼓励与赠书后，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的这篇文章刊出后，被不少网友转载。没想到就是这段文字成全了马先生，让他在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得来全不费工夫。
两位一老一少、同为终南山下的乡党文友，在父亲的寄寞庄书房里娓娓交谈了一个下午，有关父亲与李微含的相识与相交，听得马先生激动万分。
那是1950年春季，15岁的父亲在他舅家养病，一个晴朗的早上，正在台阶上与外婆晒太阳的父亲，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四个兜兜干部装的人，向他和外婆走来。外婆问他寻谁哩？“三婆，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端端（李的奶名），来看你来了。”“是端端，三婆都认不出来了。”父亲看着气度不凡的陌生人，就问外婆端端是谁？外婆说，他是村东头九舅家的儿子端端。说着，父亲的外婆和端端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叙家常，对父亲说，去给你端端哥端茶去。
父亲从屋里端来了茶水后，就与他的端端哥聊上了。“你在武成中学念书，有个叫曹文翰的老师你认得不？”“认得，他是我的国文老师。”端端哥说，曹文瀚和他同过学。聊了几句闲话，父亲就想到了九舅解放后说的话，便问端端哥：“听我九舅说，你是给毛主席当秘书长的大干部，回来咋不坐屎巴牛小轿车哩？”“甭听你舅胡说，人家毛主席的秘书长叫李维汉，咱是李微含，虽然名字的发音一样，却是两个人，人家的确是毛主席的秘书长，咱是写文章的小人物。”接着，他又笑着说：“”说来我过去的名字确实叫李维汉，到了鲁艺后，周扬同志说，我的名字与李维汉同名，就将我的名字改成了李微含，微笑的微，含苞待放的含。”
父亲一听说端端哥是写文章的，更加来了精神，就给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小事。刚上了两年初中的父亲，因为爱好文学，曾在学校墙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满山红叶》的小文章，竟被老师叫去追问是啥意思。他给老师解释说，那是在村子后面，有一片柿林，到了秋末初冬时节，树叶全变成了红色，十分好看，没有别的意思。在那个忌讳红色的年代，老师知道了原委后才没有追究。听了父亲的话，端端哥说：“亲民（父亲的奶名），你爱好文学，可你要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学作品，是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要当作家就得去艰苦的地方熟悉生活、感悟生活，就得多读书多思考，把自己熟悉、感悟、思考的东西，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下来，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后就变成了文学作品。”由于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第二天那个自称端端哥的人又来到父亲的舅家，送给他了一部小说《渭河两岸》，那是一种粗糙的黄色纸印成的长篇小说。
也正是李微含先生的这一鼓励，1951年父亲参加了工作，继而放弃了他在省城工作的优越条件，来到了秦岭深处的商洛山里商县，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体验。在商洛山里，父亲一边积极工作，一边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创作出了许多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小说《我和永清》、诗歌《测量队来到了丹江边》、戏剧《桑园人家》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尤其是戏剧《桑园人家》出版了单行本后，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改革开放后，他又写起了杂文，还当选了陕西杂文学会副会长。
当马选红先生看到客厅里悬挂的寄寞庄庄号时，便问父亲是怎么来的？父亲说这要感谢《西安晚报》的副总编辑高平先生，是他1984年6月远赴丹凤组稿，从7月起《寄寞庄杂记》专栏在该报连载。父亲说，其实，他从1957年发表诗歌《迎春曲》，到2007年的随笔《爱荷新新说》，他与《西安晚报》有整整50年的交情，期间《四十六载翰墨缘》叙说与《西安晚报》结下了友情。也就是从此“寄寞庄”成了他的斋号。
父亲的文学创作有了点名堂后，他欲联系曾鼓励他的老师端端哥，也就是李微含先生，不料，自己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80年代末，突然一个从北京市文联回丹凤探亲的老先生，找到了父亲聊天，当谈到李微含时，老先生告诉父亲，他曾经和李微含先生在一起工作过，李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又回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工作，1985年因病去世，终年63岁。
为了怀念这位鼓励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家老师，父亲在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刊物《书海》上发表了纪念文章，以寄托他对端端哥的思念之情。父亲的娓娓讲述，听得马选红先生唏嘘不已，并特意向父亲约稿《怀念作家李微含》。
至于李微含这样有成就的作家，为何不被地方人所熟知，那是因为他1939年就离开了故乡，1957年划右，创作、发表作品的自由被限制，艺术生命被早早地扼杀了，尽管后来得到了平反，但已进入老境，很少回终南山下的周至老家，直到1985年去世。先生去世后，尽管父亲在《书海》杂志上发表过怀念文章，但那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也就鲜有人知。特别是李微含的家乡韩村在1958年由于县域调整划归户县，时过境迁，周至人不知道，户县人也不知道，这才造成马选红为寻找他费了一番周折。
让我值得欣慰的是，自己不经意的一段文字，却成就了让后人得以知晓大作家的机会。在我看来，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就像先生的小说《地道战》，尽管它不是影视剧中的地道战，但只要人们提起这部作品，自然就会记起有一个大作家，他的名字叫李微含。□刘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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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地道战》
李微含是谁？
李微含是一位作家，一位老作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老作家。他和李克合著的长篇小说《地道战》，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画为大画家罗工柳的作品，可见当时该书的地位不可小觑。他1922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韩村堡，1939年参加革命后，入延安鲁艺学习，历任延安抗战剧团演员，边区艺术学校教师，人民文工团创作员，解放后任北京市文艺处编审科长，北京市文联编辑部长，《北京文艺》编辑。在担任北京文艺编审科长期间，他和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协助赵树理编辑《说说唱唱》，与周扬合编了一部陕北民歌选。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颇有声望的大作家，竟然被他家乡一个刊物的青年编辑多次寻找，庐山真面目才被寻觅到。2018年冬，我年逾85岁的老父亲屈超耘接到来自《周山至水》编辑部马选红先生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为了寻找周至县已故多年的知名作家李微含，辗转了数月才把电话打到了父亲这。
令父亲疑惑的是，马选红先生是怎么知道他与李微含的关系的？
说起马选红寻找李微含，可真是一波三折。《周山至水》是周至县的一本乡土刊物，专登周至的名人名事、名山名水、名楼名阁。当马选红得知李微含这位名作家是周至县人时，便开始了寻找之旅，他找遍了周至县的各类文化人，但对方都说不知道。最后，他想到了周至的另一文化名人周明，他50年代中期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曾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他的那部《记冰心》中外闻名。然而周明先生说，李微含其人他只听说过，具体情况他了解得不多。
虽然有些沮丧，但马先生仍然多渠道打听，最后打听到原陕西省作协办公室主任姜鸿章先生，由于姜先生的老家在户县，也就是今天的鄠邑区，且是80多岁的老人，估计他应该熟悉李微含。去年金秋时节一个晴朗的周日，马先生又辗转来到了鄠邑区，在一所乡镇的民居里，他见到了姜先生，而得到的回答令马先生更加郁闷，这位在作协工作了数十年的老文艺工作者，却不知道李微含是何许人也。而意外的收获是，姜先生的堂侄孙、西安高新学院的团委书记姜正一，却是户县籍老作家屈超耘的孙女婿，于是，便拿到了父亲的电话号码。
马先生之所以要找我父亲屈超耘，是由于在新浪博客上，读到了我的一篇纪实散文《我的两个父亲》，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地介绍了两个父亲的一生，尤其是我的亲生父亲，是在得到了作家李微含的鼓励与赠书后，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的这篇文章刊出后，被不少网友转载。没想到就是这段文字成全了马先生，让他在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得来全不费工夫。
两位一老一少、同为终南山下的乡党文友，在父亲的寄寞庄书房里娓娓交谈了一个下午，有关父亲与李微含的相识与相交，听得马先生激动万分。
那是1950年春季，15岁的父亲在他舅家养病，一个晴朗的早上，正在台阶上与外婆晒太阳的父亲，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四个兜兜干部装的人，向他和外婆走来。外婆问他寻谁哩？“三婆，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端端（李的奶名），来看你来了。”“是端端，三婆都认不出来了。”父亲看着气度不凡的陌生人，就问外婆端端是谁？外婆说，他是村东头九舅家的儿子端端。说着，父亲的外婆和端端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叙家常，对父亲说，去给你端端哥端茶去。
父亲从屋里端来了茶水后，就与他的端端哥聊上了。“你在武成中学念书，有个叫曹文翰的老师你认得不？”“认得，他是我的国文老师。”端端哥说，曹文瀚和他同过学。聊了几句闲话，父亲就想到了九舅解放后说的话，便问端端哥：“听我九舅说，你是给毛主席当秘书长的大干部，回来咋不坐屎巴牛小轿车哩？”“甭听你舅胡说，人家毛主席的秘书长叫李维汉，咱是李微含，虽然名字的发音一样，却是两个人，人家的确是毛主席的秘书长，咱是写文章的小人物。”接着，他又笑着说：“”说来我过去的名字确实叫李维汉，到了鲁艺后，周扬同志说，我的名字与李维汉同名，就将我的名字改成了李微含，微笑的微，含苞待放的含。”
父亲一听说端端哥是写文章的，更加来了精神，就给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小事。刚上了两年初中的父亲，因为爱好文学，曾在学校墙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满山红叶》的小文章，竟被老师叫去追问是啥意思。他给老师解释说，那是在村子后面，有一片柿林，到了秋末初冬时节，树叶全变成了红色，十分好看，没有别的意思。在那个忌讳红色的年代，老师知道了原委后才没有追究。听了父亲的话，端端哥说：“亲民（父亲的奶名），你爱好文学，可你要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学作品，是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要当作家就得去艰苦的地方熟悉生活、感悟生活，就得多读书多思考，把自己熟悉、感悟、思考的东西，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下来，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后就变成了文学作品。”由于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第二天那个自称端端哥的人又来到父亲的舅家，送给他了一部小说《渭河两岸》，那是一种粗糙的黄色纸印成的长篇小说。
也正是李微含先生的这一鼓励，1951年父亲参加了工作，继而放弃了他在省城工作的优越条件，来到了秦岭深处的商洛山里商县，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体验。在商洛山里，父亲一边积极工作，一边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创作出了许多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小说《我和永清》、诗歌《测量队来到了丹江边》、戏剧《桑园人家》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尤其是戏剧《桑园人家》出版了单行本后，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改革开放后，他又写起了杂文，还当选了陕西杂文学会副会长。
当马选红先生看到客厅里悬挂的寄寞庄庄号时，便问父亲是怎么来的？父亲说这要感谢《西安晚报》的副总编辑高平先生，是他1984年6月远赴丹凤组稿，从7月起《寄寞庄杂记》专栏在该报连载。父亲说，其实，他从1957年发表诗歌《迎春曲》，到2007年的随笔《爱荷新新说》，他与《西安晚报》有整整50年的交情，期间《四十六载翰墨缘》叙说与《西安晚报》结下了友情。也就是从此“寄寞庄”成了他的斋号。
父亲的文学创作有了点名堂后，他欲联系曾鼓励他的老师端端哥，也就是李微含先生，不料，自己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80年代末，突然一个从北京市文联回丹凤探亲的老先生，找到了父亲聊天，当谈到李微含时，老先生告诉父亲，他曾经和李微含先生在一起工作过，李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又回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工作，1985年因病去世，终年63岁。
为了怀念这位鼓励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家老师，父亲在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刊物《书海》上发表了纪念文章，以寄托他对端端哥的思念之情。父亲的娓娓讲述，听得马选红先生唏嘘不已，并特意向父亲约稿《怀念作家李微含》。
至于李微含这样有成就的作家，为何不被地方人所熟知，那是因为他1939年就离开了故乡，1957年划右，创作、发表作品的自由被限制，艺术生命被早早地扼杀了，尽管后来得到了平反，但已进入老境，很少回终南山下的周至老家，直到1985年去世。先生去世后，尽管父亲在《书海》杂志上发表过怀念文章，但那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也就鲜有人知。特别是李微含的家乡韩村在1958年由于县域调整划归户县，时过境迁，周至人不知道，户县人也不知道，这才造成马选红为寻找他费了一番周折。
让我值得欣慰的是，自己不经意的一段文字，却成就了让后人得以知晓大作家的机会。在我看来，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就像先生的小说《地道战》，尽管它不是影视剧中的地道战，但只要人们提起这部作品，自然就会记起有一个大作家，他的名字叫李微含。□刘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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