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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57期:第04版 视野

寻找李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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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地道战》

李微含是谁?

李微含是一位作家,一位老作家,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老作家。他和李克合著的长篇小说《地道战》,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画为大画家罗工柳的作品,可见当时该书的地位不可小觑。他1922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韩村堡,1939年参加革命后,入延安鲁艺学习,历任延安抗战剧团演员,边区艺术学校教师,人民文工团创作员,解放后任北京市文艺处编审科长,北京市文联编辑部长,《北京文艺》编辑。在担任北京文艺编审科长期间,他和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协助赵树理编辑《说说唱唱》,与周扬合编了一部陕北民歌选。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颇有声望的大作家,竟然被他家乡一个刊物的青年编辑多次寻找,庐山真面目才被寻觅到。2018年冬,我年逾85岁的老父亲屈超耘接到来自《周山至水》编辑部马选红先生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为了寻找周至县已故多年的知名作家李微含,辗转了数月才把电话打到了父亲这。

令父亲疑惑的是,马选红先生是怎么知道他与李微含的关系的?

说起马选红寻找李微含,可真是一波三折。《周山至水》是周至县的一本乡土刊物,专登周至的名人名事、名山名水、名楼名阁。当马选红得知李微含这位名作家是周至县人时,便开始了寻找之旅,他找遍了周至县的各类文化人,但对方都说不知道。最后,他想到了周至的另一文化名人周明,他50年代中期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曾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他的那部《记冰心》中外闻名。然而周明先生说,李微含其人他只听说过,具体情况他了解得不多。

虽然有些沮丧,但马先生仍然多渠道打听,最后打听到原陕西省作协办公室主任姜鸿章先生,由于姜先生的老家在户县,也就是今天的鄠邑区,且是80多岁的老人,估计他应该熟悉李微含。去年金秋时节一个晴朗的周日,马先生又辗转来到了鄠邑区,在一所乡镇的民居里,他见到了姜先生,而得到的回答令马先生更加郁闷,这位在作协工作了数十年的老文艺工作者,却不知道李微含是何许人也。而意外的收获是,姜先生的堂侄孙、西安高新学院的团委书记姜正一,却是户县籍老作家屈超耘的孙女婿,于是,便拿到了父亲的电话号码。

马先生之所以要找我父亲屈超耘,是由于在新浪博客上,读到了我的一篇纪实散文《我的两个父亲》,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地介绍了两个父亲的一生,尤其是我的亲生父亲,是在得到了作家李微含的鼓励与赠书后,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的这篇文章刊出后,被不少网友转载。没想到就是这段文字成全了马先生,让他在踏破铁鞋无觅处时,得来全不费工夫。

两位一老一少、同为终南山下的乡党文友,在父亲的寄寞庄书房里娓娓交谈了一个下午,有关父亲与李微含的相识与相交,听得马先生激动万分。

那是1950年春季,15岁的父亲在他舅家养病,一个晴朗的早上,正在台阶上与外婆晒太阳的父亲,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四个兜兜干部装的人,向他和外婆走来。外婆问他寻谁哩?“三婆,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端端(李的奶名),来看你来了。”“是端端,三婆都认不出来了。”父亲看着气度不凡的陌生人,就问外婆端端是谁?外婆说,他是村东头九舅家的儿子端端。说着,父亲的外婆和端端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叙家常,对父亲说,去给你端端哥端茶去。

父亲从屋里端来了茶水后,就与他的端端哥聊上了。“你在武成中学念书,有个叫曹文翰的老师你认得不?”“认得,他是我的国文老师。”端端哥说,曹文瀚和他同过学。聊了几句闲话,父亲就想到了九舅解放后说的话,便问端端哥:“听我九舅说,你是给毛主席当秘书长的大干部,回来咋不坐屎巴牛小轿车哩?”“甭听你舅胡说,人家毛主席的秘书长叫李维汉,咱是李微含,虽然名字的发音一样,却是两个人,人家的确是毛主席的秘书长,咱是写文章的小人物。”接着,他又笑着说:“”说来我过去的名字确实叫李维汉,到了鲁艺后,周扬同志说,我的名字与李维汉同名,就将我的名字改成了李微含,微笑的微,含苞待放的含。”

父亲一听说端端哥是写文章的,更加来了精神,就给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小事。刚上了两年初中的父亲,因为爱好文学,曾在学校墙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满山红叶》的小文章,竟被老师叫去追问是啥意思。他给老师解释说,那是在村子后面,有一片柿林,到了秋末初冬时节,树叶全变成了红色,十分好看,没有别的意思。在那个忌讳红色的年代,老师知道了原委后才没有追究。听了父亲的话,端端哥说:“亲民(父亲的奶名),你爱好文学,可你要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共产党的文学作品,是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要当作家就得去艰苦的地方熟悉生活、感悟生活,就得多读书多思考,把自己熟悉、感悟、思考的东西,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下来,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后就变成了文学作品。”由于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第二天那个自称端端哥的人又来到父亲的舅家,送给他了一部小说《渭河两岸》,那是一种粗糙的黄色纸印成的长篇小说。

也正是李微含先生的这一鼓励,1951年父亲参加了工作,继而放弃了他在省城工作的优越条件,来到了秦岭深处的商洛山里商县,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体验。在商洛山里,父亲一边积极工作,一边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创作出了许多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小说《我和永清》、诗歌《测量队来到了丹江边》、戏剧《桑园人家》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尤其是戏剧《桑园人家》出版了单行本后,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改革开放后,他又写起了杂文,还当选了陕西杂文学会副会长。

当马选红先生看到客厅里悬挂的寄寞庄庄号时,便问父亲是怎么来的?父亲说这要感谢《西安晚报》的副总编辑高平先生,是他1984年6月远赴丹凤组稿,从7月起《寄寞庄杂记》专栏在该报连载。父亲说,其实,他从1957年发表诗歌《迎春曲》,到2007年的随笔《爱荷新新说》,他与《西安晚报》有整整50年的交情,期间《四十六载翰墨缘》叙说与《西安晚报》结下了友情。也就是从此“寄寞庄”成了他的斋号。

父亲的文学创作有了点名堂后,他欲联系曾鼓励他的老师端端哥,也就是李微含先生,不料,自己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80年代末,突然一个从北京市文联回丹凤探亲的老先生,找到了父亲聊天,当谈到李微含时,老先生告诉父亲,他曾经和李微含先生在一起工作过,李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又回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工作,1985年因病去世,终年63岁。

为了怀念这位鼓励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家老师,父亲在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刊物《书海》上发表了纪念文章,以寄托他对端端哥的思念之情。父亲的娓娓讲述,听得马选红先生唏嘘不已,并特意向父亲约稿《怀念作家李微含》。

至于李微含这样有成就的作家,为何不被地方人所熟知,那是因为他1939年就离开了故乡,1957年划右,创作、发表作品的自由被限制,艺术生命被早早地扼杀了,尽管后来得到了平反,但已进入老境,很少回终南山下的周至老家,直到1985年去世。先生去世后,尽管父亲在《书海》杂志上发表过怀念文章,但那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也就鲜有人知。特别是李微含的家乡韩村在1958年由于县域调整划归户县,时过境迁,周至人不知道,户县人也不知道,这才造成马选红为寻找他费了一番周折。

让我值得欣慰的是,自己不经意的一段文字,却成就了让后人得以知晓大作家的机会。在我看来,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就像先生的小说《地道战》,尽管它不是影视剧中的地道战,但只要人们提起这部作品,自然就会记起有一个大作家,他的名字叫李微含。□刘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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