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总编王维玲
语音播报：
王维玲在工作中
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
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地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
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是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
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其中。
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
《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
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
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
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
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
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
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眯眯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
《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三十三年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电影《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
《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
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保不齐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次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
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
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
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
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
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分，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马未都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
|
语音播报：
|
王维玲在工作中
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
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地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
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是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
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其中。
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
《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
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
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
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
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
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
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眯眯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
《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三十三年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电影《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
《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
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保不齐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次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
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
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
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
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
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分，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马未都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