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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岳父
语音播报：
2015年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荣誉勋章
我的岳父薛晋颖，称其为老，一则因为年龄大，时年95周岁；二则因为资格老，1941年即参加革命；三则因为我为人婿，亦整整已是40载过去。三者居其一，都可谓老。
我入其家门之时，他作为被砸烂了的“公检法”领导，还没有被落实政策，蜗居在县木材公司当领导。那一阵，许多人都在找组织申诉、哭诉，甚至闹诉，找组织要求落实政策，他却置之脑后，一副淡然，认真履行着不属于他那个级别的职责。他的这种淡然，牺牲了他本该前途似锦的仕途，阻滞了他在更重要的位置发光。我曾问他：怎么不找组织？他说：“干甚都一样，组织会考虑。”这一干就是8年之久，他没有因为对他的不公而怨恨，也没有因为多年远离权力而焦躁。他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而等到落实了政策，他也临近离休的边缘。
他是一个固守原则的老人，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一贯如此。记得一次我去木材公司看他，他正大声训斥一个女职工，起因是那个女职工洗衣服的时候不关水龙头，任自来水随意流淌，他还坚持让这个人要写出检讨。这事被人背后说他是小题大做。即便是偶尔来我家短居几日，看到我们洗碗时水流太大，他也会气恼地推开我们自己上手，或是告诫着把水龙头关小。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买不起市场上的家具，需要自己做，请他给批一点木料。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要问问政策允许不？”虽然木料还是如期批了，婚也如期结了，这个老岳父的可爱，也深深扎在了心里。
上世纪60年代的动乱时期，公安局的职能完全瘫痪，他却依然按时上班，看看有没有事情可办。有一天，他被造反派绑在公安局大院的树上，用枪逼着他说出枪支弹药藏在哪里。他的身上挨了数不清的拳打脚踢，脸上也是青紫多处，他咬紧牙关硬是没说，直到松绑后瘫软在地上。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说，他瞪着眼睛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怎么能交给坏人，那该会死掉多少人！”
他在公安局当领导时，交通工具匮乏，办案从来都是骑自行车去街道、乡镇。即便是到了木材公司，单位有了车，他依旧故我。直到他离休在家，我在企业任职，车来车往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节约着用。”这份自律的节俭，很使人受益。
他离休后依然像上班时一样，对于国内、国际大事，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每天早晨的报纸、午间新闻、晚间新闻，他从不落下。晚年他患了白内障，视力极其不好，电视已经看不清楚，但每天晚上7点，他还会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听着播音员的每一句话。他时时和儿孙们探讨时局，评论国际大事，得益于他每天坚持不懈的学习。直到辞世前的十来天，他还躺靠在沙发上听抗击疫情，交待儿孙们要听政府的话，守在屋里，不要乱跑。
因为生活在不同年代，我们对待社会事物的看法不尽一致，常常会有观念冲突。最初几年，只要我说点出格的话，他都会大发脾气，训斥得你焦头烂额，无言以对。在别人看来，好像是翁婿二人感情不和，跟人讲起缘由，都会引起大笑不止。后来，我学会了对他理念的尊重，他学会了对我语言的包容。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倾听他讲诉战争年代的惊险和建国初期的慌忙，也倒多了一些调侃的幽默，愈发觉得老岳父的可爱之处居多。
他当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曾在文工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练就了一些器乐技艺。可是自打南下陕南，常年在地方政府和公安局工作，根本没有空闲再摆弄这些喜好。我想，那些年他的心里也一定是痒痒的。在他到了木材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了许多的空闲，他就又把青年时的喜好捡了起来，二胡、板胡、三弦、月琴、唢呐、笛子，各班武艺，他都可以操持几下。二胡、板胡、三弦尤为拿手，八路军里的歌曲首首会唱，可见战时的文工团造就了多少多面手。
离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汉中生活，他在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后并没有多少陌生，也许是因为年轻时的南征北战与南下后的扫匪下乡，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了汉中的他，在老干部活动中心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他发现老干部中有一些山西南下干部，喜欢家乡的晋剧，这正是他青少年参加革命后喜欢的事情。他要和大家一起组建一个晋剧组，把嘹亮在三晋大地的乡音在汉江之滨唱响。他与赞同这事的老干部一起找领导，得到领导的支持。就这样，一支以老干部为骨干的晋剧组成立了，他先任艺术顾问，继而任组长，他在这浓郁的乡情乡音中找到了曾经的年轻。这支经历过战争的老年晋剧队伍，似乎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挂念。他在这个晋剧组里，一干就是30多年，每周雷打不动去两次，享受着为人师尊、诲人不倦的快乐。他在家里的空余时间就是整理晋剧剧本，抄写晋剧曲谱，或者是照着曲谱拉板胡唱晋剧。晋剧组的所有曲谱，都是他亲自抄写，又掏钱复印，然后交给组里的每一个人。晋剧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我想，这一定是他对少小离家、远离故土的一种感情补偿吧！他痴迷的晋剧组里，流淌着三晋山河的亲情和音韵，流淌着一个游子不曾在父母前尽孝的愧疚。
他在居住的小区，几乎无人不识，被人尊称为薛老。这大约是因为他资格老而又为人谦和、乐于助人。他会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小区需要帮助的人，他会和小区的保安、保洁交朋友，他会大声训斥占道的司机，他会给乞讨的人买吃食……对人，无论熟悉还是陌生，他都怀有善意。
近年，国家给这批老革命颁发抗战胜利和建国70周年的共和国勋章，这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人享有的国家荣誉，他佩戴上勋章后都很动情。有一次，我看过他的勋章后问他：“这辈子你有什么遗憾的事没有？”他说：“没甚遗憾。没做过甚大事，但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很严肃，两眼闪光，像是对自己的宣言。
我与老岳父相处的这40年，他说的这话我信。
然而，在这个冬春交集之时，慈爱善良的老岳父，没有等到春天的柳绿花俏，没有走过眼前肆虐的寒潮，在国人抗击灾难的关键时期离别了这个世界。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送别，没有追悼，甚至连亲人们都困于各地，不能集于一起送他最后一程。正像他参加解放这片土地时，来了，没人知道，今天他走了，依旧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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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荣誉勋章
我的岳父薛晋颖，称其为老，一则因为年龄大，时年95周岁；二则因为资格老，1941年即参加革命；三则因为我为人婿，亦整整已是40载过去。三者居其一，都可谓老。
我入其家门之时，他作为被砸烂了的“公检法”领导，还没有被落实政策，蜗居在县木材公司当领导。那一阵，许多人都在找组织申诉、哭诉，甚至闹诉，找组织要求落实政策，他却置之脑后，一副淡然，认真履行着不属于他那个级别的职责。他的这种淡然，牺牲了他本该前途似锦的仕途，阻滞了他在更重要的位置发光。我曾问他：怎么不找组织？他说：“干甚都一样，组织会考虑。”这一干就是8年之久，他没有因为对他的不公而怨恨，也没有因为多年远离权力而焦躁。他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而等到落实了政策，他也临近离休的边缘。
他是一个固守原则的老人，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一贯如此。记得一次我去木材公司看他，他正大声训斥一个女职工，起因是那个女职工洗衣服的时候不关水龙头，任自来水随意流淌，他还坚持让这个人要写出检讨。这事被人背后说他是小题大做。即便是偶尔来我家短居几日，看到我们洗碗时水流太大，他也会气恼地推开我们自己上手，或是告诫着把水龙头关小。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买不起市场上的家具，需要自己做，请他给批一点木料。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要问问政策允许不？”虽然木料还是如期批了，婚也如期结了，这个老岳父的可爱，也深深扎在了心里。
上世纪60年代的动乱时期，公安局的职能完全瘫痪，他却依然按时上班，看看有没有事情可办。有一天，他被造反派绑在公安局大院的树上，用枪逼着他说出枪支弹药藏在哪里。他的身上挨了数不清的拳打脚踢，脸上也是青紫多处，他咬紧牙关硬是没说，直到松绑后瘫软在地上。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说，他瞪着眼睛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怎么能交给坏人，那该会死掉多少人！”
他在公安局当领导时，交通工具匮乏，办案从来都是骑自行车去街道、乡镇。即便是到了木材公司，单位有了车，他依旧故我。直到他离休在家，我在企业任职，车来车往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节约着用。”这份自律的节俭，很使人受益。
他离休后依然像上班时一样，对于国内、国际大事，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每天早晨的报纸、午间新闻、晚间新闻，他从不落下。晚年他患了白内障，视力极其不好，电视已经看不清楚，但每天晚上7点，他还会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听着播音员的每一句话。他时时和儿孙们探讨时局，评论国际大事，得益于他每天坚持不懈的学习。直到辞世前的十来天，他还躺靠在沙发上听抗击疫情，交待儿孙们要听政府的话，守在屋里，不要乱跑。
因为生活在不同年代，我们对待社会事物的看法不尽一致，常常会有观念冲突。最初几年，只要我说点出格的话，他都会大发脾气，训斥得你焦头烂额，无言以对。在别人看来，好像是翁婿二人感情不和，跟人讲起缘由，都会引起大笑不止。后来，我学会了对他理念的尊重，他学会了对我语言的包容。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倾听他讲诉战争年代的惊险和建国初期的慌忙，也倒多了一些调侃的幽默，愈发觉得老岳父的可爱之处居多。
他当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曾在文工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练就了一些器乐技艺。可是自打南下陕南，常年在地方政府和公安局工作，根本没有空闲再摆弄这些喜好。我想，那些年他的心里也一定是痒痒的。在他到了木材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了许多的空闲，他就又把青年时的喜好捡了起来，二胡、板胡、三弦、月琴、唢呐、笛子，各班武艺，他都可以操持几下。二胡、板胡、三弦尤为拿手，八路军里的歌曲首首会唱，可见战时的文工团造就了多少多面手。
离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汉中生活，他在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后并没有多少陌生，也许是因为年轻时的南征北战与南下后的扫匪下乡，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了汉中的他，在老干部活动中心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他发现老干部中有一些山西南下干部，喜欢家乡的晋剧，这正是他青少年参加革命后喜欢的事情。他要和大家一起组建一个晋剧组，把嘹亮在三晋大地的乡音在汉江之滨唱响。他与赞同这事的老干部一起找领导，得到领导的支持。就这样，一支以老干部为骨干的晋剧组成立了，他先任艺术顾问，继而任组长，他在这浓郁的乡情乡音中找到了曾经的年轻。这支经历过战争的老年晋剧队伍，似乎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挂念。他在这个晋剧组里，一干就是30多年，每周雷打不动去两次，享受着为人师尊、诲人不倦的快乐。他在家里的空余时间就是整理晋剧剧本，抄写晋剧曲谱，或者是照着曲谱拉板胡唱晋剧。晋剧组的所有曲谱，都是他亲自抄写，又掏钱复印，然后交给组里的每一个人。晋剧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我想，这一定是他对少小离家、远离故土的一种感情补偿吧！他痴迷的晋剧组里，流淌着三晋山河的亲情和音韵，流淌着一个游子不曾在父母前尽孝的愧疚。
他在居住的小区，几乎无人不识，被人尊称为薛老。这大约是因为他资格老而又为人谦和、乐于助人。他会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小区需要帮助的人，他会和小区的保安、保洁交朋友，他会大声训斥占道的司机，他会给乞讨的人买吃食……对人，无论熟悉还是陌生，他都怀有善意。
近年，国家给这批老革命颁发抗战胜利和建国70周年的共和国勋章，这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人享有的国家荣誉，他佩戴上勋章后都很动情。有一次，我看过他的勋章后问他：“这辈子你有什么遗憾的事没有？”他说：“没甚遗憾。没做过甚大事，但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很严肃，两眼闪光，像是对自己的宣言。
我与老岳父相处的这40年，他说的这话我信。
然而，在这个冬春交集之时，慈爱善良的老岳父，没有等到春天的柳绿花俏，没有走过眼前肆虐的寒潮，在国人抗击灾难的关键时期离别了这个世界。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送别，没有追悼，甚至连亲人们都困于各地，不能集于一起送他最后一程。正像他参加解放这片土地时，来了，没人知道，今天他走了，依旧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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