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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植的《说疫气》看免疫力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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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从公元25年至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期，前后竟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班固的《汉书》中有一句：“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简单的一句话记载，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灾难的记忆。对此，曹植曾用一篇《说疫气》进行描述：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这一次的疫情有多严重呢？曹植的记载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即家家有亡者；“室室有号泣之哀”。即户户有丧者。有的是“阖门而殪”，即灭绝了门户；有的是“覆族而丧”，即死完了全族。直可谓“万户萧疏鬼唱歌”。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者，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四人都是死于此次瘟疫。和此疫惨绝人寰相参照的，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的一段沉痛回忆：“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在短短数年之间，竟然有多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张仲景提到的伤寒疫情发生在建安纪元的前期，不想此疫以后的这一次大疫，更是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二年的死亡分布如何呢？曹植的记载说：“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即是说这次大疫死亡者，大都是穿着粗布衣裳，以橡实为饭、豆叶为羹，住在用荆条搭建的房子、用蓬草做的门的破旧屋舍的穷苦人。而“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的富贵人家，“若是者鲜焉”。这些富户人家，死于这次传染瘟疫的人就很少了。也就是说，死于这次大瘟疫的，基本上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苦人。
何以如此？是疾病也嫌贫爱富吗？非也！疾病攻击的是免疫力低下者。面对极强的传染源，身体强壮的人免疫力强，感染疫情的几率就小。反之，身体羸弱的人，缺乏免疫力，难以抵抗强大的传染瘟疫，感染、得病，又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就成了这些人的必然。而在穷富差别很大的东汉，穷苦的人家是大多数，只有极少数的人是“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劳苦大众，衣不避寒，食不果腹，困苦、羸弱，大疫当前，病毙凋零者，首先是这些人。
富人死亡者少，是在身体素质上，富人比穷人好。相对于穷人的饥不果腹，富人过的是灯红酒绿、吃香喝辣、锦衣玉食的生活，身体素质比穷人好，免疫力自然比穷人高，他们得病进而死亡的人，自然比穷人少多了。1800年前，科技力量低下，医药不发达，面对空前的疫情，人们更多的只能是听天由命。这种看似“公平”的疫情，最终显示出了“不公平”的结果。穷人富人的差别，体现在免疫力的高下上，也就显示出“不公平”来。
今之“免疫力”，中华典籍中谓之“正气”。“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黄帝内经》即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这是瘟疫的反映，但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明有医家吴又可，他所著的《温疫论》堪称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之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探讨。他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这种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且“邪从口鼻而入”。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也是说“正气”及今之免疫力，对人体预防瘟疫感染之重要。
这次武汉暴发的新冠病毒，在目前尚无对症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也是全靠各人的免疫力抵抗和自我修复痊愈。相关的诊疗手段，也是从增强个体免疫力着手，再一次印证了免疫力对预防和抵抗瘟疫的重要性。而在抗疫第一线，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抵抗力较强的医护人员竟也感染病毒，甚至失去生命，也多和抗疫期间劳累过度、食休失衡，免疫力降低，病毒趁虚而入有关。他们遭到感染进而意外去世，令人十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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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从公元25年至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期，前后竟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班固的《汉书》中有一句：“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简单的一句话记载，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灾难的记忆。对此，曹植曾用一篇《说疫气》进行描述：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这一次的疫情有多严重呢？曹植的记载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即家家有亡者；“室室有号泣之哀”。即户户有丧者。有的是“阖门而殪”，即灭绝了门户；有的是“覆族而丧”，即死完了全族。直可谓“万户萧疏鬼唱歌”。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者，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四人都是死于此次瘟疫。和此疫惨绝人寰相参照的，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的一段沉痛回忆：“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在短短数年之间，竟然有多一半宗族成员都因感染伤寒而不幸丧生。张仲景提到的伤寒疫情发生在建安纪元的前期，不想此疫以后的这一次大疫，更是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二年的死亡分布如何呢？曹植的记载说：“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即是说这次大疫死亡者，大都是穿着粗布衣裳，以橡实为饭、豆叶为羹，住在用荆条搭建的房子、用蓬草做的门的破旧屋舍的穷苦人。而“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的富贵人家，“若是者鲜焉”。这些富户人家，死于这次传染瘟疫的人就很少了。也就是说，死于这次大瘟疫的，基本上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苦人。
何以如此？是疾病也嫌贫爱富吗？非也！疾病攻击的是免疫力低下者。面对极强的传染源，身体强壮的人免疫力强，感染疫情的几率就小。反之，身体羸弱的人，缺乏免疫力，难以抵抗强大的传染瘟疫，感染、得病，又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就成了这些人的必然。而在穷富差别很大的东汉，穷苦的人家是大多数，只有极少数的人是“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劳苦大众，衣不避寒，食不果腹，困苦、羸弱，大疫当前，病毙凋零者，首先是这些人。
富人死亡者少，是在身体素质上，富人比穷人好。相对于穷人的饥不果腹，富人过的是灯红酒绿、吃香喝辣、锦衣玉食的生活，身体素质比穷人好，免疫力自然比穷人高，他们得病进而死亡的人，自然比穷人少多了。1800年前，科技力量低下，医药不发达，面对空前的疫情，人们更多的只能是听天由命。这种看似“公平”的疫情，最终显示出了“不公平”的结果。穷人富人的差别，体现在免疫力的高下上，也就显示出“不公平”来。
今之“免疫力”，中华典籍中谓之“正气”。“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黄帝内经》即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这是瘟疫的反映，但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明有医家吴又可，他所著的《温疫论》堪称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之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探讨。他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这种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且“邪从口鼻而入”。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也是说“正气”及今之免疫力，对人体预防瘟疫感染之重要。
这次武汉暴发的新冠病毒，在目前尚无对症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也是全靠各人的免疫力抵抗和自我修复痊愈。相关的诊疗手段，也是从增强个体免疫力着手，再一次印证了免疫力对预防和抵抗瘟疫的重要性。而在抗疫第一线，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抵抗力较强的医护人员竟也感染病毒，甚至失去生命，也多和抗疫期间劳累过度、食休失衡，免疫力降低，病毒趁虚而入有关。他们遭到感染进而意外去世，令人十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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