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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东方红一号”的陕西力量
语音播报：
东方红一号备份星
1970年4月24日，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日子。“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50年前，中央提出的12字目标，每一项都与三秦大地密不可分……
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东方红一号”测控现场照片翻拍。
50年，弹指一挥间。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人人手拿收音机聆听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夜晚万人空巷仰望星空的往事犹如昨天。
睹物思人，追忆往昔。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5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忆那些与三秦大地的往事。
张贵田院士攻克“上得去”顽疾
4月21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专题座谈会，纪念长征一号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50周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航天科技六院科技委主任的张贵田分享了当年攻克火箭发动机诸多难题的故事。
有点耳背，耄耋之年的张贵田有说不完的话。1961年，在前苏联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七年半归国后，投入到了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
当时，我国还没有运载火箭。前一年，飞行高度仅仅8公里的探空火箭才在上海实验成功。在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飞上太空，美国载人航天也在紧锣密鼓准备发射之际，提高火箭射程和运载力，发射人造卫星是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政治使命。在一没设备、二没基础学科支撑的条件下，中国航天人摸着石头过河。
1960年，“两弹一星”功勋、中国航天火箭之父、“西安交大最受崇敬校友”钱学森，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随后，我国自行设计了国内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然而高频不稳定燃烧问题一度成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难以突破的“瓶颈”。张贵田提出再生冷却隔板与液相分区相结合的方法，攻克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不稳定燃烧这一世界性难题，为中国后续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开辟了道路。
1965年1月，党中央作出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决定后，张贵田任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承担了二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任务。在文革环境下，他一门心思搞科研，攻克60米以上高空点火难题，摸索出推进剂燃烧化学能最大限度转化为发动机动能的大喷管材料工艺。
“搞科研就是‘犯傻’。”张贵田说，做科研必须沉下心来，抛却一切杂念，一心一意专研。1970年1月，运载火箭试飞成功，各项数据都正常。可执拗的张贵田不顾家人的期盼，主动要求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寻找发动机残骸。他说，第二级火箭发动机在高空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燃烧是否充分？残骸内壁燃烧后是否有损伤？这些必须找到一手资料。
正是因为有了张贵田等一批科学家的努力，命名为“长征一号”的运载火箭成功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入轨，439公里近地点，2384公里远地点。火箭推力大，我国首枚卫星重量173公斤，超过苏联、美国、法国、日本首枚卫星重量总和。卫星运行轨道高，停止工作50年仍在太空翱翔。
女工李德春为“看得见”献褥子
“看，卫星！”
“东方红一号！”
……
1970年4月下旬，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的田间山头，人们仰望星空寻找卫星成为时尚，其热闹劲儿，不亚于6年前原子弹爆炸的群众游行场面。
“东方红一号”卫星直径只有1米，虽然是72面反光球体设计，亮度相当于六等星，但肉眼观察不容易。为了实现“看得见”要求，工作人员群策群力设计了一个“观测裙”，即在第三级火箭上增加观测裙，采用重量严格控制在17公斤以下的绸布，涂上铝合金反光材料。火箭升空后，依靠末级火箭旋转打开3米的绸布气球（观测星），实现二等星亮度的观测效果。大家看到观测星，就可按裙索星，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卫星。
托举“观测裙”的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火箭发动机，是航天科技四院当时的新产品。
“周总理说：这次发射，你们四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努力工作。”50年来，只要提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故事，李德春就从这句话开头。
1970年“五一”劳动节，李德春以工人身份，同钱学森、孙家栋、任新民、张贵田等17名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功勋，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合影留念时，周总理对李德春说的话，她记了一辈子。
回想当年，我国火箭专家、航天科技四院副院长杨南生带领的航天人怎一个敬业执着。
“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杨南生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根据“长征一号”火箭总体方案的要求，第三级固体燃料发动机直径770毫米，长度约4米，要在600公里高空点火，还要在180次旋转条件下工作。
发动机直径大，采用粘弹性理论，解决固体燃料裂纹顽疾。调整推进剂配方，提高高空点火的可靠性。理论问题似乎好解决，然而，发动机的制造过程可谓处处荆棘。
李德春说，当时厂房建起来了，可里边要啥没啥。发动机研制有一道工序是固化发动机壳体。当时，车间没有大融化炉，只能用特大烤箱。可烤箱还是不够大，产品只能放进去一半。眼看保温不好，产品就要报废。她跑回宿舍把自己的褥子取来，把裸露的产品包起来。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仍然跑前跑后，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下，有时还要去拉架子车，搬运工装。劳累过度，小女儿丽萍早产1个月。
早产害怕么？她说，那个年代，大家一门心思想着把发动机造出来，想不了那么多。
秦岭北麓为大家传回《东方红》乐曲
渭南市临渭区长寿塬桥南镇青山连绵，绕着十八弯盘山路盘旋而上，来到青山翠柏之间的航天测控装备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大门，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题词赫然醒目。在博物馆里，测控“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历史照片告诉大家，这里有着悠久的航天测控历史。
1967年，我国航天测控开拓者陈芳允、王大珩，带领100余人的队伍从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悄悄东进，在秦岭北麓深处扎根，代号“华山”。
斩荆棘，搭帐篷。在一所破旧学校的几间教室里，他们白天抓基建，晚上抓攻关。50张桌子、30把椅子，在昏暗的油灯下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这是我国第一个卫星测控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一个中心和湘西、海南、昆明、南宁、喀什、胶东等观测点，基本建成满足卫星跟踪捕捉需求的测控网络。
当年，喊着“活着干，死了算，忠骨埋在洋大曼”的口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喀什测控站第一批科技工作者姚金凤来到了这片杳无人烟的戈壁滩，开始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任务日夜奋战。
姚金凤说，那时，自己快到临产期，大家不让她进机房。这个平时文文静静的女大学生却固执地对担任分队长的丈夫说：“就是把孩子生在机房，也别想让我回去！”卫星发射1周后，姚金凤生下了孩子，取名“星星”。
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像姚金凤、李荣发夫妻这样见证航天测控事业从无到有的老一代“牧星人”还有很多。当年，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靠着仅有的4台液晶管计算机，总存储量还不如一台普通电脑，完成了卫星的捕捉和大传输量《东方红》乐曲的接收解码工作。
按照前期预案，湘西、海南观测站第一时间把《东方红》乐曲无线波转换成铝板琴音，录成磁带送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享给全国听众……
斗转星移，中国航天事业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西安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之乡，伴随着长征五号火箭等大推力发动机的研发，我国加速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与此同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肩负的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器、空间探测器等测控任务也越来越重。
□本报记者 薛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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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日子。“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50年前，中央提出的12字目标，每一项都与三秦大地密不可分……
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张贵田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东方红一号”测控现场照片翻拍。
50年，弹指一挥间。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人人手拿收音机聆听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夜晚万人空巷仰望星空的往事犹如昨天。
睹物思人，追忆往昔。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5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忆那些与三秦大地的往事。
张贵田院士攻克“上得去”顽疾
4月21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专题座谈会，纪念长征一号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50周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航天科技六院科技委主任的张贵田分享了当年攻克火箭发动机诸多难题的故事。
有点耳背，耄耋之年的张贵田有说不完的话。1961年，在前苏联学习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七年半归国后，投入到了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
当时，我国还没有运载火箭。前一年，飞行高度仅仅8公里的探空火箭才在上海实验成功。在俄罗斯宇航员加加林飞上太空，美国载人航天也在紧锣密鼓准备发射之际，提高火箭射程和运载力，发射人造卫星是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政治使命。在一没设备、二没基础学科支撑的条件下，中国航天人摸着石头过河。
1960年，“两弹一星”功勋、中国航天火箭之父、“西安交大最受崇敬校友”钱学森，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随后，我国自行设计了国内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然而高频不稳定燃烧问题一度成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难以突破的“瓶颈”。张贵田提出再生冷却隔板与液相分区相结合的方法，攻克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不稳定燃烧这一世界性难题，为中国后续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开辟了道路。
1965年1月，党中央作出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决定后，张贵田任火箭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承担了二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任务。在文革环境下，他一门心思搞科研，攻克60米以上高空点火难题，摸索出推进剂燃烧化学能最大限度转化为发动机动能的大喷管材料工艺。
“搞科研就是‘犯傻’。”张贵田说，做科研必须沉下心来，抛却一切杂念，一心一意专研。1970年1月，运载火箭试飞成功，各项数据都正常。可执拗的张贵田不顾家人的期盼，主动要求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寻找发动机残骸。他说，第二级火箭发动机在高空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燃烧是否充分？残骸内壁燃烧后是否有损伤？这些必须找到一手资料。
正是因为有了张贵田等一批科学家的努力，命名为“长征一号”的运载火箭成功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入轨，439公里近地点，2384公里远地点。火箭推力大，我国首枚卫星重量173公斤，超过苏联、美国、法国、日本首枚卫星重量总和。卫星运行轨道高，停止工作50年仍在太空翱翔。
女工李德春为“看得见”献褥子
“看，卫星！”
“东方红一号！”
……
1970年4月下旬，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的田间山头，人们仰望星空寻找卫星成为时尚，其热闹劲儿，不亚于6年前原子弹爆炸的群众游行场面。
“东方红一号”卫星直径只有1米，虽然是72面反光球体设计，亮度相当于六等星，但肉眼观察不容易。为了实现“看得见”要求，工作人员群策群力设计了一个“观测裙”，即在第三级火箭上增加观测裙，采用重量严格控制在17公斤以下的绸布，涂上铝合金反光材料。火箭升空后，依靠末级火箭旋转打开3米的绸布气球（观测星），实现二等星亮度的观测效果。大家看到观测星，就可按裙索星，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卫星。
托举“观测裙”的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火箭发动机，是航天科技四院当时的新产品。
“周总理说：这次发射，你们四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努力工作。”50年来，只要提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故事，李德春就从这句话开头。
1970年“五一”劳动节，李德春以工人身份，同钱学森、孙家栋、任新民、张贵田等17名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功勋，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合影留念时，周总理对李德春说的话，她记了一辈子。
回想当年，我国火箭专家、航天科技四院副院长杨南生带领的航天人怎一个敬业执着。
“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杨南生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根据“长征一号”火箭总体方案的要求，第三级固体燃料发动机直径770毫米，长度约4米，要在600公里高空点火，还要在180次旋转条件下工作。
发动机直径大，采用粘弹性理论，解决固体燃料裂纹顽疾。调整推进剂配方，提高高空点火的可靠性。理论问题似乎好解决，然而，发动机的制造过程可谓处处荆棘。
李德春说，当时厂房建起来了，可里边要啥没啥。发动机研制有一道工序是固化发动机壳体。当时，车间没有大融化炉，只能用特大烤箱。可烤箱还是不够大，产品只能放进去一半。眼看保温不好，产品就要报废。她跑回宿舍把自己的褥子取来，把裸露的产品包起来。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仍然跑前跑后，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下，有时还要去拉架子车，搬运工装。劳累过度，小女儿丽萍早产1个月。
早产害怕么？她说，那个年代，大家一门心思想着把发动机造出来，想不了那么多。
秦岭北麓为大家传回《东方红》乐曲
渭南市临渭区长寿塬桥南镇青山连绵，绕着十八弯盘山路盘旋而上，来到青山翠柏之间的航天测控装备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大门，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题词赫然醒目。在博物馆里，测控“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历史照片告诉大家，这里有着悠久的航天测控历史。
1967年，我国航天测控开拓者陈芳允、王大珩，带领100余人的队伍从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悄悄东进，在秦岭北麓深处扎根，代号“华山”。
斩荆棘，搭帐篷。在一所破旧学校的几间教室里，他们白天抓基建，晚上抓攻关。50张桌子、30把椅子，在昏暗的油灯下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这是我国第一个卫星测控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一个中心和湘西、海南、昆明、南宁、喀什、胶东等观测点，基本建成满足卫星跟踪捕捉需求的测控网络。
当年，喊着“活着干，死了算，忠骨埋在洋大曼”的口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喀什测控站第一批科技工作者姚金凤来到了这片杳无人烟的戈壁滩，开始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任务日夜奋战。
姚金凤说，那时，自己快到临产期，大家不让她进机房。这个平时文文静静的女大学生却固执地对担任分队长的丈夫说：“就是把孩子生在机房，也别想让我回去！”卫星发射1周后，姚金凤生下了孩子，取名“星星”。
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像姚金凤、李荣发夫妻这样见证航天测控事业从无到有的老一代“牧星人”还有很多。当年，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靠着仅有的4台液晶管计算机，总存储量还不如一台普通电脑，完成了卫星的捕捉和大传输量《东方红》乐曲的接收解码工作。
按照前期预案，湘西、海南观测站第一时间把《东方红》乐曲无线波转换成铝板琴音，录成磁带送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享给全国听众……
斗转星移，中国航天事业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西安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之乡，伴随着长征五号火箭等大推力发动机的研发，我国加速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与此同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肩负的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器、空间探测器等测控任务也越来越重。
□本报记者 薛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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