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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篇文章
语音播报：
■往事
说起来，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还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当时的人大新闻系，地址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张自忠路）一号，我们昵称为“铁一号”。这里是北洋军阔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是鲁迅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的“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地方。在这里，女君子刘和珍以自己的青春热血震惊华夏。院子里列着几十幢十九世纪的欧式建筑，正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小礼堂，上面耸立着钟楼，不用多加描述了。近年来不少影视导演都看中了这院建筑，《阳光灿烂的日子》和《一地鸡毛》等名片已经细致地向大家展示了院中的风貌。
对一位大学生来说，1960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停课参与狂热的“三面红旗”运动刚刚过去，意味着机械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刚刚过去。年轻人无不感到精神的、文化的饥馑。而这同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来临，大学生的直接感受是吃不饱肚子。我忘不了学校利用寒假组织大家去东郊朝阳人民公社收获过的地里拾萝卜的情景。生理的饥饿迫使学校停止了体育锻炼，精神的饥饿驱动学子回归书斋。
每天下午，操场上空空如也，而图书馆座无虚席。这段时间，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我学习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形散神不散》和《谈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特色》，寄发北京一些报刊。这些习作不能不留下那个时代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观察、论述文艺问题的色彩，但以我一贯的书生气和对专业问题的偏好，还是尽可能地从艺术角度来谈问题。
现在来说那个夏日，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章壮沂（他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来图书馆找我，说系办公室通知，《美术》杂志编辑部要我马上去一趟。这当然是因为评华君武的那篇文章了。我随即赶到王府井大街北段的文联大楼。当时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和许多文艺家协会、文艺刊物都在那幢五层灰楼里办公。“文革”后，这里成了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一进楼口，在过厅里就看到了田汉、安娥、郭汉城、蔡若虹的名字。是从文联资料室贴在墙上的借书逾期者的名单中看到的，心里兀地便有所动。
那是个崇拜权威的时代，又正面临着寻找青春偶像的年龄，对我来说，这些遥远而高不可攀的星座，瞬间竟变成了借书逾期的一般读者。乍然的反应是那种偶像被亵读的感觉；随即泛起一丝似有若无的亲近感——原来这些人和我一样，也要借书也要还书，借了书不还也要公布名字。他们从辉煌大柱后面走出来，被平民化了。其间又混杂着一点神圣感——我从校园走进了一个非同小可的地方，一个不把田汉当田汉的地方。诸神在这里只是平民，平民在这里也就有点神圣了。
在四楼，《美术》编辑部的高焰大姐告诉我，主编王朝闻要和我面谈。王朝闻？不是那个塑刘胡兰像的大雕塑家吗？不是那位阐述欣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老虎”在艺术品中是“人”的美学家吗？我受宠若惊，惊成了一只兔子，被高大姐押进了大名鼎鼎的王朝闻办公室。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瘦削的脸上浓眉扎眼。
“你就是肖云儒？”
“还是个娃娃嘛！”
“有二十吗？”
“还差五个月。”满口川音带来一种天然的随意和松弛，很快感染了我。我开始找回失落的自己。
他谈了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意思是有很多好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常常包裹在耳熟能详的语言之中。现在要和我商量怎样脱掉“大鳖”，使这些见解显出光彩来。他接着谈了几点具体修改想法。他说话的语言结构有点奇特，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怎么说呢，极像印第安人的“飞去来”器，思想飞出去，画个弧，又转回来，他说华君武的漫画大都是政治讽刺画，当然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党的政治主张出发来认识。但是，政治斗争不能直接变成艺术作品，要经过审美转化，包括审美体悟，感情投入、形象再现和审美理想的熔铸等等，评论文章应该重点分析的正是这种审美转化过程。
当然，这种分析还是要从政治斗争背景上，从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来进行。他就是这样，总是“当然”如何如何出发，神采奕奕地飞向“但是”要如何如何的领域，最后又旋回到“当然”飞那个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我当时很为这种“飞去来”的说话方式迷惑不解。分明感到他要说的是“但是”以后的内容，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些镶嵌在两头的“当然”之中。我似乎感到，正像他指出我文章的缺点一样，他也将自己的好见解裹进某种“大鳖”里。
几天以后，我将改好的文章送给他。他当面看完、签发，刊登在《美术》杂志这一年十一月号的头条。后来，《人民日报·副刊》也发表了我那篇《形散神不散》，被文学舆论认为是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代表性论点，引起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议论。
一直到八十年代，到我自己由不惑进入了知命之年，对当年王朝老那种“飞去来”的谈话方式才有所理解。那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并不乏有见解、有思考、有创造力、有生命光彩的人，但他们只能将自己活跃的生命装在“飞去来”器上，才能运载出去，又不至偏离轨道而回不来。其中有不得已的苦恼，也有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魔圈。
此后我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尊敬的长者。有一次几乎就要见到，又因一板之隔而失之交臂。那是1992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文学评奖的评委会议，专门去东北郊文化部宿舍看他。不料家门紧闭，其上贴有一纸，“谢客”两字赫然在目。下有小字两行，云“年迈体弱，残生还想干点事，祈望各方谅解。”我心头一热，肃然起敬，徘徊良久，终于下不了敲门的决心。便敲开了住在他楼上的陕西老乡艾克思先生家，陈述我的难处。艾兄说：“你不要作难，他这几天不在，去了南方。”他告诉我，也许出于生命和事业的双重紧迫感吧，王老师对时间的确看得很重，轻易不出门，不会客。我只好将两枝存了五年的山参留下，托艾兄转交，快快离去。
华君武先生倒是见了好几次。许多活跃的说话和生动的照片留下了我和他之间的交往，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肖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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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还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当时的人大新闻系，地址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张自忠路）一号，我们昵称为“铁一号”。这里是北洋军阔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是鲁迅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的“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地方。在这里，女君子刘和珍以自己的青春热血震惊华夏。院子里列着几十幢十九世纪的欧式建筑，正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小礼堂，上面耸立着钟楼，不用多加描述了。近年来不少影视导演都看中了这院建筑，《阳光灿烂的日子》和《一地鸡毛》等名片已经细致地向大家展示了院中的风貌。
对一位大学生来说，1960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停课参与狂热的“三面红旗”运动刚刚过去，意味着机械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刚刚过去。年轻人无不感到精神的、文化的饥馑。而这同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来临，大学生的直接感受是吃不饱肚子。我忘不了学校利用寒假组织大家去东郊朝阳人民公社收获过的地里拾萝卜的情景。生理的饥饿迫使学校停止了体育锻炼，精神的饥饿驱动学子回归书斋。
每天下午，操场上空空如也，而图书馆座无虚席。这段时间，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我学习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形散神不散》和《谈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特色》，寄发北京一些报刊。这些习作不能不留下那个时代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观察、论述文艺问题的色彩，但以我一贯的书生气和对专业问题的偏好，还是尽可能地从艺术角度来谈问题。
现在来说那个夏日，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章壮沂（他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来图书馆找我，说系办公室通知，《美术》杂志编辑部要我马上去一趟。这当然是因为评华君武的那篇文章了。我随即赶到王府井大街北段的文联大楼。当时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和许多文艺家协会、文艺刊物都在那幢五层灰楼里办公。“文革”后，这里成了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一进楼口，在过厅里就看到了田汉、安娥、郭汉城、蔡若虹的名字。是从文联资料室贴在墙上的借书逾期者的名单中看到的，心里兀地便有所动。
那是个崇拜权威的时代，又正面临着寻找青春偶像的年龄，对我来说，这些遥远而高不可攀的星座，瞬间竟变成了借书逾期的一般读者。乍然的反应是那种偶像被亵读的感觉；随即泛起一丝似有若无的亲近感——原来这些人和我一样，也要借书也要还书，借了书不还也要公布名字。他们从辉煌大柱后面走出来，被平民化了。其间又混杂着一点神圣感——我从校园走进了一个非同小可的地方，一个不把田汉当田汉的地方。诸神在这里只是平民，平民在这里也就有点神圣了。
在四楼，《美术》编辑部的高焰大姐告诉我，主编王朝闻要和我面谈。王朝闻？不是那个塑刘胡兰像的大雕塑家吗？不是那位阐述欣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老虎”在艺术品中是“人”的美学家吗？我受宠若惊，惊成了一只兔子，被高大姐押进了大名鼎鼎的王朝闻办公室。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瘦削的脸上浓眉扎眼。
“你就是肖云儒？”
“还是个娃娃嘛！”
“有二十吗？”
“还差五个月。”满口川音带来一种天然的随意和松弛，很快感染了我。我开始找回失落的自己。
他谈了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意思是有很多好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常常包裹在耳熟能详的语言之中。现在要和我商量怎样脱掉“大鳖”，使这些见解显出光彩来。他接着谈了几点具体修改想法。他说话的语言结构有点奇特，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怎么说呢，极像印第安人的“飞去来”器，思想飞出去，画个弧，又转回来，他说华君武的漫画大都是政治讽刺画，当然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党的政治主张出发来认识。但是，政治斗争不能直接变成艺术作品，要经过审美转化，包括审美体悟，感情投入、形象再现和审美理想的熔铸等等，评论文章应该重点分析的正是这种审美转化过程。
当然，这种分析还是要从政治斗争背景上，从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来进行。他就是这样，总是“当然”如何如何出发，神采奕奕地飞向“但是”要如何如何的领域，最后又旋回到“当然”飞那个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我当时很为这种“飞去来”的说话方式迷惑不解。分明感到他要说的是“但是”以后的内容，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些镶嵌在两头的“当然”之中。我似乎感到，正像他指出我文章的缺点一样，他也将自己的好见解裹进某种“大鳖”里。
几天以后，我将改好的文章送给他。他当面看完、签发，刊登在《美术》杂志这一年十一月号的头条。后来，《人民日报·副刊》也发表了我那篇《形散神不散》，被文学舆论认为是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代表性论点，引起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议论。
一直到八十年代，到我自己由不惑进入了知命之年，对当年王朝老那种“飞去来”的谈话方式才有所理解。那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并不乏有见解、有思考、有创造力、有生命光彩的人，但他们只能将自己活跃的生命装在“飞去来”器上，才能运载出去，又不至偏离轨道而回不来。其中有不得已的苦恼，也有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魔圈。
此后我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尊敬的长者。有一次几乎就要见到，又因一板之隔而失之交臂。那是1992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文学评奖的评委会议，专门去东北郊文化部宿舍看他。不料家门紧闭，其上贴有一纸，“谢客”两字赫然在目。下有小字两行，云“年迈体弱，残生还想干点事，祈望各方谅解。”我心头一热，肃然起敬，徘徊良久，终于下不了敲门的决心。便敲开了住在他楼上的陕西老乡艾克思先生家，陈述我的难处。艾兄说：“你不要作难，他这几天不在，去了南方。”他告诉我，也许出于生命和事业的双重紧迫感吧，王老师对时间的确看得很重，轻易不出门，不会客。我只好将两枝存了五年的山参留下，托艾兄转交，快快离去。
华君武先生倒是见了好几次。许多活跃的说话和生动的照片留下了我和他之间的交往，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肖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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