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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是如何诞生的
语音播报：
左图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8月版，因印制工作疏忽，书名被印成《共党产宣言》；右图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9月版。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当他看到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时，讲了一个故事。总书记说：“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的味道”的故事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广为人知，但是当时为什么要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请陈望道翻译？为什么陈望道会废寝忘食地翻译呢？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1919年4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预言：“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由此可见，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感其对于准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然而，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恰好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民国日报》社经理邵力子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讨论中举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时，陈独秀已经再次来到上海，对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表示赞同。《星期评论》编辑部将自己的日译本和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并提供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在阅读河上肇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陈望道明白了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1920年早春的杭州，陈望道收到了邵力子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函件，心里非常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都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之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当时翻译很困难。为什么翻译很困难？一个就是《共产党宣言》本身从文字上来讲，要翻译成其他文字很困难。其次，翻译过程当中没有参考资料。现在知道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的两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本字典，其他资料没有。”陈望道先生之子、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新说，“此外，我父亲希望这本书翻译出来要让更多人能看得懂，所以说要通俗，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经过两个月时间艰苦努力，陈望道圆满完成了任务。此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准备在上海出版。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初版共印了1000册。有意思的细节是，书名因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疏忽被印成《共党产宣言》。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册。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被纠正过来，封面底色也由红色改为蓝色。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鲁迅在接到陈望道赠送的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及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周恩来同志曾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他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想再看一遍。刘少奇同志在回顾自己当时“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那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盛玮 周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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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8月版，因印制工作疏忽，书名被印成《共党产宣言》；右图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9月版。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当他看到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时，讲了一个故事。总书记说：“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的味道”的故事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广为人知，但是当时为什么要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请陈望道翻译？为什么陈望道会废寝忘食地翻译呢？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1919年4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预言：“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认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误解。”由此可见，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感其对于准确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然而，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恰好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民国日报》社经理邵力子在《星期评论》编辑部的讨论中举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这时，陈独秀已经再次来到上海，对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表示赞同。《星期评论》编辑部将自己的日译本和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并提供给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在阅读河上肇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陈望道明白了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1920年早春的杭州，陈望道收到了邵力子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函件，心里非常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都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之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当时翻译很困难。为什么翻译很困难？一个就是《共产党宣言》本身从文字上来讲，要翻译成其他文字很困难。其次，翻译过程当中没有参考资料。现在知道有日文版和英文版的两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本字典，其他资料没有。”陈望道先生之子、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新说，“此外，我父亲希望这本书翻译出来要让更多人能看得懂，所以说要通俗，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经过两个月时间艰苦努力，陈望道圆满完成了任务。此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准备在上海出版。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初版共印了1000册。有意思的细节是，书名因又新印刷所排字工人疏忽被印成《共党产宣言》。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共产党宣言》推出第二版，再印了1000册。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被纠正过来，封面底色也由红色改为蓝色。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鲁迅在接到陈望道赠送的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及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周恩来同志曾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他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想再看一遍。刘少奇同志在回顾自己当时“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那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盛玮 周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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