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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寻北大侧影，觅另一个联大
语音播报：
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
到陕西考察或游览，看周秦汉唐的珍贵文物，乃常规动作，大概所有人都这么做。但作为非本专业的“专家”，此前我多次访陕，除了观赏十三朝古都的众多宝物，还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易俗社剧场、西安事变旧址、户县农民画、党家村古建筑群等。这次的观察，依旧别有洞天主要着眼点不在帝京风物，而是大学历史。
将近一百年前，鲁迅来西安讲学（1924年），那时陕西的高等教育还相当落后，这既是政治经济的体现，也是文化学术的折射。1924年的七八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来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
今天陕西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博物馆建设，得益于中外学界的通力合作，但本地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前几年教育部公布第四轮学科评估，考古学科并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学与西北大学后者乃陕西文科唯一的A＋，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绩。
不仅仅是考古学，经由抗战西迁、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如今的陕西，已演进成高教强省。
几年前我曾撰文，谈及经由985、211等工程，中国大学两极分化，“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这次陕西采风，我联系了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为这两所大学各做一专题讲座（前者临时添加一场师生座谈）。
北大侧影
我不是校史专家，但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谈北大，或者说“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
多年前，为《鲤鱼洲纪事》撰写题为《回首烟波浩渺处》的前言，提及北大档案及出版物中涉及“鲤鱼洲”故事时，也有“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或“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的提法，但我主张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1969年10月，北大前往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6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北大汉中分校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与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1964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北大开始在陕西觅址建分校，最后敲定了汉中秦岭南麓。第二年8月，“653”工程破土动工。1966年，北大力学系、技术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年级（65级）学生及授课教师来到653工地，边劳动边学习；1969年因国际形势紧张，此三系大部分师生疏散到已基本建成的汉中分校，开始正式的教学与科研。1978年4月，中央批准北大迁回，第二年完成移交，校舍及部分教职工并入新筹建的陕西工学院（日后与汉中师范学院合并，组成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据《情聚“653”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纪事》（庞桥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记载，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和学习的师生，日后成为院士的有胡济民等十位，先后出任北大校长的是周培源和陈佳洱，此外还有三名副校长，可谓人才济济（第3页）。在这册公开刊行的北大汉中分校纪事中，我最喜欢的是后来任北大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的《褒水连城的记忆》以及钟云霄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前者从最初陪周培源前来选址，一直讲到：“1979年春节后，我将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前来接管的陕西工学院代表，然后，怀着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青山绿水、遍地黄花的汉中、告别了曾经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别了褒水、连城！”（第50-55页）后文作者随夫君胡济民在鲤鱼洲劳动两年，好不容易熬到农场撤销回北京，“但技术物理系已经到了汉中，我们也就来到了汉中”。此文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尤其是结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任何地方（‘653’人很多都老了，因此常常是在校医院里），偶尔两个人碰见了，就会出现这样情景：‘啊！你去过653？’‘是啊！你也去过？’‘是啊！是啊！’两个人好像是他乡遇故知似的，握手畅谈起来。”我未曾目睹此类情景，但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有此因缘，北大人对陕西理工大学另眼相看，时常接受教师进修，或派人前来讲学。但这种感情，主要体现在理科院系，人文学者极少关注。我因关注校史，深知道路曲折与前辈艰辛，故特地前来参访。那天，在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原北大汉中分校旧址、现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刚进校门，迎面就是周培源塑像和他1988年题写的“陕南学府，士子向往；精心培养，国家栋梁”诗碑，当然要下车拍照了。众多灰砖建造的四五层宿舍楼，很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北大校园。正对着大道的办公楼，如今是理科实验楼；穿过楼道，上几级台阶，就来到跟北大一模一样的阶梯教室。教室里正上课，主人指着墙上那块上书“西阶”二字的蓝色牌子，告知那是北大旧物。大道两旁众多苍翠的雪松，一旦大雪纷飞，当年的北大人必定“且认他乡作故乡”。
参访北大汉中分校，在我计划之中；拜谒三沈纪念馆，则完全出乎意料。因为，虽读过不少北大“三沈二马”的相关文献，但受“某籍某系”流言（抱怨上世纪20年代北大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影响，我想当然地认定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乃浙江人。当年他们在北京学界的交往及活动，确实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实，周作人早就提到“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知堂回想录》第4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怨我读书不细。汉阴县的三沈纪念馆里，陈列着沈尹默手书《自述》，开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虽然日后移居原籍吴兴、讲学杭州乃至扬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国学根底以及书法造诣，是在汉阴这座陕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安康市汉阴县居汉水中上游，北依秦岭而南靠巴山，人口才30多万，经济上并不宽裕，竟大张旗鼓地筹建三沈纪念馆，并开展专门研究，这点很让我感动。纪念馆重建于三沈早年读书生活过的汉阴书院和江南会馆旧址，主展馆是江南庭院风格，正厅摆放着三位先生的汉白玉雕像，上悬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手书的“嘉惠学林”匾额。展品基本上都是复制品，但解说词写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另一个联大
提及“联大”，很多人想当然以为是特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不会意识到同时期还存在着另一个“联大”那就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我应邀为张在军著《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写序，有这么一段话：“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2017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在我看来，今天表彰西北联大，不能仅限于打抱不平或颠倒时论，必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的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7月）；随着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
西北联大之所以很快解体，政治因素及人事纠葛外，还涉及所在地物资供应能力，这是我当初阅读档案的感觉。抗战中众多大学内迁，既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文化知识与先进技术，也给大学所在地民众增添了很多麻烦最直接的便是物价飞涨。相比西南联大设在省会城市昆明，西北联大办在汉中城固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城固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甚多，但经济实力不行，直到2020年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推想八十年前，因战争缘故，西北联大这么个临时组合且建制复杂的庞然大物突然涌入（四个学院在城固，另外两个分设附近的勉县与南郑），各种内在矛盾与外部摩擦绝难避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属于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且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0年），保护内容包括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和大成殿建筑，都在城固县域，但分属三地。
午餐后，一到位于城固一中校内的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众人马上欢呼与惊叹。这是一座回字型两层阁楼，建于1914年，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中间花园立有“城固县立中学创办”小石碑，两边是学生及教师宿舍，陈放着几个刻着“西北大学”字样的木头柜子。旧址是整修过的，但此前长期作为城固一中教师宿舍使用，整体结构没有变动。陪同参观的主人之一因妻子在城固一中教书，也曾长期居住于此，告知孩子就在这里长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香港某大学。本地人都说，正因有西北联大的福佑，作为省级重点中学的城固一中，这些年走出了不少青年才俊。
告别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出县城，走高速，半个多小时后下高速，在崎岖不平的乡道上颠簸了好一阵子，才来到古路坝村的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光绪十四年（1888年），意大利神甫安廷相任汉中教区主教，开始在此置地建堂，日后成为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抗战中被借用来办学，周边新建了好些学生宿舍。时过境迁，现仅存主教公馆及修女院残迹，前者也是回字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左右各十三间厢房，窗沿用汉白玉或青砖雕镶，天花板上绘有西洋画；后者因年久失修，只留下残垣断壁，靠几根木柱坚强地支撑着。墙门上有“城固县古路小学”字样，配合周边的芳草萋萋，记录着生命沧桑，颇为摄人心魄。□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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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
到陕西考察或游览，看周秦汉唐的珍贵文物，乃常规动作，大概所有人都这么做。但作为非本专业的“专家”，此前我多次访陕，除了观赏十三朝古都的众多宝物，还会津津有味地阅读易俗社剧场、西安事变旧址、户县农民画、党家村古建筑群等。这次的观察，依旧别有洞天主要着眼点不在帝京风物，而是大学历史。
将近一百年前，鲁迅来西安讲学（1924年），那时陕西的高等教育还相当落后，这既是政治经济的体现，也是文化学术的折射。1924年的七八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来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
今天陕西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博物馆建设，得益于中外学界的通力合作，但本地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前几年教育部公布第四轮学科评估，考古学科并列第一的是北京大学与西北大学后者乃陕西文科唯一的A＋，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绩。
不仅仅是考古学，经由抗战西迁、三线建设以及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如今的陕西，已演进成高教强省。
几年前我曾撰文，谈及经由985、211等工程，中国大学两极分化，“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这次陕西采风，我联系了宝鸡文理学院及位于汉中的陕西理工大学，为这两所大学各做一专题讲座（前者临时添加一场师生座谈）。
北大侧影
我不是校史专家，但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谈北大，或者说“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是我的学术兴趣之一。
多年前，为《鲤鱼洲纪事》撰写题为《回首烟波浩渺处》的前言，提及北大档案及出版物中涉及“鲤鱼洲”故事时，也有“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或“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的提法，但我主张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1969年10月，北大前往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第6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北大汉中分校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与鲤鱼洲的“草棚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1964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北大开始在陕西觅址建分校，最后敲定了汉中秦岭南麓。第二年8月，“653”工程破土动工。1966年，北大力学系、技术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一年级（65级）学生及授课教师来到653工地，边劳动边学习；1969年因国际形势紧张，此三系大部分师生疏散到已基本建成的汉中分校，开始正式的教学与科研。1978年4月，中央批准北大迁回，第二年完成移交，校舍及部分教职工并入新筹建的陕西工学院（日后与汉中师范学院合并，组成今天的陕西理工大学）。据《情聚“653”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纪事》（庞桥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记载，在北大汉中分校工作和学习的师生，日后成为院士的有胡济民等十位，先后出任北大校长的是周培源和陈佳洱，此外还有三名副校长，可谓人才济济（第3页）。在这册公开刊行的北大汉中分校纪事中，我最喜欢的是后来任北大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的《褒水连城的记忆》以及钟云霄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方》。前者从最初陪周培源前来选址，一直讲到：“1979年春节后，我将该交代的都交代给了前来接管的陕西工学院代表，然后，怀着依依不舍和深深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青山绿水、遍地黄花的汉中、告别了曾经付出了十年心血的‘653’，告别了褒水、连城！”（第50-55页）后文作者随夫君胡济民在鲤鱼洲劳动两年，好不容易熬到农场撤销回北京，“但技术物理系已经到了汉中，我们也就来到了汉中”。此文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尤其是结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任何地方（‘653’人很多都老了，因此常常是在校医院里），偶尔两个人碰见了，就会出现这样情景：‘啊！你去过653？’‘是啊！你也去过？’‘是啊！是啊！’两个人好像是他乡遇故知似的，握手畅谈起来。”我未曾目睹此类情景，但我很能体会这种心情。
有此因缘，北大人对陕西理工大学另眼相看，时常接受教师进修，或派人前来讲学。但这种感情，主要体现在理科院系，人文学者极少关注。我因关注校史，深知道路曲折与前辈艰辛，故特地前来参访。那天，在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原北大汉中分校旧址、现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刚进校门，迎面就是周培源塑像和他1988年题写的“陕南学府，士子向往；精心培养，国家栋梁”诗碑，当然要下车拍照了。众多灰砖建造的四五层宿舍楼，很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北大校园。正对着大道的办公楼，如今是理科实验楼；穿过楼道，上几级台阶，就来到跟北大一模一样的阶梯教室。教室里正上课，主人指着墙上那块上书“西阶”二字的蓝色牌子，告知那是北大旧物。大道两旁众多苍翠的雪松，一旦大雪纷飞，当年的北大人必定“且认他乡作故乡”。
参访北大汉中分校，在我计划之中；拜谒三沈纪念馆，则完全出乎意料。因为，虽读过不少北大“三沈二马”的相关文献，但受“某籍某系”流言（抱怨上世纪20年代北大中文系里浙江人专权）影响，我想当然地认定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乃浙江人。当年他们在北京学界的交往及活动，确实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实，周作人早就提到“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知堂回想录》第4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怨我读书不细。汉阴县的三沈纪念馆里，陈列着沈尹默手书《自述》，开篇就是：“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虽然日后移居原籍吴兴、讲学杭州乃至扬名北大，但沈尹默的国学根底以及书法造诣，是在汉阴这座陕南小城奠定根基的。
安康市汉阴县居汉水中上游，北依秦岭而南靠巴山，人口才30多万，经济上并不宽裕，竟大张旗鼓地筹建三沈纪念馆，并开展专门研究，这点很让我感动。纪念馆重建于三沈早年读书生活过的汉阴书院和江南会馆旧址，主展馆是江南庭院风格，正厅摆放着三位先生的汉白玉雕像，上悬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手书的“嘉惠学林”匾额。展品基本上都是复制品，但解说词写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另一个联大
提及“联大”，很多人想当然以为是特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不会意识到同时期还存在着另一个“联大”那就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我应邀为张在军著《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写序，有这么一段话：“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2017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在我看来，今天表彰西北联大，不能仅限于打抱不平或颠倒时论，必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的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7月）；随着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
西北联大之所以很快解体，政治因素及人事纠葛外，还涉及所在地物资供应能力，这是我当初阅读档案的感觉。抗战中众多大学内迁，既给西部地区带来了文化知识与先进技术，也给大学所在地民众增添了很多麻烦最直接的便是物价飞涨。相比西南联大设在省会城市昆明，西北联大办在汉中城固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城固是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甚多，但经济实力不行，直到2020年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推想八十年前，因战争缘故，西北联大这么个临时组合且建制复杂的庞然大物突然涌入（四个学院在城固，另外两个分设附近的勉县与南郑），各种内在矛盾与外部摩擦绝难避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属于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且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0年），保护内容包括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和大成殿建筑，都在城固县域，但分属三地。
午餐后，一到位于城固一中校内的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众人马上欢呼与惊叹。这是一座回字型两层阁楼，建于1914年，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中间花园立有“城固县立中学创办”小石碑，两边是学生及教师宿舍，陈放着几个刻着“西北大学”字样的木头柜子。旧址是整修过的，但此前长期作为城固一中教师宿舍使用，整体结构没有变动。陪同参观的主人之一因妻子在城固一中教书，也曾长期居住于此，告知孩子就在这里长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香港某大学。本地人都说，正因有西北联大的福佑，作为省级重点中学的城固一中，这些年走出了不少青年才俊。
告别西北联大法商学院旧址，出县城，走高速，半个多小时后下高速，在崎岖不平的乡道上颠簸了好一阵子，才来到古路坝村的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光绪十四年（1888年），意大利神甫安廷相任汉中教区主教，开始在此置地建堂，日后成为西北五省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抗战中被借用来办学，周边新建了好些学生宿舍。时过境迁，现仅存主教公馆及修女院残迹，前者也是回字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左右各十三间厢房，窗沿用汉白玉或青砖雕镶，天花板上绘有西洋画；后者因年久失修，只留下残垣断壁，靠几根木柱坚强地支撑着。墙门上有“城固县古路小学”字样，配合周边的芳草萋萋，记录着生命沧桑，颇为摄人心魄。□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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