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斯诺西安行
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正值青春年华的美国女性,毅然来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华期间,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尔后,她始终不渝地热爱着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土。她在中国,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为伉俪,双双声援支持中国革命——
接触的第一位红军战士——王林
1978年10月,海伦率领一支电视摄影小组来华访问。当她又重新踏入古城西安时,思绪如潮……
“王震副总理最近在西安视察工作。他说要宴请你们。届时,西安市市长王林也将出席欢迎你的宴会。”中国对外友协陪同张雪玲兴奋地告诉海伦。
“太好了。”海伦激动不已。一别40年,老朋友又将重逢。
傍晚。驱车约半小时,驶进丈八沟宾馆。当海伦一行步入一号楼门厅,10多人迎面而来。为首的高身材、白发少许,他就是王震。不等人介绍,王震与海伦的手已握在了一起……
跟随王震的则是一位身材不高、微微发胖的官员。“王林!”海伦一下就认出来了。尤其是他的微笑,海伦的印象是再深不过的。“你还记得1936年,你护送我来西安,我们彼此从不讲话,扮为陌生人吗?你是我接触的第一位红军战士!我丈夫埃德加去保安四个来月,杳无音信,你第一次给我带来了他的消息。”海伦几乎一口气就想把什么都说完。
“记得,记得,怎会忘记呢!”王林风趣答道。
“当然了。”海伦接着告诉王林,“我听说西安市市长王林今晚要来,可是,我全然不知,原来是我的王林啊!中国好像有许多人叫王林……”
海伦的一席话引起一阵阵笑声,大家兴致勃勃地目睹此次不寻常的会见……
王林当年曾是西北共产党组织和北平共产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1936年秋的一天,王林来到海伦和斯诺在北平的住所,带来了斯诺在西北的情况。海伦异常兴奋,这是斯诺赴西北后她第一次等到的消息。不仅如此,海伦还对眼前这位总带着调皮笑容的红军信使产生了兴趣,立刻喜欢上了他。她热情招待王林,问这问那,不时引起一阵阵笑声。最后,海伦显得一本正经地说:“你回去时要把我带上,送我去见我的丈夫。否则,我就叫警察。”
“好,好得很!”王林一口答应:“斯诺一定会感到惊奇和高兴的!”
“会惊奇,不会高兴的。”海伦笑了起来,“他去了西北,刚刚摆脱了一个爱唠叨,爱找岔子的妻子。”
……
海伦回忆说:“王林总是那么幽默和风趣,不停地开玩笑,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其实,当时斯诺已经请他带我过去,分享西北经历的异趣,可是,他对我始终守口如瓶。他的脑子里似乎总盘算着一件妙不可言、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海伦停顿片刻:“就在我们去西安的途中,每当我们面面相视时,却都装作陌生人,装得还很像。但相互内心中的激动,唯有我们俩能感觉到。后来,我们安全到达古城西安。”
提前70天预见到“西安事变”
“只有抵抗外国侵略(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
“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有可能和平解决。”
1936年10月3日,下午6点许,张学良将军约见了海伦。同时还有几位中国记者。当他回答了海伦提出的有关问题之后,郑重地告诉大家。
此前,海伦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但对其所为却知道不少。当时西安的形势,是一种冷内战。海伦此时此刻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受到张学良将军的约见,意义非同一般。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走过来同海伦握手,这似乎是一种盟约、保证。
随即,国民党通讯社发出了编造的报道,伪造引用了张学良的谈话。
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的电稿,她心急如焚,极不情愿地搭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海伦回到北平后,立刻将和张学良的会见谈话真情,发给《纽约太阳日报》《伦敦每日先驱报》。文章还在《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等刊物转载发表。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官兵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日本政策越来越愤慨。此间传说,张学良同蒋介石以前的良好关系现在已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最终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性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一系列‘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领导之下,他在这里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
此次报道,险些引起一场早产的西安事变。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作出解释,南京政府则否认会谈实有其事。
但中国的学生则欣喜若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八项抗战主张。此次事件震惊了中外。
海伦虽有所预料,但仍然激动万分。她说:“我爱全东北军的每一个官兵,我爱学生中的每一位。我准备把老将军宋哲元、十九路军和站在正义一方的任何土匪头子都包括在内。我与中国的爱情达到了高潮。”
巧布“空城计”奔往延安
1937年4月23日凌晨,海伦到达西安。可此时,这里的形势已与不久前大不相同了。全城笼罩着一片法西斯恐怖气氛。以前斯诺的采访活动是由东北军秘密安排的,如今,张学良被扣,东北军被迫撤离西安。可以讲,任何一位姓斯诺的人都是最不受欢迎的,自然包括斯诺之妻海伦·斯诺。
海伦从到达西安之日起,就受到严密监视,四五个“保镖”不分昼夜跟随在她身边。红军联络人员虽尽力协助,仍成效不大。这一切,并没有使海伦放弃奔往延安的意图,反过来,渴望的心情愈加迫切。她下榻西京招待所,整日思索去延安的途径。一日,经招待所周老板介绍,海伦认识了一位在西安的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菲奇早已晓知海伦的情况,并劝其返回北平,没有必要冒险。然而,最终还是海伦说服了菲奇,他决心帮助海伦。
4月28日,海伦为了造成放弃奔往延安计划的假象,拍发给远在北平的斯诺一份电报:“预计明天启程,车站迎接。”很快,这份电报复印件自然迅速落到西安反动当局手中。
当天晚上的西京招待所,除海伦之外,还有一个旅行者,显得冷冷清清,但招待所门前的卫兵及她的夜班“保镖”格外引人注目。此时,海伦心里很明白,今晚必须实现自己的意图,她可以猜想到,菲奇一定怀疑她能不能胜任在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肯定,他帮她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整理好行装,海伦把枕头和毯子摆成躺着的人一样,铺在床上,以便次日早上看起来像有人还在睡着似的,使那些监视她的人推迟追赶她的时间。一切准备完毕,她紧张地坐在窗前,凝视着窗外的月光。
12点45分,约定的时间终于到了。这时海伦应该看到院墙上的信号由菲奇点燃的香烟亮光,然而,她什么也没有看见。海伦计算了夜班“保镖”的巡逻时间,小心翼翼地侦查一下窗外的地形。随之,翻身越过窗口,迅速跑到墙边的阴影处。她悄悄向外移动,可是,始终没有见到那受欢迎的亮光。
她攀上高处窥视墙外,但见大街上一片寂静,唯有一支10多个宪兵组成的特别巡逻队在走动。她机警地又滑了下来。
又过了几十分钟,海伦断定,军事管制造成的紧急状态已使菲奇难以赴约,而她暴露在外,孤立无援,在进退两难之际,决定铤而走险。当“保镖”又一次消失在建筑物的拐角处的一刹那,海伦立刻跑过开阔地,整整衣服,大摇大摆地向大门走去。奇迹出现了,门未锁。她顺手一推,门吱的一声开了,她勇敢地跨出去,面对着卫兵。
“你到哪里去?”卫兵不熟悉海伦,他在履行公务。
“我要回家了,附近有人力车吗?”海伦用典型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傲慢口吻回答道。
又是一个奇迹,一辆人力车沿街过来,而且是空车。
她登上人力车,沿街前行。她每看到一个执勤的警察,心就悸动一下。有一次还遇到了查问。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去。”海伦壮胆声称。
没有什么麻烦。然而,往哪里去。没有菲奇,下一步怎么办?海伦心急火燎……
然而,海伦发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当自行车与人力车穿梭而过的一瞬间,她本能地喊了一声:“嗨!”
“是你啊!你真的跑出来了?祝贺你!”那人正是菲奇,他将车子停下,高兴万分地说:“因为有士兵巡逻,我无法接近院墙,而且我认为,你根本不敢逃。不过,我还是决定骑着车子转转、等一等。真有你的,来!这边坐。”
之后,在菲奇的帮助下,他们一同乘上唯一可通行无阻的将军小车。第一站,顺利到达三原县,这里已是红军驻地。
1937年5月初,海伦到了延安,受到红军的热情欢迎。□李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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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正值青春年华的美国女性,毅然来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华期间,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尔后,她始终不渝地热爱着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土。她在中国,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为伉俪,双双声援支持中国革命——
接触的第一位红军战士——王林
1978年10月,海伦率领一支电视摄影小组来华访问。当她又重新踏入古城西安时,思绪如潮……
“王震副总理最近在西安视察工作。他说要宴请你们。届时,西安市市长王林也将出席欢迎你的宴会。”中国对外友协陪同张雪玲兴奋地告诉海伦。
“太好了。”海伦激动不已。一别40年,老朋友又将重逢。
傍晚。驱车约半小时,驶进丈八沟宾馆。当海伦一行步入一号楼门厅,10多人迎面而来。为首的高身材、白发少许,他就是王震。不等人介绍,王震与海伦的手已握在了一起……
跟随王震的则是一位身材不高、微微发胖的官员。“王林!”海伦一下就认出来了。尤其是他的微笑,海伦的印象是再深不过的。“你还记得1936年,你护送我来西安,我们彼此从不讲话,扮为陌生人吗?你是我接触的第一位红军战士!我丈夫埃德加去保安四个来月,杳无音信,你第一次给我带来了他的消息。”海伦几乎一口气就想把什么都说完。
“记得,记得,怎会忘记呢!”王林风趣答道。
“当然了。”海伦接着告诉王林,“我听说西安市市长王林今晚要来,可是,我全然不知,原来是我的王林啊!中国好像有许多人叫王林……”
海伦的一席话引起一阵阵笑声,大家兴致勃勃地目睹此次不寻常的会见……
王林当年曾是西北共产党组织和北平共产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1936年秋的一天,王林来到海伦和斯诺在北平的住所,带来了斯诺在西北的情况。海伦异常兴奋,这是斯诺赴西北后她第一次等到的消息。不仅如此,海伦还对眼前这位总带着调皮笑容的红军信使产生了兴趣,立刻喜欢上了他。她热情招待王林,问这问那,不时引起一阵阵笑声。最后,海伦显得一本正经地说:“你回去时要把我带上,送我去见我的丈夫。否则,我就叫警察。”
“好,好得很!”王林一口答应:“斯诺一定会感到惊奇和高兴的!”
“会惊奇,不会高兴的。”海伦笑了起来,“他去了西北,刚刚摆脱了一个爱唠叨,爱找岔子的妻子。”
……
海伦回忆说:“王林总是那么幽默和风趣,不停地开玩笑,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其实,当时斯诺已经请他带我过去,分享西北经历的异趣,可是,他对我始终守口如瓶。他的脑子里似乎总盘算着一件妙不可言、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海伦停顿片刻:“就在我们去西安的途中,每当我们面面相视时,却都装作陌生人,装得还很像。但相互内心中的激动,唯有我们俩能感觉到。后来,我们安全到达古城西安。”
提前70天预见到“西安事变”
“只有抵抗外国侵略(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
“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有可能和平解决。”
1936年10月3日,下午6点许,张学良将军约见了海伦。同时还有几位中国记者。当他回答了海伦提出的有关问题之后,郑重地告诉大家。
此前,海伦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但对其所为却知道不少。当时西安的形势,是一种冷内战。海伦此时此刻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受到张学良将军的约见,意义非同一般。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走过来同海伦握手,这似乎是一种盟约、保证。
随即,国民党通讯社发出了编造的报道,伪造引用了张学良的谈话。
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的电稿,她心急如焚,极不情愿地搭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海伦回到北平后,立刻将和张学良的会见谈话真情,发给《纽约太阳日报》《伦敦每日先驱报》。文章还在《密勒氏评论报》和《华北明星报》等刊物转载发表。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官兵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日本政策越来越愤慨。此间传说,张学良同蒋介石以前的良好关系现在已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最终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性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一系列‘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领导之下,他在这里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
此次报道,险些引起一场早产的西安事变。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作出解释,南京政府则否认会谈实有其事。
但中国的学生则欣喜若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八项抗战主张。此次事件震惊了中外。
海伦虽有所预料,但仍然激动万分。她说:“我爱全东北军的每一个官兵,我爱学生中的每一位。我准备把老将军宋哲元、十九路军和站在正义一方的任何土匪头子都包括在内。我与中国的爱情达到了高潮。”
巧布“空城计”奔往延安
1937年4月23日凌晨,海伦到达西安。可此时,这里的形势已与不久前大不相同了。全城笼罩着一片法西斯恐怖气氛。以前斯诺的采访活动是由东北军秘密安排的,如今,张学良被扣,东北军被迫撤离西安。可以讲,任何一位姓斯诺的人都是最不受欢迎的,自然包括斯诺之妻海伦·斯诺。
海伦从到达西安之日起,就受到严密监视,四五个“保镖”不分昼夜跟随在她身边。红军联络人员虽尽力协助,仍成效不大。这一切,并没有使海伦放弃奔往延安的意图,反过来,渴望的心情愈加迫切。她下榻西京招待所,整日思索去延安的途径。一日,经招待所周老板介绍,海伦认识了一位在西安的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菲奇早已晓知海伦的情况,并劝其返回北平,没有必要冒险。然而,最终还是海伦说服了菲奇,他决心帮助海伦。
4月28日,海伦为了造成放弃奔往延安计划的假象,拍发给远在北平的斯诺一份电报:“预计明天启程,车站迎接。”很快,这份电报复印件自然迅速落到西安反动当局手中。
当天晚上的西京招待所,除海伦之外,还有一个旅行者,显得冷冷清清,但招待所门前的卫兵及她的夜班“保镖”格外引人注目。此时,海伦心里很明白,今晚必须实现自己的意图,她可以猜想到,菲奇一定怀疑她能不能胜任在这出戏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肯定,他帮她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整理好行装,海伦把枕头和毯子摆成躺着的人一样,铺在床上,以便次日早上看起来像有人还在睡着似的,使那些监视她的人推迟追赶她的时间。一切准备完毕,她紧张地坐在窗前,凝视着窗外的月光。
12点45分,约定的时间终于到了。这时海伦应该看到院墙上的信号由菲奇点燃的香烟亮光,然而,她什么也没有看见。海伦计算了夜班“保镖”的巡逻时间,小心翼翼地侦查一下窗外的地形。随之,翻身越过窗口,迅速跑到墙边的阴影处。她悄悄向外移动,可是,始终没有见到那受欢迎的亮光。
她攀上高处窥视墙外,但见大街上一片寂静,唯有一支10多个宪兵组成的特别巡逻队在走动。她机警地又滑了下来。
又过了几十分钟,海伦断定,军事管制造成的紧急状态已使菲奇难以赴约,而她暴露在外,孤立无援,在进退两难之际,决定铤而走险。当“保镖”又一次消失在建筑物的拐角处的一刹那,海伦立刻跑过开阔地,整整衣服,大摇大摆地向大门走去。奇迹出现了,门未锁。她顺手一推,门吱的一声开了,她勇敢地跨出去,面对着卫兵。
“你到哪里去?”卫兵不熟悉海伦,他在履行公务。
“我要回家了,附近有人力车吗?”海伦用典型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傲慢口吻回答道。
又是一个奇迹,一辆人力车沿街过来,而且是空车。
她登上人力车,沿街前行。她每看到一个执勤的警察,心就悸动一下。有一次还遇到了查问。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去。”海伦壮胆声称。
没有什么麻烦。然而,往哪里去。没有菲奇,下一步怎么办?海伦心急火燎……
然而,海伦发现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当自行车与人力车穿梭而过的一瞬间,她本能地喊了一声:“嗨!”
“是你啊!你真的跑出来了?祝贺你!”那人正是菲奇,他将车子停下,高兴万分地说:“因为有士兵巡逻,我无法接近院墙,而且我认为,你根本不敢逃。不过,我还是决定骑着车子转转、等一等。真有你的,来!这边坐。”
之后,在菲奇的帮助下,他们一同乘上唯一可通行无阻的将军小车。第一站,顺利到达三原县,这里已是红军驻地。
1937年5月初,海伦到了延安,受到红军的热情欢迎。□李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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