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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古尔纳：回望非洲故土的流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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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10月7日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纳因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古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运”，他将此“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他从21岁开始写作，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英语成为他的文学工具。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古尔纳是谁？
来自坦桑尼亚的英语作家
当国内读者看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古尔纳”时，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可能都是：他是谁？确实，此前在各大国内外媒体预测榜单上，古尔纳不曾被提起，他的作品也没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收入了他的《囚笼》《博西》等小说）。
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20岁时前往英国留学。这段经历首先给他奠定了写作的基础主题。古尔纳的小说里，主人公基本都是因为进入了某个新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原有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支离破碎。198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讲述的就是一个非洲男孩从东海岸离家的原因，之后一年的小说《朝圣之路》（Pilgrim&39;s Way）更激进一些，主人公的身份更具政治意味，他是个穆斯林学生，进入英国，与当地的种族文化发生激烈对抗。在第一本小说里，古尔纳主要还是从肉体角度出发，以身体和性为出发点，借助一些哲学问题来思考一些与坦桑尼亚历史现实相关的主题，而到了后一部小说，他的现实主题开始变得更加明确。另外在前两本作品和他入围布克奖之前，1990年，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多蒂》（Dottie），它的主题和之前都不一样，是以二战后伦敦的一位女子的悲惨遭遇为叙事主体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古尔纳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
古尔纳写作的主题大多为对殖民主义、难民、移民经验的关心。从写作题材看，古尔纳对非洲殖民历史、非洲与欧洲的关系、非裔移民在英国的经历与身份认同等话题的写作有着重要价值。从写作风格来看，古尔纳在延续英国流散文学写作传统的同时，在叙事和语言等方面有着碎片化叙事、诗性语言的特征。他的小说除了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施行的残酷统治以及移民们遭受的孤独与心理创伤外，还包含很多极为特殊而细腻的移民心理。例如在小说《海边》中，失去了原有财富、地位的主角会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在古尔纳看来，这是一种因殖民而在移民心中产生的特殊文化创伤。
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语中写道：“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这种描述非常类似于社会学者齐美尔所说的“边缘人”，古尔纳的写作大多在其“流亡”期间完成，但都与其故乡相关。或许也正是古尔纳文学书写的这种边缘性，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评述：“记忆，永远是古尔纳笔下重要的主题。”
古尔纳的文学理念
从后殖民遗留问题到非洲本土矛盾
除了小说写作，古尔纳的人生经历也让他在“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古尔纳出生的时候，坦桑尼亚还没有建国，桑给巴尔还是一座独立的岛屿。1963年，英国结束了在桑给巴尔的殖民统治，1964年，在中国、苏联、东德等国家的支持下，桑给巴尔推翻了统治这座岛屿多年的君主制，成为了共和国。同年，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可以说，古尔纳正是这段东非历史进程的见证人，在青年时期完全经历了一个东非国家从殖民统治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国等重大的社会变革，对此毫无疑问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观察。在古尔纳前往英国留学之前，他还在国内参与了三年的革命，完全明白后殖民社会对非洲国家造成的持续性伤害有多么强大。
尽管人生经历和写作主题会不可避免地让古尔纳被视为一个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但他本人对于后殖民写作是颇有微词的。例如他的代表作《天堂》。在完成这部小说时，古尔纳表示，过去的后殖民写作很容易成为一个陷阱，因为很多作品都将矛头单单对向了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但其实，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的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也同样可怕。这是在非洲作家中比较罕见的一点。因为非洲作家在现实主题上都比较激进，例如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能够在非洲作家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经历外，也是不仅在小说中批判了殖民者，而是同时描述了非洲部落之间的文化和种族仇恨。
古尔纳说，自己不会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理解语言的功能。交流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交流的具体内容要比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重要得多。“我喜欢说我是一个偶然开始写作的人。我在10或11岁的时候没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在英国处于困境中写作，当时我没有想到要说‘我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我知道如何在写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因为那是我阅读的内容。写作和阅读之间的联系是读者和作者建立的整体的文本联系网络。英语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用的，而这是我用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完成的。”□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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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10月7日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古尔纳因围绕“殖民历史”和“难民经历”的文学创作而获奖。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古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运”，他将此“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他从21岁开始写作，斯瓦希里语是他的母语，英语成为他的文学工具。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古尔纳是谁？
来自坦桑尼亚的英语作家
当国内读者看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古尔纳”时，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可能都是：他是谁？确实，此前在各大国内外媒体预测榜单上，古尔纳不曾被提起，他的作品也没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收入了他的《囚笼》《博西》等小说）。
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20岁时前往英国留学。这段经历首先给他奠定了写作的基础主题。古尔纳的小说里，主人公基本都是因为进入了某个新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原有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支离破碎。198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讲述的就是一个非洲男孩从东海岸离家的原因，之后一年的小说《朝圣之路》（Pilgrim&39;s Way）更激进一些，主人公的身份更具政治意味，他是个穆斯林学生，进入英国，与当地的种族文化发生激烈对抗。在第一本小说里，古尔纳主要还是从肉体角度出发，以身体和性为出发点，借助一些哲学问题来思考一些与坦桑尼亚历史现实相关的主题，而到了后一部小说，他的现实主题开始变得更加明确。另外在前两本作品和他入围布克奖之前，1990年，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多蒂》（Dottie），它的主题和之前都不一样，是以二战后伦敦的一位女子的悲惨遭遇为叙事主体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古尔纳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
古尔纳写作的主题大多为对殖民主义、难民、移民经验的关心。从写作题材看，古尔纳对非洲殖民历史、非洲与欧洲的关系、非裔移民在英国的经历与身份认同等话题的写作有着重要价值。从写作风格来看，古尔纳在延续英国流散文学写作传统的同时，在叙事和语言等方面有着碎片化叙事、诗性语言的特征。他的小说除了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施行的残酷统治以及移民们遭受的孤独与心理创伤外，还包含很多极为特殊而细腻的移民心理。例如在小说《海边》中，失去了原有财富、地位的主角会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在古尔纳看来，这是一种因殖民而在移民心中产生的特殊文化创伤。
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语中写道：“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这种描述非常类似于社会学者齐美尔所说的“边缘人”，古尔纳的写作大多在其“流亡”期间完成，但都与其故乡相关。或许也正是古尔纳文学书写的这种边缘性，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评述：“记忆，永远是古尔纳笔下重要的主题。”
古尔纳的文学理念
从后殖民遗留问题到非洲本土矛盾
除了小说写作，古尔纳的人生经历也让他在“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古尔纳出生的时候，坦桑尼亚还没有建国，桑给巴尔还是一座独立的岛屿。1963年，英国结束了在桑给巴尔的殖民统治，1964年，在中国、苏联、东德等国家的支持下，桑给巴尔推翻了统治这座岛屿多年的君主制，成为了共和国。同年，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可以说，古尔纳正是这段东非历史进程的见证人，在青年时期完全经历了一个东非国家从殖民统治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国等重大的社会变革，对此毫无疑问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观察。在古尔纳前往英国留学之前，他还在国内参与了三年的革命，完全明白后殖民社会对非洲国家造成的持续性伤害有多么强大。
尽管人生经历和写作主题会不可避免地让古尔纳被视为一个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但他本人对于后殖民写作是颇有微词的。例如他的代表作《天堂》。在完成这部小说时，古尔纳表示，过去的后殖民写作很容易成为一个陷阱，因为很多作品都将矛头单单对向了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但其实，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的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也同样可怕。这是在非洲作家中比较罕见的一点。因为非洲作家在现实主题上都比较激进，例如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能够在非洲作家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经历外，也是不仅在小说中批判了殖民者，而是同时描述了非洲部落之间的文化和种族仇恨。
古尔纳说，自己不会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理解语言的功能。交流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交流的具体内容要比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重要得多。“我喜欢说我是一个偶然开始写作的人。我在10或11岁的时候没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在英国处于困境中写作，当时我没有想到要说‘我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我知道如何在写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因为那是我阅读的内容。写作和阅读之间的联系是读者和作者建立的整体的文本联系网络。英语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用的，而这是我用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完成的。”□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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