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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清廉自律 以身率下
关键字：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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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这是清代道光年间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这位颇具影响且被魏源称赞为“江南能吏与廉吏”的“干国良臣”，因自己勇于任事、廉洁为官的品行，获得了百姓的称赞和朝廷的认可，更是被奉为著名的岳麓书院和湖湘经世致用文化的杰出代表。
清代的“两江”指江南、江西两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故两江总督实际上管理三个省。自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起，授予历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衔，官居从一品，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两江是全国人文荟萃之区，财赋集中之地。就文化而言，清代科举鼎甲人物，多数出于此地，文化相对比较活跃发达。就财赋而言，两江是清朝的财赋重地，堪称朝廷的钱袋子。《清史稿·食货志》称：“计天下财富，唯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淞、嘉、湖诸府为最。”清政府每年要从东南转输漕粮400万石至京师，两江有236万石，约占60％。全国盐课是清朝财政收入的大头，江苏两淮盐场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两江为全国经济的中心，故其地位尤为重要。两江总督在全国是举足轻重的疆臣。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于次年又兼任两淮盐政，两淮盐政关系到清王朝的财政命脉，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能够得到这样大权在握的官职，在一些人眼中可是一个美差，但陶澍不为各种利益和权势所动，在吏治、河工、盐政、漕运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治理，使自己的人品才识得到充分展现。
道光时期，清朝封建统治已经开始转向衰败。官员们因循守旧、贪墨成风，致使政令废弛，百姓负担加重，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基础。官场上的腐朽，使得许多庸劣俗才、狡诈奸猾之徒混入官吏队伍。他们盘根错节、相互依托，往往为求得庇护和升迁费尽心机、巧立名目，常常借名冬夏时令、端阳中秋佳节，或是官员寿诞婚丧，争相攀附馈送，且形成逐级上送之惯例。以两淮盐务为例，尽管它攸关六省人民的食用，但长期以来，伴随着一些官场陋习和利益勾连，已经是“商情疲乏，浮议繁多，把持咀嚼，不敢过问，公私倒置”，可谓弊端丛生。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用很大精力和勇气处理盐务问题，下大力气进行了盐政整顿，革除了许多陈规陋习。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恪守任江苏巡抚时就自定的座右铭：“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把廉政作为为官处事的根本。当时两淮盐政有这么一条规定，盐政养廉，即工资每年五千两银子，完全是正当的工薪收入，陶澍却以“总督养廉以极优厚”为理由，将养廉银交回国库。同时，作为两江总督，两淮盐场每年需送赏需银两万两。陶澍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下令革除。所谓“赏需银”，名义上是对总督职权上的馈赠，实际上是各级官吏为自己从中获利找到了一种借口而已，最终导致层层加码，巧立名目，使盐价成倍增加，加重了百姓生活负担，使清王朝财政更加困顿。陶澍以自己的魄力和担当“裁减浮费、紧缩开支，降低食盐成本”，朝廷和百姓都得到受益。他在处理盐务和盐政方面的卓越表现不仅体现了很强的为政能力，还展现了他以廉为本的深厚修养。他在整顿盐政的同时，还加强对吏治、漕运、水利、治安等方面的整顿改革。任总督的十年间，两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正如《清史稿》赞评道：“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意思是他不论是在京为官还是一方大员，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做到了问心无愧。
陶澍出身于湖南安化县小淹镇，家境贫寒，年轻时受尽艰难，但家风清正，即使做了大官后亦然保持着农家子弟勤俭淳朴的本色。他感念道：“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竣可活几人。”这和那些你送我往、讲究排场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他要求家人“远钱财、无物欲、重名节、求学识”。据史籍记载，陶澍病逝后，一些淮商感念他的清德和好处，筹集了四万两白银作为礼金，却徘徊在衙署门外无人敢进，委托他原来的幕僚送进。陶夫人问道，我夫君过去曾收受过你们的礼金吗？左右都答未曾发生过。夫人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坚决拒收赠礼。陶澍不仅严格约束家人，对部属也是如此。他贴出告文，明确要求：“凡署内所需一切薪蔬什物各件，俱系现付价值，按照市价平买交易，并无丝毫赊欠。即家人、跟役等，亦从不许赊欠一物。恐有不肖之徒，指称本衙门名色赊取，不可不预为防范，合行出示晓谕。”严格禁止部属利用便利仗势欺人，勒索钱财。陶澍清廉自律、以身率下、勇于任事的作风使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清官、能员的形象。
尽管陶澍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有其封建时代的局限，但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凡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了有益事业的人，历史和人民都会记住他们。
□张从军（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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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这是清代道光年间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这位颇具影响且被魏源称赞为“江南能吏与廉吏”的“干国良臣”，因自己勇于任事、廉洁为官的品行，获得了百姓的称赞和朝廷的认可，更是被奉为著名的岳麓书院和湖湘经世致用文化的杰出代表。
清代的“两江”指江南、江西两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故两江总督实际上管理三个省。自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起，授予历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之衔，官居从一品，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两江是全国人文荟萃之区，财赋集中之地。就文化而言，清代科举鼎甲人物，多数出于此地，文化相对比较活跃发达。就财赋而言，两江是清朝的财赋重地，堪称朝廷的钱袋子。《清史稿·食货志》称：“计天下财富，唯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尤以苏、淞、嘉、湖诸府为最。”清政府每年要从东南转输漕粮400万石至京师，两江有236万石，约占60％。全国盐课是清朝财政收入的大头，江苏两淮盐场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两江为全国经济的中心，故其地位尤为重要。两江总督在全国是举足轻重的疆臣。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于次年又兼任两淮盐政，两淮盐政关系到清王朝的财政命脉，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能够得到这样大权在握的官职，在一些人眼中可是一个美差，但陶澍不为各种利益和权势所动，在吏治、河工、盐政、漕运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治理，使自己的人品才识得到充分展现。
道光时期，清朝封建统治已经开始转向衰败。官员们因循守旧、贪墨成风，致使政令废弛，百姓负担加重，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基础。官场上的腐朽，使得许多庸劣俗才、狡诈奸猾之徒混入官吏队伍。他们盘根错节、相互依托，往往为求得庇护和升迁费尽心机、巧立名目，常常借名冬夏时令、端阳中秋佳节，或是官员寿诞婚丧，争相攀附馈送，且形成逐级上送之惯例。以两淮盐务为例，尽管它攸关六省人民的食用，但长期以来，伴随着一些官场陋习和利益勾连，已经是“商情疲乏，浮议繁多，把持咀嚼，不敢过问，公私倒置”，可谓弊端丛生。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用很大精力和勇气处理盐务问题，下大力气进行了盐政整顿，革除了许多陈规陋习。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恪守任江苏巡抚时就自定的座右铭：“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把廉政作为为官处事的根本。当时两淮盐政有这么一条规定，盐政养廉，即工资每年五千两银子，完全是正当的工薪收入，陶澍却以“总督养廉以极优厚”为理由，将养廉银交回国库。同时，作为两江总督，两淮盐场每年需送赏需银两万两。陶澍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下令革除。所谓“赏需银”，名义上是对总督职权上的馈赠，实际上是各级官吏为自己从中获利找到了一种借口而已，最终导致层层加码，巧立名目，使盐价成倍增加，加重了百姓生活负担，使清王朝财政更加困顿。陶澍以自己的魄力和担当“裁减浮费、紧缩开支，降低食盐成本”，朝廷和百姓都得到受益。他在处理盐务和盐政方面的卓越表现不仅体现了很强的为政能力，还展现了他以廉为本的深厚修养。他在整顿盐政的同时，还加强对吏治、漕运、水利、治安等方面的整顿改革。任总督的十年间，两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正如《清史稿》赞评道：“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意思是他不论是在京为官还是一方大员，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做到了问心无愧。
陶澍出身于湖南安化县小淹镇，家境贫寒，年轻时受尽艰难，但家风清正，即使做了大官后亦然保持着农家子弟勤俭淳朴的本色。他感念道：“省一筵宴之费可活几人，省一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一土木之竣可活几人。”这和那些你送我往、讲究排场的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他要求家人“远钱财、无物欲、重名节、求学识”。据史籍记载，陶澍病逝后，一些淮商感念他的清德和好处，筹集了四万两白银作为礼金，却徘徊在衙署门外无人敢进，委托他原来的幕僚送进。陶夫人问道，我夫君过去曾收受过你们的礼金吗？左右都答未曾发生过。夫人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坚决拒收赠礼。陶澍不仅严格约束家人，对部属也是如此。他贴出告文，明确要求：“凡署内所需一切薪蔬什物各件，俱系现付价值，按照市价平买交易，并无丝毫赊欠。即家人、跟役等，亦从不许赊欠一物。恐有不肖之徒，指称本衙门名色赊取，不可不预为防范，合行出示晓谕。”严格禁止部属利用便利仗势欺人，勒索钱财。陶澍清廉自律、以身率下、勇于任事的作风使他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清官、能员的形象。
尽管陶澍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有其封建时代的局限，但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凡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了有益事业的人，历史和人民都会记住他们。
□张从军（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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