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张爱玲

两人的早期作品，都以绵密和精细见长，尤其在描摹女性方面，均能直入内心、曲尽其微，敢言他人之不敢言，从而收获了大量粉丝。

1936年，丁玲已经风靡一时，张爱玲正在读高中。后者是前者的粉丝，还特意写了一篇表达崇敬的文章，发表在校刊《国光》上。其中有这么一段：

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做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女性们。

的确，两“玲”之间有着许多相似：都是出身于富庶人家的娇小姐，都敢于冲破世俗的家庭和爱情，都踩着繁华的上海滩成名，都有着一系列罗曼蒂克却又凄凉的生活史，只是丁玲比张爱玲年长16岁。从张爱玲的创作来看，便能读出颇受丁玲早期作品的影响。

如果丁玲沿着早年的创作之路走下去，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时代际遇和风云召唤，促成了丁玲人生道路的转变——这一年，她没有继续留恋上海孤岛，而是果断选择走向延安、走向人民、走向最火热的生活。

正是激情燃烧的延安生活，使丁玲开始面对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于是，她作品的风格也开始向粗犷豪放转变，柔婉细腻已不再是其主调她在解放区写出了《水》《奔》《夜》《泪眼模糊中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小说。

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后，丁玲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地与她根本不熟悉的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帮忙挑选。正是如此深入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从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张爱玲则继续着一如既往的小资情调生活，先后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女性幽深的心间小路上徜徉，捕捉着她们心弦的每一次震颤、灵魂的每一丝悸动，将她们百无聊赖中的寂寞无奈、恋爱中的矛盾忐忑、追求情爱和梦幻的欲望躁动表现得丝丝入扣。尽管她在人性书写的道路上越挖越深，并拥有了相当多的读者——然而她与丁玲在创作道路上渐行渐远，终于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和模样。

客观说，张爱玲似乎拥有更多读者，而丁玲则更为文学史家所关注。

自古以来，真正伟大的、经典的文学作品，无不来自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描写最广大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生活。而这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波澜壮阔的生活，肯定存在于作家的小生活之外。这就需要作家走出自我，走向大我。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善于和乐于描写自己熟悉的小圈圈，虽然可能创作出一系列精致的作品，虽然可能赢得更多读者，但总是小盆景、小制作、小匠心，与伟大相去甚远，与人民泾渭分明。

丁玲则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际行动，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确实又是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当下的新时代生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态。作家艺术家只有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才能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丁玲、柳青等无数前辈作家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从中汲取无尽的营养，获得不竭的灵感。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和史诗性巨著。

只有这些，才是最真正的中国故事，最真实的时代历史。    □李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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