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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桥东望思段翁
语音播报：
这些年旅居西安，东府自然回去得少了，但对师友的牵念却一直不曾断。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满头银发的老人，时不时地撞入我的脑际。这便是东府当代鸿儒段国超先生。
段先生祖籍湖北罗田，却在关中东府扎了根。他是渭南师范学院教授，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以《鲁迅家世》名世，《鲁迅与胡风》《鲁迅与朱安》多篇也流传甚广。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他的桃李也极繁丰。像作家安黎，评论家柏峰，剧作家张自胜、张玉凤，散文家畅岸，都出自他的门下。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关中东府可以说如雷贯耳！
我执教祁连山中，返东府也晚。2000年初，主编《渭南当代文化名人》时，始与先生交集。那时候，量浅之辈多如牛毛，以为编这一类书，纯粹弄钱，因此泼污水的居多，雪中送炭的鲜见。段先生却独具只眼，盛赞“这是东府一项文化工程”，并且著文力挺。从此，二人始定交。
段先生的学术成就、教学业绩，还是留待学者们评说吧！我这里只说说与先生交往中的两件小事，读者差不多从中可以洞察先生德行于一二。
还须从编《渭南当代文化名人》说起。2003年初夏，正当编选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一场“非典”突如其来，华夏大地一片风声鹤唳；紧接着，又是“二华大水”，东府人心惶惶，征编工作几乎要搁浅。我只好硬着头皮，似武训一般，每日烧香拜佛四处化缘。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位先前教过学后来发了迹的老板，他大约觉得自己也曾是准文化人，才在电话里答应愿意掏这书的印刷费。这不啻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立即赶了过去。
两人见面，聊得十分投机，不料恰在此时，老板的一个酒友打电话过来。此人有点似《水浒》中的“黄蜂刺”，好生事害人。大约是本人平日不曾拜过他的码头，这时候便斜刺里跳出来使绊子。听说老板要赞助《渭南当代文化名人》，居然极尽诬蔑之词。说什么“李某人前些年从华山上下来，本是个闲人，而入编的人，大多是社会渣滓”云云，奉劝老板千万勿蹚这趟浑水。那老板的座机声音响，坐在旁边的我听得一清二楚。有道是：不怕十人劝，单怕一人谗。果不其然，“黄蜂刺”做的醋立竿见影，那老板脸色立变。只见他哗哗地点了一薄沓票子，隔桌递了过来，呲着黝黑的牙佯作笑意地说：“这事，就算了罢！——不过，你联系也受了累，这是500元，生意不成人情在嘛！”仿佛受了奇耻大辱，我嚯地站起身，盯着对方微斜的眼，冷冷地说：“我编的这些人物，绝非只值你500元！道不同，不相为谋！”顺手将那500元摔了过去，昂然拂袖而出。后来，幸亏我的一个学生解了燃眉之急，此书才不至于泡汤。
说来也巧，事过多日，一小友结婚，婚宴上恰与“黄蜂刺”狭路相逢，终于出了一口气。那一日，段先生也来赴宴，与我同坐一桌，多日未见，两人聊得很是惬意。这时，“黄蜂刺”也来了，一屁股坐在我对面。我只顾与段先生聊，没有理他。不想这人却受不得冷落，竟主动挑衅。只见他跷着二郎腿，拍着手板，一双死鱼眼瞅着我不阴不阳地发话道：“这一位，明明是李某某，见了咱却好像不认得似的，怕是这中间有啥误会吧？”我便接过话茬：“有没有误会，你心里清楚，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人听了，忙剖白说：“咱可从来没说过你老弟的坏话呀，这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挑拨？你给那老板打电话时，我就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为人不做缺德事，何必遮遮掩掩？”“黄蜂刺”的谎言当众被揭穿，一张酱赤色的脸，登时变作猪肝一般，跌坐在椅子里，说不出一句话来。段先生一旁不住地劝解，可我却是书生气极重的人，这席如何坐得下去？便向段先生拱一拱手道：“在下本是华山上下来的一个闲人，怎能与这位大名人平起平坐？”说罢，扭头离席而出。
回到广电局老家属院，躺在我的天语阁里，独自翻看闲书。过了一阵子，却听见敲门声。开门，却是段先生。
只见他手里捏着一个肉夹馍，还拎着一盒馄饨，一脸笑眯眯的样儿。
我心中不由一愣。
只听先生说，他见我没吃饭走了，怕我饿着，顺便带点吃的过来看看。说罢，便催我趁热快吃。
瞅着他那热切的目光，聆听这深情的话语，我心头不由一热，一双眼便有了潮湿的感觉。在东府这座40多万人的现代城市里，有这么一位文学老人如此地在乎我，怜惜我，怎能不令我为之感动？
吃饭时，段先生告诉我，这“黄蜂刺”本是刺儿头，无人敢惹！今天我当众怼了这人，一桌人都替我捏一把汗。他委婉地劝诫我，自古宁肯得罪君子，也不可以得罪小人。对于这人，最好还是避而远之，不可硬碰硬，小心吃亏。
自从我父兄相继过世以后，极少听到这样贴己的话了！对于这样的忠告，我岂能不铭记在心？
还有一次。大约是秋天，段先生急火火地来到我的办公室。
那时，我正主编渭南广电报“东府风情”副刊。当日的版面已经编妥，总编也签过字，只待开印。段先生却说，能不能通融一下，他有篇稿子，能否先上。这使我颇感为难，但看到先生近乎乞求的目光，满头的汗滴，我心中大为不忍。经细问，才知其中原委。
原来先生有一老友，名叫史安民，已在医院弥留多日。先生想在老友离世之前，于病床边诵读此作，以安抚其灵魂恬然上路。我心中不由一凛。这位姓史的老者，我也是熟识的。他是临渭区政协文史委委员，是个矮瘦老头，人极和蔼、热情，本是临渭区的文史通，和我也有过多次交集。没想到他的病势竟如此沉重！
我随即撤下一篇时效相对不甚急的稿子，将段先生这篇替换上去，并且专意向总编详加说明。幸亏总编是位性情中人，此事总算顺利过关。
报印出后，段先生又急火火地赶奔医院。当他用苍老的声音动情地在病床边诵完文章时，老友终于含笑闭上了双眼，而他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到此，我这才悟出：一个湖北人，口音不同，生活习俗也殊异，何以能在关中东府安身立命，且门下弟子、文朋诗友遍布关中，终博得东府鸿儒的美誉，大约从上面这两件小事中可以窥出一些端倪。
方今之世，人情浇漓，古风稀薄，先生能遗世独立，奉行古道，实在是难得！
前几日，有人从渭南来，问及段先生，说尚健，每日喂几条流浪狗，乐在其中，我心始安。
祝段先生如南原春树蓊郁常青！ □李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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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旅居西安，东府自然回去得少了，但对师友的牵念却一直不曾断。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满头银发的老人，时不时地撞入我的脑际。这便是东府当代鸿儒段国超先生。
段先生祖籍湖北罗田，却在关中东府扎了根。他是渭南师范学院教授，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以《鲁迅家世》名世，《鲁迅与胡风》《鲁迅与朱安》多篇也流传甚广。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他的桃李也极繁丰。像作家安黎，评论家柏峰，剧作家张自胜、张玉凤，散文家畅岸，都出自他的门下。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关中东府可以说如雷贯耳！
我执教祁连山中，返东府也晚。2000年初，主编《渭南当代文化名人》时，始与先生交集。那时候，量浅之辈多如牛毛，以为编这一类书，纯粹弄钱，因此泼污水的居多，雪中送炭的鲜见。段先生却独具只眼，盛赞“这是东府一项文化工程”，并且著文力挺。从此，二人始定交。
段先生的学术成就、教学业绩，还是留待学者们评说吧！我这里只说说与先生交往中的两件小事，读者差不多从中可以洞察先生德行于一二。
还须从编《渭南当代文化名人》说起。2003年初夏，正当编选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一场“非典”突如其来，华夏大地一片风声鹤唳；紧接着，又是“二华大水”，东府人心惶惶，征编工作几乎要搁浅。我只好硬着头皮，似武训一般，每日烧香拜佛四处化缘。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位先前教过学后来发了迹的老板，他大约觉得自己也曾是准文化人，才在电话里答应愿意掏这书的印刷费。这不啻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立即赶了过去。
两人见面，聊得十分投机，不料恰在此时，老板的一个酒友打电话过来。此人有点似《水浒》中的“黄蜂刺”，好生事害人。大约是本人平日不曾拜过他的码头，这时候便斜刺里跳出来使绊子。听说老板要赞助《渭南当代文化名人》，居然极尽诬蔑之词。说什么“李某人前些年从华山上下来，本是个闲人，而入编的人，大多是社会渣滓”云云，奉劝老板千万勿蹚这趟浑水。那老板的座机声音响，坐在旁边的我听得一清二楚。有道是：不怕十人劝，单怕一人谗。果不其然，“黄蜂刺”做的醋立竿见影，那老板脸色立变。只见他哗哗地点了一薄沓票子，隔桌递了过来，呲着黝黑的牙佯作笑意地说：“这事，就算了罢！——不过，你联系也受了累，这是500元，生意不成人情在嘛！”仿佛受了奇耻大辱，我嚯地站起身，盯着对方微斜的眼，冷冷地说：“我编的这些人物，绝非只值你500元！道不同，不相为谋！”顺手将那500元摔了过去，昂然拂袖而出。后来，幸亏我的一个学生解了燃眉之急，此书才不至于泡汤。
说来也巧，事过多日，一小友结婚，婚宴上恰与“黄蜂刺”狭路相逢，终于出了一口气。那一日，段先生也来赴宴，与我同坐一桌，多日未见，两人聊得很是惬意。这时，“黄蜂刺”也来了，一屁股坐在我对面。我只顾与段先生聊，没有理他。不想这人却受不得冷落，竟主动挑衅。只见他跷着二郎腿，拍着手板，一双死鱼眼瞅着我不阴不阳地发话道：“这一位，明明是李某某，见了咱却好像不认得似的，怕是这中间有啥误会吧？”我便接过话茬：“有没有误会，你心里清楚，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人听了，忙剖白说：“咱可从来没说过你老弟的坏话呀，这一定是有人从中挑拨。”“挑拨？你给那老板打电话时，我就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为人不做缺德事，何必遮遮掩掩？”“黄蜂刺”的谎言当众被揭穿，一张酱赤色的脸，登时变作猪肝一般，跌坐在椅子里，说不出一句话来。段先生一旁不住地劝解，可我却是书生气极重的人，这席如何坐得下去？便向段先生拱一拱手道：“在下本是华山上下来的一个闲人，怎能与这位大名人平起平坐？”说罢，扭头离席而出。
回到广电局老家属院，躺在我的天语阁里，独自翻看闲书。过了一阵子，却听见敲门声。开门，却是段先生。
只见他手里捏着一个肉夹馍，还拎着一盒馄饨，一脸笑眯眯的样儿。
我心中不由一愣。
只听先生说，他见我没吃饭走了，怕我饿着，顺便带点吃的过来看看。说罢，便催我趁热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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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时，段先生告诉我，这“黄蜂刺”本是刺儿头，无人敢惹！今天我当众怼了这人，一桌人都替我捏一把汗。他委婉地劝诫我，自古宁肯得罪君子，也不可以得罪小人。对于这人，最好还是避而远之，不可硬碰硬，小心吃亏。
自从我父兄相继过世以后，极少听到这样贴己的话了！对于这样的忠告，我岂能不铭记在心？
还有一次。大约是秋天，段先生急火火地来到我的办公室。
那时，我正主编渭南广电报“东府风情”副刊。当日的版面已经编妥，总编也签过字，只待开印。段先生却说，能不能通融一下，他有篇稿子，能否先上。这使我颇感为难，但看到先生近乎乞求的目光，满头的汗滴，我心中大为不忍。经细问，才知其中原委。
原来先生有一老友，名叫史安民，已在医院弥留多日。先生想在老友离世之前，于病床边诵读此作，以安抚其灵魂恬然上路。我心中不由一凛。这位姓史的老者，我也是熟识的。他是临渭区政协文史委委员，是个矮瘦老头，人极和蔼、热情，本是临渭区的文史通，和我也有过多次交集。没想到他的病势竟如此沉重！
我随即撤下一篇时效相对不甚急的稿子，将段先生这篇替换上去，并且专意向总编详加说明。幸亏总编是位性情中人，此事总算顺利过关。
报印出后，段先生又急火火地赶奔医院。当他用苍老的声音动情地在病床边诵完文章时，老友终于含笑闭上了双眼，而他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到此，我这才悟出：一个湖北人，口音不同，生活习俗也殊异，何以能在关中东府安身立命，且门下弟子、文朋诗友遍布关中，终博得东府鸿儒的美誉，大约从上面这两件小事中可以窥出一些端倪。
方今之世，人情浇漓，古风稀薄，先生能遗世独立，奉行古道，实在是难得！
前几日，有人从渭南来，问及段先生，说尚健，每日喂几条流浪狗，乐在其中，我心始安。
祝段先生如南原春树蓊郁常青！ □李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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