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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心思告诉更多人
语音播报：
□李虎山
14岁开始写作，启蒙老师叫吴全喜，是山外镇街上人。他到村里排戏，戏名叫《划线》，讲的是生产队修水渠，水渠线路要经过一个社员的自留地，那个社员从起初的不同意，到经历思想斗争，把地让给了生产队，最后水通了，粮食产量也上去了的故事。
我不但看懂了那个小戏，而且感觉还挺有意思。我的理解是，不就是说人的思想转变吗？回到家我便想，这样的故事我也会编。
吴全喜走后，我照猫画虎也写了个戏，叫《借席》，说的是六月天下了连阴雨，突然放晴了，生产队要晒保管室的小麦交公粮，席不够，刘队长让我同学的父亲将他的炕席揭下来晒公粮，同学父亲不给，说他有风湿病，在晒了粮食的席上睡觉病会更重。结果我同学说他要学雷锋，把席硬从炕上揭下来给了刘队长。
第二个冬天，吴全喜又来村上排戏。我把自己写的《借席》让他排，他看后说排不成。他说构思不错，但矛盾不突出。
虽然吴全喜没有排我的处女作，但是他的指点让我铭记了40年冲突、矛盾是戏份，这是他给我留下最金贵的名言。
后来到了北京，去北师大听孙谦教授的汉语言文学课，他也讲到矛盾和冲突，和吴全喜讲的一模一样。那时我开始写小说，专门写战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稿件送到《北京日报》副刊部，姚老师告诉我：“你的小说之所以不能发表，就是矛盾和冲突太多了。”他说：“你们警卫战士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要职责，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你却尽写了战士之间斗心勾角，这样咋能发表呢？”
我把此话说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张仲柯老师，他说：“人家说的对呀，你应该理解，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你却只写他们不团结和黑暗面的故事，你的作品不光亮呀。”那时的张仲柯老师是有名的诗人，每天能收到一麻袋全国文学青年的信，也总让我帮他写回信，并答应帮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发表一些诗歌。那阵子，我的稿费远远高于每月8元钱的津贴。
后来，张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随口说道：“就是想把我的心思告诉更多的人。”他静静地盯了我好久，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能成为作家。”我问他缘由。他说：“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你这么小，就知道写作的意义。”他还说：“写作对于社会起不了大作用，但不能没有，作品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作家就是要唤醒人们的意识。”我问他：“哪方面的意识？”他说：“思想意识，爱生活的意识，当然还有许多，我一时也说不清。”
那时候，张仲柯刚恢复工作，许多话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多说。但有一句话我记下了，他说：“你要好好写，读书将会在近几年有一个大的涌动。”回到机关，我一直在想，读书和涌动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关联呢？是诗人的故弄玄虚，还是要有什么新的运动？
1983年，当我离开北京回到秦地，看到人人都在疯狂研读文学作品时，我理解了张仲柯老师所说的涌动。
对于我的写作，这三个人非常重要——吴全喜、张仲柯、北师大孙移山教授。他们在朦胧中唤醒了我，将我扶上文学的小道。
为什么写作？就是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更多的人，明白了这些，你就知道如何写作了。当然如何告诉，用什么方式、方法告诉，其间门道多多。诗是告诉，散文也是告诉，小说亦是告诉。不单是告诉，还要考虑到受众。经过40年的揣摩，我明白了朦胧诗是诗人写给诗人看的，精美通俗的文字才是大众喜欢的。
20年前，我在《西安晚报》上发过一篇散文，写的是知青生活。令我没想到的是，晚报社一位工作人员的儿子看了那篇文章后一直在找我，却没有找到，直到他退休后才找到我，当然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一出书，这位朋友就买来看，也买来送人。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就喜欢我用文字把我的心思告诉别人，他喜欢我的真诚。
他的话令我吃惊，这不，又回到当年那些启蒙老师说的话上了。
我想每个写作人，不就是把自己的心思用文字说给别人吗？
这就是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呀，但愿爱好写作的人，奔着这个初衷去写，你的文字必然有人喜欢。
（作者单位：西部信息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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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山
14岁开始写作，启蒙老师叫吴全喜，是山外镇街上人。他到村里排戏，戏名叫《划线》，讲的是生产队修水渠，水渠线路要经过一个社员的自留地，那个社员从起初的不同意，到经历思想斗争，把地让给了生产队，最后水通了，粮食产量也上去了的故事。
我不但看懂了那个小戏，而且感觉还挺有意思。我的理解是，不就是说人的思想转变吗？回到家我便想，这样的故事我也会编。
吴全喜走后，我照猫画虎也写了个戏，叫《借席》，说的是六月天下了连阴雨，突然放晴了，生产队要晒保管室的小麦交公粮，席不够，刘队长让我同学的父亲将他的炕席揭下来晒公粮，同学父亲不给，说他有风湿病，在晒了粮食的席上睡觉病会更重。结果我同学说他要学雷锋，把席硬从炕上揭下来给了刘队长。
第二个冬天，吴全喜又来村上排戏。我把自己写的《借席》让他排，他看后说排不成。他说构思不错，但矛盾不突出。
虽然吴全喜没有排我的处女作，但是他的指点让我铭记了40年冲突、矛盾是戏份，这是他给我留下最金贵的名言。
后来到了北京，去北师大听孙谦教授的汉语言文学课，他也讲到矛盾和冲突，和吴全喜讲的一模一样。那时我开始写小说，专门写战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稿件送到《北京日报》副刊部，姚老师告诉我：“你的小说之所以不能发表，就是矛盾和冲突太多了。”他说：“你们警卫战士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要职责，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你却尽写了战士之间斗心勾角，这样咋能发表呢？”
我把此话说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张仲柯老师，他说：“人家说的对呀，你应该理解，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而你却只写他们不团结和黑暗面的故事，你的作品不光亮呀。”那时的张仲柯老师是有名的诗人，每天能收到一麻袋全国文学青年的信，也总让我帮他写回信，并答应帮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发表一些诗歌。那阵子，我的稿费远远高于每月8元钱的津贴。
后来，张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随口说道：“就是想把我的心思告诉更多的人。”他静静地盯了我好久，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能成为作家。”我问他缘由。他说：“有些人写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你这么小，就知道写作的意义。”他还说：“写作对于社会起不了大作用，但不能没有，作品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作家就是要唤醒人们的意识。”我问他：“哪方面的意识？”他说：“思想意识，爱生活的意识，当然还有许多，我一时也说不清。”
那时候，张仲柯刚恢复工作，许多话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多说。但有一句话我记下了，他说：“你要好好写，读书将会在近几年有一个大的涌动。”回到机关，我一直在想，读书和涌动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关联呢？是诗人的故弄玄虚，还是要有什么新的运动？
1983年，当我离开北京回到秦地，看到人人都在疯狂研读文学作品时，我理解了张仲柯老师所说的涌动。
对于我的写作，这三个人非常重要——吴全喜、张仲柯、北师大孙移山教授。他们在朦胧中唤醒了我，将我扶上文学的小道。
为什么写作？就是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更多的人，明白了这些，你就知道如何写作了。当然如何告诉，用什么方式、方法告诉，其间门道多多。诗是告诉，散文也是告诉，小说亦是告诉。不单是告诉，还要考虑到受众。经过40年的揣摩，我明白了朦胧诗是诗人写给诗人看的，精美通俗的文字才是大众喜欢的。
20年前，我在《西安晚报》上发过一篇散文，写的是知青生活。令我没想到的是，晚报社一位工作人员的儿子看了那篇文章后一直在找我，却没有找到，直到他退休后才找到我，当然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一出书，这位朋友就买来看，也买来送人。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他就喜欢我用文字把我的心思告诉别人，他喜欢我的真诚。
他的话令我吃惊，这不，又回到当年那些启蒙老师说的话上了。
我想每个写作人，不就是把自己的心思用文字说给别人吗？
这就是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呀，但愿爱好写作的人，奔着这个初衷去写，你的文字必然有人喜欢。
（作者单位：西部信息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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