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绘画东传日本
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礼宾图》壁画。
唐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在人物画栩栩如生,技法日臻完美的同时,清雅山水和水墨山水画日渐成熟,花鸟与走兽作为独立画科崭露头角。画种纷呈,画法多姿,名家辈出,风格多样,争奇斗艳,在海内外的影响不亚于瓷器、漆器等工艺品,成为后世楷模,也是周边国家艺术临摹的模本。传入日本后,自然备受欢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正月条载:日本画师粟田家继学习唐绘,专心致志摹仿唐代画家韩干的画,竟“无一亏谬”“一依韩干之样”,使人真假难辨。法隆寺的金堂壁画,绘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妙相庄严,婉丽多姿。其中的线描《飞天图》既有强烈的运动感,又有丰富的立体感,表现技巧相当高超。盛唐佛画的多彩与壮丽,敦煌壁画的风格,在法隆寺的金堂壁画上得到了充分表现。不幸的是,金堂壁画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毁了。与金堂壁画同时代的圣德太子像,服饰冠带,无不仿唐,也是一幅写貌传神的日本唐绘佳作,可视为日本“大和绘”的始祖。药师寺所藏的公元8 世纪的《吉祥天女图》,与正仓院所藏的唐张萱、周昉画的《仕女图》,笔法惊人相似。1 9 7 1 年至1 9 7 2 年,从我国唐乾陵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礼宾图》壁画,绘有八世纪时唐政府迎接外国使节的场面。画面上的外国使节中,从右至左第二人所戴帽子和所穿服装,与《旧唐书·日本传》中描述的朝臣真人的服饰极其相似。另外,唐侍女壁画与1 9 7 2 年日本高松冢古墓发掘的同时代侍女群壁画也极相似。这就更令人赞叹不已,几乎出自一人手笔。
唐朝人物、山水画的传入,刺激了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7 5 6 年光明皇后正仓院的赐品种,有2 1 件以各种不同的绘画装饰的屏风,如风景、宫室、宴会、侍女、马匹、禽鸟、花木以及其他许多景物,都属于中国风格。其中著名的“鸟毛立女屏风绘”,上面饰有6 块画屏,一般称为“树下美人”。在每块画屏上都绘有一位着中国服饰的美丽贵妇,或站在树下,或坐在石上,姿态各异,手、脸等部分描绘精细,着色明朗,是一幅精彩的唐绘杰作。正仓院所藏琵琶的画面上,绘有《骑象鼓乐图》《骑猎酒宴图》;阮咸的画面上绘有《松下围棋图》,这种即兴点染的生活小景,更能看出当时唐绘写生所达到的成就。从这些遗物上,我们又可得知中国古代用油彩作画的技法,已东传扶桑。还有“麻布墨画菩萨像”,在一米见方的麻布上白描了-个蹲坐的菩萨,四面墨线飞动,衣带迎风飘舞,大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之妙。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据此像认为,白描当始于唐吴道子。
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不断汲取唐绘的优秀成果,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了富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绘画大和绘。大和绘笔法朴素,色彩鲜艳,常用于室内装饰,或作成“绘卷画(画册)”。这一由唐绘发展而来的绘画艺术,为以后历代日本艺术家所继承。如十五世纪的高僧雪舟的水墨山水画,十七世纪菱川师宣的浮世绘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品。今天的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都是现代日本著名的大和绘画家。从整个日本绘画史看,把大和绘看作唐绘在日本演变出来的新品种之一,也许不算过分。
敦煌艺术是闻名于全世界而流芳万代的不朽艺术,传入日本后,给日本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1 9 5 8 年1 月,“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日本展出时,受到了日本专家和数十万观众的热烈欢迎。日本考古权威原田淑人博士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根源。”
著名日本史专家坂本太郎在《日本史概说》中说,由于日本陆续任命和派出了遣唐使,这完全是由于移植文化的热情十分迫切所致,因而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唐风文化的盛况,也可以说是当然的。
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去的大量佛像和佛教的绘画,推动了日本宗教美术的发展,形成了秀丽典雅的画风。日本著名画家中村不折在《中国绘画史》中说:“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日本美术理论家伊势专一郎也说:“日本的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上更增一种地方色彩,这就成为日本美术。”日本文化界这些专家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公允颇有见地的。 □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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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礼宾图》壁画。
唐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在人物画栩栩如生,技法日臻完美的同时,清雅山水和水墨山水画日渐成熟,花鸟与走兽作为独立画科崭露头角。画种纷呈,画法多姿,名家辈出,风格多样,争奇斗艳,在海内外的影响不亚于瓷器、漆器等工艺品,成为后世楷模,也是周边国家艺术临摹的模本。传入日本后,自然备受欢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正月条载:日本画师粟田家继学习唐绘,专心致志摹仿唐代画家韩干的画,竟“无一亏谬”“一依韩干之样”,使人真假难辨。法隆寺的金堂壁画,绘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妙相庄严,婉丽多姿。其中的线描《飞天图》既有强烈的运动感,又有丰富的立体感,表现技巧相当高超。盛唐佛画的多彩与壮丽,敦煌壁画的风格,在法隆寺的金堂壁画上得到了充分表现。不幸的是,金堂壁画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毁了。与金堂壁画同时代的圣德太子像,服饰冠带,无不仿唐,也是一幅写貌传神的日本唐绘佳作,可视为日本“大和绘”的始祖。药师寺所藏的公元8 世纪的《吉祥天女图》,与正仓院所藏的唐张萱、周昉画的《仕女图》,笔法惊人相似。1 9 7 1 年至1 9 7 2 年,从我国唐乾陵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礼宾图》壁画,绘有八世纪时唐政府迎接外国使节的场面。画面上的外国使节中,从右至左第二人所戴帽子和所穿服装,与《旧唐书·日本传》中描述的朝臣真人的服饰极其相似。另外,唐侍女壁画与1 9 7 2 年日本高松冢古墓发掘的同时代侍女群壁画也极相似。这就更令人赞叹不已,几乎出自一人手笔。
唐朝人物、山水画的传入,刺激了日本绘画艺术的发展。7 5 6 年光明皇后正仓院的赐品种,有2 1 件以各种不同的绘画装饰的屏风,如风景、宫室、宴会、侍女、马匹、禽鸟、花木以及其他许多景物,都属于中国风格。其中著名的“鸟毛立女屏风绘”,上面饰有6 块画屏,一般称为“树下美人”。在每块画屏上都绘有一位着中国服饰的美丽贵妇,或站在树下,或坐在石上,姿态各异,手、脸等部分描绘精细,着色明朗,是一幅精彩的唐绘杰作。正仓院所藏琵琶的画面上,绘有《骑象鼓乐图》《骑猎酒宴图》;阮咸的画面上绘有《松下围棋图》,这种即兴点染的生活小景,更能看出当时唐绘写生所达到的成就。从这些遗物上,我们又可得知中国古代用油彩作画的技法,已东传扶桑。还有“麻布墨画菩萨像”,在一米见方的麻布上白描了-个蹲坐的菩萨,四面墨线飞动,衣带迎风飘舞,大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之妙。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据此像认为,白描当始于唐吴道子。
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不断汲取唐绘的优秀成果,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了富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绘画大和绘。大和绘笔法朴素,色彩鲜艳,常用于室内装饰,或作成“绘卷画(画册)”。这一由唐绘发展而来的绘画艺术,为以后历代日本艺术家所继承。如十五世纪的高僧雪舟的水墨山水画,十七世纪菱川师宣的浮世绘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品。今天的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都是现代日本著名的大和绘画家。从整个日本绘画史看,把大和绘看作唐绘在日本演变出来的新品种之一,也许不算过分。
敦煌艺术是闻名于全世界而流芳万代的不朽艺术,传入日本后,给日本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1 9 5 8 年1 月,“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日本展出时,受到了日本专家和数十万观众的热烈欢迎。日本考古权威原田淑人博士说:“敦煌艺术是日本艺术的根源。”
著名日本史专家坂本太郎在《日本史概说》中说,由于日本陆续任命和派出了遣唐使,这完全是由于移植文化的热情十分迫切所致,因而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唐风文化的盛况,也可以说是当然的。
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去的大量佛像和佛教的绘画,推动了日本宗教美术的发展,形成了秀丽典雅的画风。日本著名画家中村不折在《中国绘画史》中说:“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日本美术理论家伊势专一郎也说:“日本的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上更增一种地方色彩,这就成为日本美术。”日本文化界这些专家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公允颇有见地的。 □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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