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忆往昔九十载风雨出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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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的三联韬奋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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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生活书店。
1932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陶尔斐斯路48弄弄口一栋民居的门前,多出了一块不太显眼的铭牌——生活书店。这是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共同创立的出版机构,正式名称是生活出版合作社。邹韬奋说,要“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之后他再次强调“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主旨。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了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它们和生活书店同属三联书店前身,创立之初均有鲜明的红色出版印记。
周有光曾说:“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界的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什么特殊的地位呢?就是它站在时代的前面,推进国家往前走,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工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48年三店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2002年加入中国出版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三联书店都投身时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已经以优良的历史传统、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一卷书雄百万兵。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备受毛泽东青睐,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导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党史学者金冲及说:“今年是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我作为三联书店的包括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忠实的读者已经76年了。我最早读到这三家书店的书大概是1946年,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于1938年战火纷飞的上海。在遇到刚刚成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之前,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年轻人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翻译《资本论》,但没有出版商敢出版。1938年,上海被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在政治形势严峻险恶,经济又极困难的条件下,读书生活出版社毅然出手,采取边翻译、边付排的方法,全力推动《资本论》的出版。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首次以中文全本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四百余种红色读物中,除了解放区出版的部分外,其余二百多种均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这三家出版社出版。
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5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同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两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三联书店的学术和文化“基因”开始萌动。这一时期尚是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部的三联书店,一方面利用在文化人中广泛的人脉,出版“大作家的小作品”,推出了风行社会的《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等(包括夏衍、聂绀弩、唐弢、柯灵、廖沫沙等人的杂文集)作品。另一方面,则译介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优秀文化读物,畅销一时的《情爱论》《欧洲文化的起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等共同构成了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
1981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是当时非政治类通俗读物中最畅销的图书。这是一本重拾文化和知识尊严的书,是对历经劫难而不失气节的读书人形象最有力、也最有情的文字记录。随着《傅雷家书》的出版,三联书店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大作家的小作品”,广受读者喜爱。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一批新的中青年著译者为三联带来了两套重要的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引起极大反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崛起,在80年代曾经引领思潮的书籍出版活动,在九十年代展现出鲜明的商业竞争特性,整个社会阅读风向也发生转变——更为多元,进入读图时代。1995年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的热销也加速了《陈寅恪集》的问世。
2003年,杨绛回忆录《我们仨》出版。作者笔下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一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打动了千万读者。这一期间,三联还出版了《城记》《上学记》《八十年代访谈录》《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重启改革议程》《邓小平时代》、“王鼎钧作品系列”“滇西抗战三部曲”“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北岛集”等一系列优质畅销作品。□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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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的三联韬奋书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生活书店。
1932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陶尔斐斯路48弄弄口一栋民居的门前,多出了一块不太显眼的铭牌——生活书店。这是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共同创立的出版机构,正式名称是生活出版合作社。邹韬奋说,要“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之后他再次强调“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主旨。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了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它们和生活书店同属三联书店前身,创立之初均有鲜明的红色出版印记。
周有光曾说:“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界的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什么特殊的地位呢?就是它站在时代的前面,推进国家往前走,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工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它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48年三店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并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2002年加入中国出版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三联书店都投身时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已经以优良的历史传统、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一卷书雄百万兵。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备受毛泽东青睐,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导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党史学者金冲及说:“今年是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我作为三联书店的包括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忠实的读者已经76年了。我最早读到这三家书店的书大概是1946年,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于1938年战火纷飞的上海。在遇到刚刚成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之前,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年轻人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翻译《资本论》,但没有出版商敢出版。1938年,上海被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在政治形势严峻险恶,经济又极困难的条件下,读书生活出版社毅然出手,采取边翻译、边付排的方法,全力推动《资本论》的出版。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首次以中文全本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四百余种红色读物中,除了解放区出版的部分外,其余二百多种均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这三家出版社出版。
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5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同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两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正在徐徐拉开,三联书店的学术和文化“基因”开始萌动。这一时期尚是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部的三联书店,一方面利用在文化人中广泛的人脉,出版“大作家的小作品”,推出了风行社会的《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等(包括夏衍、聂绀弩、唐弢、柯灵、廖沫沙等人的杂文集)作品。另一方面,则译介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优秀文化读物,畅销一时的《情爱论》《欧洲文化的起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等共同构成了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
1981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是当时非政治类通俗读物中最畅销的图书。这是一本重拾文化和知识尊严的书,是对历经劫难而不失气节的读书人形象最有力、也最有情的文字记录。随着《傅雷家书》的出版,三联书店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大作家的小作品”,广受读者喜爱。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一批新的中青年著译者为三联带来了两套重要的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引起极大反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崛起,在80年代曾经引领思潮的书籍出版活动,在九十年代展现出鲜明的商业竞争特性,整个社会阅读风向也发生转变——更为多元,进入读图时代。1995年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的热销也加速了《陈寅恪集》的问世。
2003年,杨绛回忆录《我们仨》出版。作者笔下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一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打动了千万读者。这一期间,三联还出版了《城记》《上学记》《八十年代访谈录》《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重启改革议程》《邓小平时代》、“王鼎钧作品系列”“滇西抗战三部曲”“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北岛集”等一系列优质畅销作品。□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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