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

以诗家之笔，诗家之韵，当代理性眼光，以信史《三国志》为依据，杂以稗官野史，在诗文作品、父子家庭、妻妾床帏与士人关系中，塑造了一个具有空前思想深度的曹操形象。此书的文本价值不仅在于对《三国演义》的美学超越，还在于对“建安文学”现象的历史演绎和全新透视，揭示了在“王纲解纽”的社会时局动荡和军阀权力高压之下士大夫们的沉沦和坚守、背叛与忠诚，在对无限制的权势拷问的同时，也拷问了人性的卑微与阴暗。应当说，作品的文化含量是非常可观，值得称道的。

本书可能引起争议的，也构成其最大叙事亮点的在三个方面：

一是虚构的“青州军”下层军官“单耳人”（田艾）和艺妓出身的女艺人嫽人形象，从他们与曹操的交往和心理命运中，将视野的笔触由上层伸向民间，在大众生存和历史方向的意义上，审视了曹操的功与过，正义与邪恶，伟大与卑微。也正是在对他们爱恨情仇的表达中，小说的内容从文人的文学活动扩展到民间鼓舞、演唱等大众娱乐活动，创造了可信的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接通向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地气文脉。

二是继作者第一部历史人物小说《圣哲老子》将性与色融入老子心理和著作之后，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色与性在曹操权力意志中的重要位置，在卞氏、甄妃、蔡琰、陈菲等杰出女性之外，又塑造了正史有考的崔氏、郭妃和虚构的风尘女子兰蕙等淫荡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与权力的复杂关系。虽然对性色与人的心理意识，作者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表现，但具体的性描写，却是有所克制，并没有给人以淫秽之感，做到了色而不淫。

三是《风雅三曹建安骨》的语言面貌呈现出驳杂而和谐的大雅大俗色彩。表现在：曹氏父子与众文士对话的半文言，在私密空间和下层人士的粗言俗语，表达情绪心理时对《诗经》和当时一些诗文的大量借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文中对《诗经》与北方土地、与当时生活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肯定。因此以诗，包括《诗经》，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应该说在秦汉两代文人中间完全可能成为惯常之事。《风雅三曹建安骨》这样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于史有据，并能有力地实现多样的历史生活氛围和人物情感。

《风雅三曹建安骨》不仅写出了曹操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合理解士、爱士、怜士，却又不得不恨士、杀士的内心矛盾，而且写出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遇到的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冲突，其实这正是早已为马克思指出的永恒的“历史之谜”“人性之谜”（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又在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中肯定了恶有时也是历史的动力）。应该说本书对在统一北方，结束战乱，抑制豪强，创造并推动“建安文学”辉煌方面的曹操是肯定的，对他嗜性成癖、残忍屠杀反对者又是否定的，批判也是深刻的，雄才大略与忌刻猜忌统一在他身上，也是恰切的，构成了本书基本的历史立场和评价准则。

作者新的可靠的历史观，是历史小说品位的关键所在。当今对于曹操的评价，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否定的声音。应当说，曹操是坚定的，毫不留情的，但又是多情的。

崇尚节俭，这是曹门风气的重要内容。曹操对不法豪门地主的打击，对平头百姓的体恤扶助，以此构成矛盾的线索，衍生了一系列故事，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的体现。

三曹与建安文人，无疑是书稿的重点，也是此书文化含量加重的根由所在，也使此书成为写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

作者张兴海因为写了《圣哲老子》，积累了处理历史素材和写好历史人物的经验，在思想文化精神的追求方面下了功夫，此书在构思和写法方面显得更为老到。当今，表现曹操以及曹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少，但是有较高思想和艺术品位的作品，尤其是以风雅文化表现曹操、曹门和建安文人的作品还很少见。此作填补了这个空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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