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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32期:第04版 憩心亭

陕北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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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武

少儿时代,在陕北清涧乡下能看上一场戏、一部电影,听一回说书,看上一本连环画,那就是奢侈和享受。那个年代,乡村人们的文化生活相对匮乏,娱乐单调,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

其中,听书,也是听陕北说书。过去那些说书人大都是盲艺人,被人们尊称为先生,也叫书匠,他们行走于乡村宣传,还是受欢迎的。陕北说书源远流长,传说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这种说唱艺术。清道光辛丑(1841年)秋《榆林府志·艺文志》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陈文道在谭知府的府上听书,云云。明末清初,说书在北方城乡开始流行。起初,陕北地区一些贫苦的盲人,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失去了光明,为求得生存,有一碗饭吃,有一个活动范围,也不甘示弱地接受一些光明文艺,如学用民间小调说唱。后来,在三弦乐器发展的基础上,盲艺人吸收了一些地方剧种、民歌、道情的曲调,开始坐着讲述、演唱一些民间传说故事、剧本、章回小说等,这样的说唱方式,传来传去,逐步在陕北地区演变成了一种地方曲艺。

那些说书的盲艺人,看不见外面的世界,生活困难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他们找了一条生计,由地方文化单位统一管理,培养说书,而后下派到乡村配合形势进行文艺宣传。过去,每年春夏秋冬季节,每个村上都会来一次盲人宣传队。说是宣传队,其实人也不多,有时三四个人,有时两三个人,不管多少人,前面都有一个眼睛好、年龄大的老者为向导。这个向导右手平衡地拉着一根细木棍子,后面的头一个盲人同样也抓着领队者的那根木棍子,再往后的人右手或左手搭在前一位人的肩膀上,一个接着一个行走在陕北山大沟深、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去搞宣传活动。

当盲人宣传队来到了村上,给他们吃派饭,也就是百姓饭。时间晚了,不仅管吃,还要负责住宿。至于说书、听书场地,一般天气暖和的时候,大都选择在村子的社场上,或者庄户人家的大院子里,靠墙边的地方搁上几个短板凳或长板凳,让盲艺人坐着,方便说书。来听书的村里人有的带着小凳子、毯子,有的抱来麦秸、糜谷秆等干柴草铺在地上,有在地上圪蹴的,有站着的,大家以盲艺人为中心聚拢在周围,认真听书凑热闹。当天气冷的季节,村上谁家窑洞大,就在谁家说书。那样的窑洞,不仅炕大,脚地、后窑掌也宽敞,能盛得下许多人。

总之,不管是社场,还是窑洞、大院子,那就是说书听书的理想场地。记得有一年春上,村里来了位盲艺人张晨祥,清涧县店则沟村人,他个子中等,正是中年,看着他只身坐在板凳上,那随行带的小鼓、马锣、小镲、梆子、木鱼、铃铛、醒木、口琴等小型乐器,有的绑在身上,有的固定在一个设置好的木架子上,全都用细绳子或细铁丝连接在下面的脚踏板上,当需要的时候脚一踏,牵一发动全身,全都不同程度地混响了起来。此时此刻,他怀抱三弦,手套蚂蚱板,腿绑甩板,脖挂哨子,一人操持着那么多的乐器,伴奏表演的阵容竟然像个小乐队。然后,他就全神贯注,进入状态,首先给大家来个开场白,问好一下父老乡亲、亲戚朋友。而后一边等人,一边为了吸引听众来个练子嘴或风趣幽默的段子,逗逗大家,渲染一下气氛。

张先生那次来到我们村上,说了一本书《张连卖布》。大致意思是主人公张连好逸恶劳,赌博成瘾,家道破败,后经妻子、邻居劝说,终于回头,夫妻和好,正经度日。以传唱劝化乡民,影响较大。这说书和干其他事一样,有好有差,是不一样的。因他的口才好,表达清楚,加上各种乐器配合,形神兼备,让人听得入耳动神,感情波动,荡气回肠。

以前盲艺人到了乡下,说一些劝人向善、尊老爱幼、爱憎分明的寓言故事,诸如王祥卧冰、孔融让梨、乌鸦告状、狸猫换太子、牛郎织女、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亡斧疑邻等。人们刚开始消声屏气,不让小孩哭闹,但是一个开场白下来,竟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合,而后又进入深思,从中受到一些启迪教育。开场白后,转入正本,大家才开始聆听一场好书,得到一次精神享受。

陕北说书的内容过去基本上都是一些古代神话、历史人物传记、英雄豪杰抱打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等题材。现代新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红色革命斗争、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等题材的故事。说书人的曲调激扬粗犷,优美动听,富于变化,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九腔如“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等,十八调是“下盘棋”“小放牛”“寡妇上坟”“放风筝”等。此外,还有慢句、快句、平调、哭腔、女腔、怒腔、忧腔、对句、武句等区别,以表现不同角色、感情和故事情节。陕北说书里有人物的跳出跳入,可归纳为慢平紧快、喜怒哀乐,也分“生旦净末丑”。它的故事性强,富有戏剧性,可归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其唱词一般用的都是五字句、十字句,也有不受限制的,语言纯朴,通俗易懂,大众化。

在我们陕北清涧家乡周围,记得那个年代名气大的盲艺人有店则沟村张晨祥、郝家石硷村张崇华、石家沟村石维俊、牙圪凸村白世荣等,几乎家喻户晓。而在陕北最有名的说书艺人代表是韩起祥,他不仅自己说书,还能编书。特别是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对陕北说书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更加鼓舞着老韩自编自演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儿团圆》等新书。在延安解放战争时期,韩起祥曾经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陕北说书移植改编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灯记》等,更是红极一时。再到后来,陕北说书一些代表人物的盒式录音带由音像出版社或民间制作推出,几乎遍及陕北城镇乡村。老百姓一旦有了空隙,就会打开自家的录音机插入录音带来听,他们习惯而且喜欢这样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方言语音的说唱风格。

在陕北这块厚重的土地上,过去的盲艺人走遍了城镇乡村,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脚印,留下了说唱艺术,其精神遗产像矿物一样深藏在了黄土高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陕北说书的技艺也在不断变化着,其与苏州评弹、陕西秦腔、山西梆子以及地方剧种结合一起,并登上央视等舞台,推陈出新的演出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当下,老的艺人逐渐离世,陕北说书艺术需要得到扶持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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