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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师徒关系迎来变革 “小师父”群体正在崛起
关键字：崛起,正在,群体,变革
语音播报：
近日，参加“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大赛的选手们正在研究比赛的机器。
温维娜 摄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焊工王振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学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离职，让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对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笔者在近日举行的“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大赛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跟着师父学习了修车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谋一碗技术饭，打听了工作环境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着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去年，张学海专门到德国考察工匠制度。他惊奇地发现，德国也有师徒传承的制度。一位德国同行告诉他，师徒制度还是从中国学习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德国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迅速提升，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就引入当地。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师父带徒弟的数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的徒弟，以保证质量。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想学技术的年轻人找得到师父，让高水平的师父能找到好苗子，形成伯乐和千里马的良好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如何提升企业的工匠精神？张学海发现，在一些国企中，技能培训容易流于形式，有的组织单位碍于人情，走一个过场了事。
作为国家技能大师的张学海在职业资格考试过程中就进行调整，如果考试通过，培训费用由单位承担，如果没通过就自己埋单。单位还规定，如果评上技师职称，每月收入增加300元，评上高级技师，每月增加600元，让普通员工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张学海还发现，在德国，实际上真正顶尖的技能大师并不多，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没有高级技师。不过，德国整体的工匠水平非常高。
“我国不需要把人人都培养成顶尖技术工人，事实上也很难，但企业不能缺技术领头人，不能缺优秀的师父，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我国的技术人才会有高峰也有高原，制造水平才能转型升级。”
顶尖的技术人才该如何培养？他认为，应该发挥国内技能大师的作用，除了技能攻关之外，一定要承担培养顶尖人才的职责。以点带面，我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
张学海总结，年轻的钳工成长的过程需要10年时间。不过，通过这几年的培训摸索，他有信心用3年就可以培养一个钳工人才。在他看来，年轻人可以速成，但绕不开基本的教育规律，让年轻人专注本职工作、持续地走下去是最难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学了几年之后自认为学到头了，就离开这个行业。可是，没有持续的积累，很难在行业中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浪费人才资源。□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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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参加“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大赛的选手们正在研究比赛的机器。
温维娜 摄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焊工王振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学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离职，让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对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笔者在近日举行的“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大赛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跟着师父学习了修车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谋一碗技术饭，打听了工作环境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着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去年，张学海专门到德国考察工匠制度。他惊奇地发现，德国也有师徒传承的制度。一位德国同行告诉他，师徒制度还是从中国学习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德国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迅速提升，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就引入当地。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师父带徒弟的数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的徒弟，以保证质量。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想学技术的年轻人找得到师父，让高水平的师父能找到好苗子，形成伯乐和千里马的良好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如何提升企业的工匠精神？张学海发现，在一些国企中，技能培训容易流于形式，有的组织单位碍于人情，走一个过场了事。
作为国家技能大师的张学海在职业资格考试过程中就进行调整，如果考试通过，培训费用由单位承担，如果没通过就自己埋单。单位还规定，如果评上技师职称，每月收入增加300元，评上高级技师，每月增加600元，让普通员工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张学海还发现，在德国，实际上真正顶尖的技能大师并不多，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没有高级技师。不过，德国整体的工匠水平非常高。
“我国不需要把人人都培养成顶尖技术工人，事实上也很难，但企业不能缺技术领头人，不能缺优秀的师父，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我国的技术人才会有高峰也有高原，制造水平才能转型升级。”
顶尖的技术人才该如何培养？他认为，应该发挥国内技能大师的作用，除了技能攻关之外，一定要承担培养顶尖人才的职责。以点带面，我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
张学海总结，年轻的钳工成长的过程需要10年时间。不过，通过这几年的培训摸索，他有信心用3年就可以培养一个钳工人才。在他看来，年轻人可以速成，但绕不开基本的教育规律，让年轻人专注本职工作、持续地走下去是最难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学了几年之后自认为学到头了，就离开这个行业。可是，没有持续的积累，很难在行业中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浪费人才资源。□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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