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无涯
□王曙光
生命是盛开的花朵,蕴藏着梦想。而母亲的生命里,太多的是辛劳。她的梦想很单纯,就是养儿育女,就是让她的儿女有出息。这是她历经苦难,走过艰辛的支撑和动力。
我的母亲是一位贤惠善良的母亲,是一位宽容大度的母亲。她孝敬公婆,对公婆嘘寒问暖,有求必应,一生都没有顶撞过我的祖父母。她性格温和,说话轻言慢语,和邻里相处和睦,从来都没有和邻居有过口舌之争。母亲教育我们有一句口头禅:“人的肚子能一碗一碗地装饭,难道还装不下一两句不顺耳的话吗?”母亲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使我一直豁达地对待人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简朴的人。我们全家的袜子穿了好多年,烂了缝、破了补,缝缝补补十多遍,都舍不得扔掉。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点着油灯,看书写作业的时候,母亲就把灯拨亮。等看完书、写完作业后,她自己干针线活的时候,就把灯捻子压低。昏黄的油灯影影绰绰,她一直忙活到深夜。我一觉醒来,她还在灯下干活。吃饭时有了剩饭,下一顿就成了母亲的美食。剩下什么饭,她就说什么饭香。她给自己找了个吃剩饭的理由。
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人。她不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作,还要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干活。她不但要给一家人做衣服、做饭,还要去地里挖草、捡柴禾。在母亲生命的词典里,没有休息、没有享乐。她把自己瘦弱的身躯拧成了一根灯捻子,每时每刻都在家庭这个油灯里燃烧。
我祖母是一家的管家,全家的收入都要交给她管理,使用时要经过她严格审核。每年母亲给生产队割麦子挣到的钱,才能作为母亲的零花钱。那时候,割一亩麦子3毛钱,她天不亮就下地割麦子,中午不回家,吃一点干粮,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一个麦子收割季,母亲累死累活才能挣十几块钱。这些钱,她自己一分也舍不得花,也舍不得给儿女花,而是留给她的舅舅家使用。她的舅母患有精神病,无劳动能力,生了六个小孩,穷得穿不上衣、吃不上饭。母亲怜悯他们、可怜他们,将割麦挣得的一点辛苦钱,几乎全部资助了她舅舅家。直到现在,我的表叔还经常回忆这件事,眼里溢满泪花地说,我母亲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我父亲在外工作,家里三个子女,一年的口粮都靠母亲挣工分所得。在生产队平整土地的时候,按家里人口制定土方定额。母亲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在工地挖土、拉土,完成分给我们家的土方任务。母亲干活不知道偷懒,不知道弄虚作假。平整土地倒塄子,要把地势高的熟土移在一边,把生土运走后再用熟土回填。生产队对倒塄子的深度有一定要求,有的人为了方便,不管生熟土,整平即可;有的人为了省力气,倒塄子的尺寸不够。母亲却实实在在,生土熟土毫不混淆,倒塄子的深度也从不马虎。
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爱的人。为了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她经常把棉花织成布,用布去泾阳、淳化等地换棉花。用赚得的棉花为一家人做衣做被,做鞋做袜。那时候,产棉区不允许棉花流出,在路上设卡检查。母亲换棉花时,为了不被发现,白天躲在玉米地里,等到夜深人静,才背着几十斤重的棉花,谨小慎微地走过泾河桥。有时候,桥上晚上也有人值守,母亲就坐小船过河。她一直晕车晕船,在船上颠簸,她常常呕吐不止。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再大的苦都能吃,再多的罪也能受。在换棉花这条提心吊胆的路上,她去了回,回来了又去,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的每一次往返,都像一个织布的梭子,为我、为我们家庭,织出了那个时代的温暖。
1998年,是我创办企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年,那时公司还在乾姜路口,当年赔了不少钱,工人的工资都无法如期发放。过春节的时候,我借了2000元钱,发给了一名员工1800元的工资。用仅有的200元钱买了些年货回家。正月初四,我就要匆匆离家,往年都是初八上班才走的。母亲看我回家这几天闷闷不乐,知道生意不顺利,心情不好,便拿出家里仅有的1000元存折,给我说:“这些钱你先用,当妈的怎么能叫娃受难呢?”我当时激动不已,在推辞无果后,取了500元钱,把剩有500元的存折还给母亲。母亲怕被其他人看见,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动情地说:“妈要这钱干啥呀?只要我娃不再作难,给我个金山银山我都不要。”我忍不住心中的愧疚和感激,泪水奔涌而出。这就是我的母亲,宁可自己咬碎牙往肚子里咽,也要给孩子帮助和希望。
母亲从来就是这样,为了儿女,再多的苦,再多的累,她都能忍受。我三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南孔头姑婆家,姑婆家是一个地坑院,门口有厕所、柴垛和一眼水窖。母亲把我放在院门口去上厕所,我便到柴垛里边玩。母亲走出来后没有看见我,便四处寻找。她看见水窖里水影晃动,以为我掉进了水窖,便大声哭喊。母亲的哭声惊动了姑婆家的人,几个表叔看见母亲趴在窖口喊着我的名字号啕大哭。一个表叔疾步走到窖口准备下窖。少不更事的我慢悠悠地从柴垛里爬了出来,让大家虚惊一场。这一次意外,让母亲担惊受怕了好多天,并落下了不能受惊,一受惊就口舌发苦的顽疾。
对母亲的思念,对母亲的回忆,是永远无法消弭的。她常常带着微笑,带着慈祥,在我眼前浮现,这是母亲烙在我灵魂深处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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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生命是盛开的花朵,蕴藏着梦想。而母亲的生命里,太多的是辛劳。她的梦想很单纯,就是养儿育女,就是让她的儿女有出息。这是她历经苦难,走过艰辛的支撑和动力。
我的母亲是一位贤惠善良的母亲,是一位宽容大度的母亲。她孝敬公婆,对公婆嘘寒问暖,有求必应,一生都没有顶撞过我的祖父母。她性格温和,说话轻言慢语,和邻里相处和睦,从来都没有和邻居有过口舌之争。母亲教育我们有一句口头禅:“人的肚子能一碗一碗地装饭,难道还装不下一两句不顺耳的话吗?”母亲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使我一直豁达地对待人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简朴的人。我们全家的袜子穿了好多年,烂了缝、破了补,缝缝补补十多遍,都舍不得扔掉。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点着油灯,看书写作业的时候,母亲就把灯拨亮。等看完书、写完作业后,她自己干针线活的时候,就把灯捻子压低。昏黄的油灯影影绰绰,她一直忙活到深夜。我一觉醒来,她还在灯下干活。吃饭时有了剩饭,下一顿就成了母亲的美食。剩下什么饭,她就说什么饭香。她给自己找了个吃剩饭的理由。
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的人。她不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作,还要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干活。她不但要给一家人做衣服、做饭,还要去地里挖草、捡柴禾。在母亲生命的词典里,没有休息、没有享乐。她把自己瘦弱的身躯拧成了一根灯捻子,每时每刻都在家庭这个油灯里燃烧。
我祖母是一家的管家,全家的收入都要交给她管理,使用时要经过她严格审核。每年母亲给生产队割麦子挣到的钱,才能作为母亲的零花钱。那时候,割一亩麦子3毛钱,她天不亮就下地割麦子,中午不回家,吃一点干粮,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一个麦子收割季,母亲累死累活才能挣十几块钱。这些钱,她自己一分也舍不得花,也舍不得给儿女花,而是留给她的舅舅家使用。她的舅母患有精神病,无劳动能力,生了六个小孩,穷得穿不上衣、吃不上饭。母亲怜悯他们、可怜他们,将割麦挣得的一点辛苦钱,几乎全部资助了她舅舅家。直到现在,我的表叔还经常回忆这件事,眼里溢满泪花地说,我母亲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我父亲在外工作,家里三个子女,一年的口粮都靠母亲挣工分所得。在生产队平整土地的时候,按家里人口制定土方定额。母亲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在工地挖土、拉土,完成分给我们家的土方任务。母亲干活不知道偷懒,不知道弄虚作假。平整土地倒塄子,要把地势高的熟土移在一边,把生土运走后再用熟土回填。生产队对倒塄子的深度有一定要求,有的人为了方便,不管生熟土,整平即可;有的人为了省力气,倒塄子的尺寸不够。母亲却实实在在,生土熟土毫不混淆,倒塄子的深度也从不马虎。
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爱的人。为了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她经常把棉花织成布,用布去泾阳、淳化等地换棉花。用赚得的棉花为一家人做衣做被,做鞋做袜。那时候,产棉区不允许棉花流出,在路上设卡检查。母亲换棉花时,为了不被发现,白天躲在玉米地里,等到夜深人静,才背着几十斤重的棉花,谨小慎微地走过泾河桥。有时候,桥上晚上也有人值守,母亲就坐小船过河。她一直晕车晕船,在船上颠簸,她常常呕吐不止。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再大的苦都能吃,再多的罪也能受。在换棉花这条提心吊胆的路上,她去了回,回来了又去,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的每一次往返,都像一个织布的梭子,为我、为我们家庭,织出了那个时代的温暖。
1998年,是我创办企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年,那时公司还在乾姜路口,当年赔了不少钱,工人的工资都无法如期发放。过春节的时候,我借了2000元钱,发给了一名员工1800元的工资。用仅有的200元钱买了些年货回家。正月初四,我就要匆匆离家,往年都是初八上班才走的。母亲看我回家这几天闷闷不乐,知道生意不顺利,心情不好,便拿出家里仅有的1000元存折,给我说:“这些钱你先用,当妈的怎么能叫娃受难呢?”我当时激动不已,在推辞无果后,取了500元钱,把剩有500元的存折还给母亲。母亲怕被其他人看见,把我拉到另一个房间动情地说:“妈要这钱干啥呀?只要我娃不再作难,给我个金山银山我都不要。”我忍不住心中的愧疚和感激,泪水奔涌而出。这就是我的母亲,宁可自己咬碎牙往肚子里咽,也要给孩子帮助和希望。
母亲从来就是这样,为了儿女,再多的苦,再多的累,她都能忍受。我三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南孔头姑婆家,姑婆家是一个地坑院,门口有厕所、柴垛和一眼水窖。母亲把我放在院门口去上厕所,我便到柴垛里边玩。母亲走出来后没有看见我,便四处寻找。她看见水窖里水影晃动,以为我掉进了水窖,便大声哭喊。母亲的哭声惊动了姑婆家的人,几个表叔看见母亲趴在窖口喊着我的名字号啕大哭。一个表叔疾步走到窖口准备下窖。少不更事的我慢悠悠地从柴垛里爬了出来,让大家虚惊一场。这一次意外,让母亲担惊受怕了好多天,并落下了不能受惊,一受惊就口舌发苦的顽疾。
对母亲的思念,对母亲的回忆,是永远无法消弭的。她常常带着微笑,带着慈祥,在我眼前浮现,这是母亲烙在我灵魂深处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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