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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百年关中风云的历史新画卷
——读著名作家张来周新著长篇小说《沣河人家》
语音播报：
拿着张来周先生刚刚杀青的《沣河人家》手稿，在工作之余用一周时间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读完，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记得当读到女主人公山贤惠为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到城里卖馍被民兵没收的情节时，我不由拍案叫好，不顾已经是凌晨一点的深夜，拿起手机给来周先生打电话，要将自己的欣喜之情传达给他。
掩卷深思：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被陈忠实放在了《白鹿原》的扉页，从而拉开了白鹿原上三代人的宏大纪事，族长白嘉轩带领他的族人走过了匪患、年馑、瘟疫、横征暴敛……《沣河人家》无疑是继陈忠实《白鹿原》以后，陕西文坛描写关中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的又一部编年体力作。如果说陈忠实的《白鹿原》被誉为“关中农耕文化的一曲挽歌”的话，张来周的《沣河人家》则是精确描绘关中百年风云的一幅历史新画卷，而且其跨度、思想深度还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新的超越。
百年风云“现”于一家
作品以关中腹地长安八水之一的沣河为背景，围绕着沣河岸边的乡贤董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剧烈变动的遭际，为我们描绘了关中社会一幅在剧烈变革时期千姿百态的社会画卷。时间的跨度起于宣统二年，结束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百年的风云变幻尽在其中。
先哲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被李鸿章誉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近代社会里，董家的遭际自然无法超然世外。悬壶济世的名医董百川在辛亥革命中，以自己高超的医术，获得过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妙手回春”的金字招牌，但也不得不被镇嵩军刘镇华祸害欺压。作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旧式乡绅，除大儿子夭折外，他给几个儿子设计的“老二董大读跟他学医，将来接他的班；老三董大传上学，走仕途；老四董大家读完小学回家种田，守护先人留下的祖业”的人生道路都被不同程度改变，甚至完全颠覆。其中，老三董大传在血与火的国共纷争中，成为中共地下党，投身抗战九死一生。
也许与亲身经历相关，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历史在这部书中描述得格外鲜明生动。从解放军将红旗插上西安城头开始，每一件大事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具体而准确的表现，而人物在事件中更显现出它的典型性。老四媳妇山贤惠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农村妇女形象，摇曳多姿，形象动人。她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贤惠善良吃苦耐劳。她人生的追求很简单，要让孩子们有饭吃有衣穿，能背着书包上学。为了实现这一简单的目的，她冒天下之大不违，铤而走险，从走村窜户收鸡蛋到投机倒把贩卖粮食、煤炭，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打入另册。在那个禁锢人们言行的年代里，她的身上却闪烁着市场经济的火花，走南闯北，与命运抗争，精明的商业市场意识令人称道，这样的人物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前所未有。作者对反面人物刘根红一改过去那种漫画式的写法，将其发生的土壤连根剖析，入木三分，虽非小说主要人物，但堪称创造出了独特的“这一个”。
风土人情令人陶醉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人称道，首先在于塑造了真切感人的典型人物，而典型人物的生活环境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正是通过“人间喜剧”感受到十九世纪法国巴黎的社会场景，读过《猎人笔记》，似乎嗅到了白净草原的鸟语花香；阅读《老人与海》感受到大海的深邃和苍茫。因为环境描写犹如一部照相机，通过反映社会、时代特征的建筑、场所、陈设等景物以及民俗民风等社会环境栩栩如生的描绘，能够开阔读者的视野，充分反映时代气氛。《沣河人家》在这方面的描述令人叹服。它在对沣河两岸风光的描述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小说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尽得神韵。
在书中，作者对关中农村的社会以及民俗民风的描绘，从人物的穿着、环境景物，时代语言，直至行为、做派，真实还原了时代特征，表现出作者对生活观察的无微不至和深刻。足以让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喜极而泣，令人有穿越之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令作品具有社会工笔画和编年史的特质，更以真实的笔触给我们这个善于忘记的民族留下了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庾信文章老更成
作为陕西知名的作家，张来周无疑是后来居上的。他对脚下这块土地的炽爱，使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描写陕西辛亥革命的《风雨长安》，一举弥补了陕西历史小说的一个空白，赢得好评如潮。后来作者将精力转移到了电视剧，又是硕果累累。之后，又以一部长篇《神禾原下的女人》，为我们塑造出一大群可亲可爱极具长安地方特色的女性形象。
《沣河人家》与前两部相比，明显有一种“师承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前两部之后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说《风雨长安》是《沣河人家》的前篇，而《沣河人家》中的女性形象，应该是继承和光大了《神禾原下的女人》的光彩。作为陕西作家特别是男性作家，我一贯认为可能由于黄土高坡的地理因素，在女性描写上乏善可陈。《白鹿原》正面人物全是关中大老爷们，着力描写的两个女性：小娥和白灵，都是中途夭折了的；路遥《人生》里的巧珍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而在张来周笔下的众多女性，都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如大家小姐出身的刘美丽，早年参加革命的张芝兰，还有敢爱敢恨的董月娥等，都有自己的个性，呼之欲出。作为一个关中汉子，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粗放不失细腻，豪放不嫌粗野，是陕西文学画廊里少有的。
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工具。描写地域性作品是摆在所有作家面前的一个试题。张来周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作家，他的叙述语言厚重生动，地域性语言使用得当，却不显得生硬突兀，每每表情达意令人会心一笑，深得其中神髓。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陕西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一个文学大省，就在于有诸多如张来周先生这样的作家，在滚滚红尘中甘于寂寞，锲而不舍，奋勇攀登。
我真切期待张来周先生的这部新作，为陕西文坛带来新的荣耀。□郝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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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张来周先生刚刚杀青的《沣河人家》手稿，在工作之余用一周时间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读完，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记得当读到女主人公山贤惠为了给孩子们挣学费到城里卖馍被民兵没收的情节时，我不由拍案叫好，不顾已经是凌晨一点的深夜，拿起手机给来周先生打电话，要将自己的欣喜之情传达给他。
掩卷深思：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被陈忠实放在了《白鹿原》的扉页，从而拉开了白鹿原上三代人的宏大纪事，族长白嘉轩带领他的族人走过了匪患、年馑、瘟疫、横征暴敛……《沣河人家》无疑是继陈忠实《白鹿原》以后，陕西文坛描写关中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的又一部编年体力作。如果说陈忠实的《白鹿原》被誉为“关中农耕文化的一曲挽歌”的话，张来周的《沣河人家》则是精确描绘关中百年风云的一幅历史新画卷，而且其跨度、思想深度还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新的超越。
百年风云“现”于一家
作品以关中腹地长安八水之一的沣河为背景，围绕着沣河岸边的乡贤董氏家族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剧烈变动的遭际，为我们描绘了关中社会一幅在剧烈变革时期千姿百态的社会画卷。时间的跨度起于宣统二年，结束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百年的风云变幻尽在其中。
先哲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被李鸿章誉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近代社会里，董家的遭际自然无法超然世外。悬壶济世的名医董百川在辛亥革命中，以自己高超的医术，获得过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妙手回春”的金字招牌，但也不得不被镇嵩军刘镇华祸害欺压。作为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旧式乡绅，除大儿子夭折外，他给几个儿子设计的“老二董大读跟他学医，将来接他的班；老三董大传上学，走仕途；老四董大家读完小学回家种田，守护先人留下的祖业”的人生道路都被不同程度改变，甚至完全颠覆。其中，老三董大传在血与火的国共纷争中，成为中共地下党，投身抗战九死一生。
也许与亲身经历相关，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历史在这部书中描述得格外鲜明生动。从解放军将红旗插上西安城头开始，每一件大事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具体而准确的表现，而人物在事件中更显现出它的典型性。老四媳妇山贤惠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少有的农村妇女形象，摇曳多姿，形象动人。她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贤惠善良吃苦耐劳。她人生的追求很简单，要让孩子们有饭吃有衣穿，能背着书包上学。为了实现这一简单的目的，她冒天下之大不违，铤而走险，从走村窜户收鸡蛋到投机倒把贩卖粮食、煤炭，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打入另册。在那个禁锢人们言行的年代里，她的身上却闪烁着市场经济的火花，走南闯北，与命运抗争，精明的商业市场意识令人称道，这样的人物在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前所未有。作者对反面人物刘根红一改过去那种漫画式的写法，将其发生的土壤连根剖析，入木三分，虽非小说主要人物，但堪称创造出了独特的“这一个”。
风土人情令人陶醉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人称道，首先在于塑造了真切感人的典型人物，而典型人物的生活环境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正是通过“人间喜剧”感受到十九世纪法国巴黎的社会场景，读过《猎人笔记》，似乎嗅到了白净草原的鸟语花香；阅读《老人与海》感受到大海的深邃和苍茫。因为环境描写犹如一部照相机，通过反映社会、时代特征的建筑、场所、陈设等景物以及民俗民风等社会环境栩栩如生的描绘，能够开阔读者的视野，充分反映时代气氛。《沣河人家》在这方面的描述令人叹服。它在对沣河两岸风光的描述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小说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尽得神韵。
在书中，作者对关中农村的社会以及民俗民风的描绘，从人物的穿着、环境景物，时代语言，直至行为、做派，真实还原了时代特征，表现出作者对生活观察的无微不至和深刻。足以让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喜极而泣，令人有穿越之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令作品具有社会工笔画和编年史的特质，更以真实的笔触给我们这个善于忘记的民族留下了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庾信文章老更成
作为陕西知名的作家，张来周无疑是后来居上的。他对脚下这块土地的炽爱，使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描写陕西辛亥革命的《风雨长安》，一举弥补了陕西历史小说的一个空白，赢得好评如潮。后来作者将精力转移到了电视剧，又是硕果累累。之后，又以一部长篇《神禾原下的女人》，为我们塑造出一大群可亲可爱极具长安地方特色的女性形象。
《沣河人家》与前两部相比，明显有一种“师承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前两部之后的集大成之作。如果说《风雨长安》是《沣河人家》的前篇，而《沣河人家》中的女性形象，应该是继承和光大了《神禾原下的女人》的光彩。作为陕西作家特别是男性作家，我一贯认为可能由于黄土高坡的地理因素，在女性描写上乏善可陈。《白鹿原》正面人物全是关中大老爷们，着力描写的两个女性：小娥和白灵，都是中途夭折了的；路遥《人生》里的巧珍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而在张来周笔下的众多女性，都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如大家小姐出身的刘美丽，早年参加革命的张芝兰，还有敢爱敢恨的董月娥等，都有自己的个性，呼之欲出。作为一个关中汉子，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粗放不失细腻，豪放不嫌粗野，是陕西文学画廊里少有的。
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工具。描写地域性作品是摆在所有作家面前的一个试题。张来周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作家，他的叙述语言厚重生动，地域性语言使用得当，却不显得生硬突兀，每每表情达意令人会心一笑，深得其中神髓。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陕西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一个文学大省，就在于有诸多如张来周先生这样的作家，在滚滚红尘中甘于寂寞，锲而不舍，奋勇攀登。
我真切期待张来周先生的这部新作，为陕西文坛带来新的荣耀。□郝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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