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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00期:第04版 读书

包书皮及书衣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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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敬惜字纸。爱屋及乌,因爱惜字纸而爱惜图书,因爱惜图书而包书皮,就成了一项光荣传统,尤其是在图书匮乏的年代。

二十世纪中晚期出生的人们,大都有包书皮的习惯或记忆。那时图书以稀为贵,加之印制简单,既无今日书籍的外封,也无讲究之护封。那时,不仅《新华字典》等常用的工具书要包上封皮,即使课本也要包上书皮。

记得每年开学伊始,新课本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课本包书皮。找到报纸或牛皮纸后,将其对折、压平,用剪刀将中间剪出一寸长一指宽,然后以书脊为界,将报纸或牛皮纸分别从封面和封底折进去,再压平,最后用钢笔郑重其事、一笔一画写上书名、班级名和自己的姓名。

近日,看到寓居上海的张为民老师,为女儿玎玎从德国柏林花几百元买的一本横排版的曲谱集包书皮,很是有仪式感。他写道:“我这人把握不了个随便,于是就按我的老手老办法,费了时间,用了将近两个小时,一尻子坐着没起来。台灯下,直尺,剪刀,裁纸刀,铅笔,橡皮,签字笔,粗的、细的两三支,还有固体胶水等。事还没干呢,家具摆匀了。整个完工了,问玎玎,她说不啰唆写名字和日期了。哎,老伴提了个醒,还是写上,以后你爸不在了,汐汐可以说,这是我外公哪一年包的皮、写的字!留下个念想。”其认真细心之情景,看得人既敬佩又不无伤情。

其实,包书皮最多、最有名的当属著名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他不仅包书皮,而且在书皮上写随笔,留下大量的书衣随笔,成为宝贵的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史料。

孙犁一生嗜书、惜书,他从小就养成了给书包书皮的习惯,称之为“书衣”,以防止污染、破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能完好如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赋闲在家的他便在家里包装旧书,用他的话说,完全是“消磨时日,排遣积郁”。所以在翻检、修整这些书籍时,常常随翻随读随想,并随手把所思所感记在书衣上,这就是“书衣文录”。

孙犁最初并未想到公开发表“书衣文录”,也不想把它藏之名山。只是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广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报刊编辑纷纷向他约稿时,他才“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

1980年以后,“书衣文录”从内容到形式,已经远超出“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的范畴,发展出读书、论世、抒发心灵感悟的一种文体。总而言之,孙犁的“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其内容生动活泼,既有孙犁对所藏图书内容和版本等的评价,也有随手记录下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其写作形式亦不落窠臼,篇幅可长可短,既有书话,又有随感,以及被他视为日记的“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片段”。其行文朴实无华,平和淡然,不见锋芒,寥寥数语却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也多少流露出一代文学大师在特殊年代和特殊境遇下的些许惆怅与无奈,因此,也是孙犁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

比如当他在《西游记》书皮上,写下版本、来历之后,又写了一段“书箴”:“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缺,以安以宁。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世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短短九十六个字,既道出爱书之心,也有沐风栉雨后的通透。

据悉,现在收集到的“书衣文录”,最早的写于1956年、1965年,寥寥几则。大量的是写于1972年到1976年,迄于1995年再次患病。其中1975年写得最多,有一百多则。迄今为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衣文录全编》,收录影印书衣文录531篇,另有非手稿影印150篇,当是收录孙犁书衣文录最全的版本。

作为大半生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笔者,过去也有包书皮的习惯,也受孙犁先生影响,在书皮或环衬或扉页上留下一些“书衣随笔”。正如拙著《<秦腔>大合唱》后记中所道:也许受孙犁、唐弢等作家、出版家的影响,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每当我以各种方式收获到贾平凹的著作或有关图书时,便趁会访平凹之际,请他签名予以珍藏。平凹来者不拒,每每为我签名,并写有“指正”“雅正”“存正”“存念”等语。有的还题词,比如在《霓裳》的扉页上写道:真正的假书。节假闲余,夜晚灯下,翻阅把玩,不禁思绪纷飞,并形诸文字,于是便有了环衬上、扉页上或空白书页上的书衣随笔。

遗憾的是经多次搬家,包有书皮的书已找不到一本,唯有书衣随笔收录在拙著《真话真说》《<秦腔>大合唱》《慈苑书韵》等书中,仅仅作读书的心得记录或纪念。□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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