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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应侯碑：补正中国千年陶瓷史
语音播报：
自古以来，陶瓷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制作陶器。
从汉至唐、宋，中国陶瓷经历了由陶到瓷的发展历程，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备受世人推崇，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特别是宋代，中国制瓷业达到辉煌鼎盛时期，各地新兴窑场不断，涌现出不少驰名中外的瓷窑。其中，耀州窑就是北方窑系的典型代表。
从神秘失踪到神奇现身
古代由于受科技、环境、工艺等因素的制约，陶瓷在烧制成型的过程中，特别是窑变和釉色成品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窑瓷坯在炉火中，可能成为绝世精品，也可能因爆裂、凹陷等原因成为废品。
在中国古代工匠们看来，能够烧制出一窑精美的瓷器，犹如神助，所以要感谢“神灵”的辅佑，因而出现了敬奉“窑神”的习俗。窑神，也称窑王爷，民间传说，每年的腊月十八日是窑神的生日，也是祭祀窑神的节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敬奉“窑神”不是迷信，而是我们的先祖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谢。虽然古代文献中有关于“窑神”的记载，而将其事迹刻立于碑石之上，在北宋之前却从未发现。
据明嘉靖年间寇慎编纂的《同官县志》记载，宋熙宁年间，当地的黄堡为陶瓷重镇，经地方州府奏请，宋神宗封“窑神”为“德应侯”，建有祠庙并刻立碑石以记之。宋代的黄堡镇位于耀州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一带）境内，故有“耀州窑”“耀州瓷”之称。河南的多个古代窑口都有从耀州请窑神并立神庙的记载。
然而，在之后将近900年里，“德应侯碑”却和“耀州窑”一起神秘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以至于许多研究陶瓷的专家都以为没有它们的存在。只有记载，没有实物，“窑神碑”哪里去了？这一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中国陶瓷研究界。
1954年，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明先生到黄堡镇调查耀州窑遗址，并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德应侯碑”的确存在。但是，他们走遍黄堡古镇，包括窑神庙遗址所在地的铜川第三高级小学，却没有找到这块碑石。
临近中午，几位专家在学校吃饭，食堂门前空地上平放着的一块石板充当饭桌，石板上面沾满了污垢和油渍。陈万里等人围着石板坐下来休息，出于职业习惯，陈万里打量了一下放在眼前的石饭桌。这一眼看去，陈万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原来这饭桌竟是一块碑石，碑首赫然镌刻着“德应侯碑”四个大字。
经两位专家细查研看碑文，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了近900年的“窑神碑”。谁能想到，它竟以如此神奇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揭开耀州窑神秘面纱
德应侯碑的出世，在中国陶瓷界引起巨大轰动，它不仅证实了“耀州窑”的存在，也填补了中国北方特别是陕西古代官窑系列的历史空白，而且详细描述了耀州窑瓷器的特征，对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应侯碑为青石质地，圆首方额，身首一体，方座，高18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额书“德应侯碑”4字，首题“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正文行书19行，满行40字。额两侧刻折枝牡丹花，碑身边栏刻缠枝叶纹。
据德应侯碑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尚书郎阎公作守华原郡（耀州）”，时和政通，上奏朝廷将黄堡的“窑神”封为“德应侯”。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当地张隆等人在德应侯庙立了一块碑石，以纪念此事，这便是“德应侯碑”。
给人们臆想中“窑神”封侯，赐予人间的官职，这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首屈一指。
据碑文记述，古人在采取陶土、烧造瓷器时，要供奉山神来保佑自己。久而久之，山神变成了窑神。“德应侯庙”位于黄堡镇西南，山上树林茂密、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葱茏。当地人沿河居住，“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
碑文还描述了“耀州瓷”的特点：“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并记载了瓷器烧制的流程：“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
碑文中充满了人类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表达了对“窑神”的感激之情，认为人们烧制瓷器为“衣食之源”，实乃万物之馈赠；瓷器的烧制完成，聚集了天地精华，“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有如“神之助也”。
碑文中还对“耀州窑”的起源有记述：相传晋永和年间（公元345年-356年），有一位老人，名林，游览至此，因酷爱此地的“风土变态之异”，乃传授烧窑制陶之术给当地人，由是“匠士得法，愈精于前矣”。
在耀州窑制瓷业发展过程中，“德应侯”庙逐渐成为工匠们切磋技艺、休闲娱乐、交流感情、洽谈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加强陶工职业规范和责任感的所在，发挥了特殊的社会功能。
补正中国千年陶瓷史
关于耀州窑在历史中神秘消失的原因，至今没有准确定论。据《同官县志》记载，黄堡镇“道旁白骨如乱麻”。所以有一种说法是，金兵入关灭掉北宋时，十里窑厂遭遇空前浩劫，工匠被金兵掳走，窑工多被杀，窑厂被焚毁。战乱中，耀州窑工匠的后人逃到陈炉山上继续烧制瓷器为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瓷镇。
然而，由于缺乏实证，加之陈炉镇烧制的瓷器多以日常生活所用的粗瓷为主，很难与耀州窑的“官窑”瓷器相对应。在很长一段时期，许多陶瓷专家对耀州窑是否系官窑，甚至耀州窑是否存在，都持怀疑态度，错将耀州窑青瓷误认为是其他官窑的产品。
德应侯碑的发现，揭开了耀州窑的神秘面纱，拉开了耀州窑考古研究的序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3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在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遗址共出土各历史时期的文物标本300余万件（片），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达1万多件；出土瓷窑100多座、作坊100余座。这是我国目前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序列化最强的古陶瓷遗址，也是世界陶瓷遗址发掘之最。
经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唐代，黄堡镇已经开始建窑烧瓷，成为北方重要的手工业城镇。后历经五代，至宋代达到鼎盛，金、元续烧，元末明初停烧。从创烧到衰落，耀州窑前后历经800余年。
德应侯碑对耀州窑的发展历史、制瓷、烧成工艺以及黄堡镇自然环境、居民从业结构、陶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在考古发掘研究中得到证实。
德应侯碑关于耀州窑瓷器艺术特征的描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不仅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相吻合，而且为研究、恢复、传承耀州窑陶瓷技艺，提供了最为精确的艺术标准。
当耀州窑重现的时候，陶瓷界终于把耀州窑作为北方瓷系的代表和汝、哥、官、定、均五大瓷窑并列，千年中国陶瓷史由此得到补正，陕西陶瓷史的历史空白得以填补。甚至有人认为，耀州窑就是神秘消失的柴窑，是瓷窑之祖。
1974年，德应侯碑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德应侯碑拓片则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张军朝 刘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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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陶瓷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制作陶器。
从汉至唐、宋，中国陶瓷经历了由陶到瓷的发展历程，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备受世人推崇，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特别是宋代，中国制瓷业达到辉煌鼎盛时期，各地新兴窑场不断，涌现出不少驰名中外的瓷窑。其中，耀州窑就是北方窑系的典型代表。
从神秘失踪到神奇现身
古代由于受科技、环境、工艺等因素的制约，陶瓷在烧制成型的过程中，特别是窑变和釉色成品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窑瓷坯在炉火中，可能成为绝世精品，也可能因爆裂、凹陷等原因成为废品。
在中国古代工匠们看来，能够烧制出一窑精美的瓷器，犹如神助，所以要感谢“神灵”的辅佑，因而出现了敬奉“窑神”的习俗。窑神，也称窑王爷，民间传说，每年的腊月十八日是窑神的生日，也是祭祀窑神的节日。
从某种意义上说，敬奉“窑神”不是迷信，而是我们的先祖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谢。虽然古代文献中有关于“窑神”的记载，而将其事迹刻立于碑石之上，在北宋之前却从未发现。
据明嘉靖年间寇慎编纂的《同官县志》记载，宋熙宁年间，当地的黄堡为陶瓷重镇，经地方州府奏请，宋神宗封“窑神”为“德应侯”，建有祠庙并刻立碑石以记之。宋代的黄堡镇位于耀州同官县（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一带）境内，故有“耀州窑”“耀州瓷”之称。河南的多个古代窑口都有从耀州请窑神并立神庙的记载。
然而，在之后将近900年里，“德应侯碑”却和“耀州窑”一起神秘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以至于许多研究陶瓷的专家都以为没有它们的存在。只有记载，没有实物，“窑神碑”哪里去了？这一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中国陶瓷研究界。
1954年，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明先生到黄堡镇调查耀州窑遗址，并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德应侯碑”的确存在。但是，他们走遍黄堡古镇，包括窑神庙遗址所在地的铜川第三高级小学，却没有找到这块碑石。
临近中午，几位专家在学校吃饭，食堂门前空地上平放着的一块石板充当饭桌，石板上面沾满了污垢和油渍。陈万里等人围着石板坐下来休息，出于职业习惯，陈万里打量了一下放在眼前的石饭桌。这一眼看去，陈万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原来这饭桌竟是一块碑石，碑首赫然镌刻着“德应侯碑”四个大字。
经两位专家细查研看碑文，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了近900年的“窑神碑”。谁能想到，它竟以如此神奇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揭开耀州窑神秘面纱
德应侯碑的出世，在中国陶瓷界引起巨大轰动，它不仅证实了“耀州窑”的存在，也填补了中国北方特别是陕西古代官窑系列的历史空白，而且详细描述了耀州窑瓷器的特征，对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德应侯碑为青石质地，圆首方额，身首一体，方座，高18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额书“德应侯碑”4字，首题“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正文行书19行，满行40字。额两侧刻折枝牡丹花，碑身边栏刻缠枝叶纹。
据德应侯碑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尚书郎阎公作守华原郡（耀州）”，时和政通，上奏朝廷将黄堡的“窑神”封为“德应侯”。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当地张隆等人在德应侯庙立了一块碑石，以纪念此事，这便是“德应侯碑”。
给人们臆想中“窑神”封侯，赐予人间的官职，这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首屈一指。
据碑文记述，古人在采取陶土、烧造瓷器时，要供奉山神来保佑自己。久而久之，山神变成了窑神。“德应侯庙”位于黄堡镇西南，山上树林茂密、青峰四回，绿水傍泻、草木葱茏。当地人沿河居住，“以陶器为利，赖之谋生”。
碑文还描述了“耀州瓷”的特点：“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并记载了瓷器烧制的流程：“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煅炼累日，赫然乃成。”
碑文中充满了人类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表达了对“窑神”的感激之情，认为人们烧制瓷器为“衣食之源”，实乃万物之馈赠；瓷器的烧制完成，聚集了天地精华，“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有如“神之助也”。
碑文中还对“耀州窑”的起源有记述：相传晋永和年间（公元345年-356年），有一位老人，名林，游览至此，因酷爱此地的“风土变态之异”，乃传授烧窑制陶之术给当地人，由是“匠士得法，愈精于前矣”。
在耀州窑制瓷业发展过程中，“德应侯”庙逐渐成为工匠们切磋技艺、休闲娱乐、交流感情、洽谈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加强陶工职业规范和责任感的所在，发挥了特殊的社会功能。
补正中国千年陶瓷史
关于耀州窑在历史中神秘消失的原因，至今没有准确定论。据《同官县志》记载，黄堡镇“道旁白骨如乱麻”。所以有一种说法是，金兵入关灭掉北宋时，十里窑厂遭遇空前浩劫，工匠被金兵掳走，窑工多被杀，窑厂被焚毁。战乱中，耀州窑工匠的后人逃到陈炉山上继续烧制瓷器为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瓷镇。
然而，由于缺乏实证，加之陈炉镇烧制的瓷器多以日常生活所用的粗瓷为主，很难与耀州窑的“官窑”瓷器相对应。在很长一段时期，许多陶瓷专家对耀州窑是否系官窑，甚至耀州窑是否存在，都持怀疑态度，错将耀州窑青瓷误认为是其他官窑的产品。
德应侯碑的发现，揭开了耀州窑的神秘面纱，拉开了耀州窑考古研究的序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3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在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遗址共出土各历史时期的文物标本300余万件（片），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达1万多件；出土瓷窑100多座、作坊100余座。这是我国目前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序列化最强的古陶瓷遗址，也是世界陶瓷遗址发掘之最。
经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唐代，黄堡镇已经开始建窑烧瓷，成为北方重要的手工业城镇。后历经五代，至宋代达到鼎盛，金、元续烧，元末明初停烧。从创烧到衰落，耀州窑前后历经800余年。
德应侯碑对耀州窑的发展历史、制瓷、烧成工艺以及黄堡镇自然环境、居民从业结构、陶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记载，均在考古发掘研究中得到证实。
德应侯碑关于耀州窑瓷器艺术特征的描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不仅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相吻合，而且为研究、恢复、传承耀州窑陶瓷技艺，提供了最为精确的艺术标准。
当耀州窑重现的时候，陶瓷界终于把耀州窑作为北方瓷系的代表和汝、哥、官、定、均五大瓷窑并列，千年中国陶瓷史由此得到补正，陕西陶瓷史的历史空白得以填补。甚至有人认为，耀州窑就是神秘消失的柴窑，是瓷窑之祖。
1974年，德应侯碑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德应侯碑拓片则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张军朝 刘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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