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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书城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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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那日，夏还非常热烈着，蝉鸣悠扬。道路蜿蜒的深处，是朗润园。竹林掩映之中，走下从凉台推门而出的季羡林先生。
在季先生指引下，走进他的家。过道里，满满的，是书橱。书橱上，满满的，是书。走进房间，是更多的书橱，以及书。大凡读书人都会艳羡这丰富的收藏的，而这感叹也使这位爱书长者高兴起来，他要引来访者，去参观他的书房和他的书。几乎所有的屋子，都井然有序地放满了书。其中有他留德十年带回的外文版图书，还有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购齐的大套《大藏经》……
季先生非常“奢侈”，因为他有三个书房。这是他三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他喜欢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在一张书桌上，写一个专题的文字。因为资料书及稿子等摊子铺得很大，所以，一旦写累，则空手转移到另一个书房，继续写作，或读书，只是换了主题。
其中一个书房，是用凉台改装的，四个简易木质书架，叠罗汉般地矗着。书们便有惊无险地拥挤在其中。访者隔着书桌，与季先生相向而坐。不仅书桌上有书，而且上、下、左、右，全是书。因此，说季先生坐拥书城，挥笔如剑，绝是不为过的。
在这里，特殊的书香和主人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使无数访者流连忘返，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平和的宁静。
季先生每日凌晨四点即起身工作，那盏竹林后的灯光，应算是朗润园，乃至整个燕园最早的灯光吧。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清晨八时，他便像上班一样，走出家门，穿过未名湖，步行到大图书馆去看书。早两年，他是以骑车代步的，但近来，由于家人“严令禁止”，他便也“少数服从多数”，安步当车起来。季先生自称没有体育锻炼的爱好，“这就是锻炼！”他认真地说。在图书馆看两小时书后，他便循来路走回家中。
他最近的大动作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撰写一部《糖史》，打算写四十万字的这部巨著，已写就十多万字了。
季先生爱猫，是出名的。两年前造访季府时，常见两只波斯大猫。此次去，季先生告知，其中一只竟于数月前被人窃走。剩下的那一只，叫“咪咪”，给工作之余的季先生，带来了些许欢乐。“咪咪”已五岁了，季先生风趣地说，已是“猫到中年”。
季先生虽然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他坐拥书城，却不甘心把朗润园当作世外桃源，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如故，每每让年轻一些或更多的客人激动不已。
立秋那日，他与访者又谈起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季先生陈词慷慨，一席话刚落，窗外竟响起了雷声。
在季先生的家门口，与他握别。面前是一片细致的湖，正对着楼门，长着一片荷花。荷叶已绿到极处，而花，尚含蕊待放。
“那是我们种的。”季先生说。
“怎么种的？”访者问。
“撒下一把种子。”他做了个撒种的动作：“三年了，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时，雨，已开始下了，寥寥落落地。
“我喜欢雨！”他说：“今年雨少呵。”
刹那间，从一个严谨严肃的大学者季羡林身上，看见了抒情的散文家季羡林的形象。他们是那么奇妙又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他的那本散文选，厚厚重重，正在访者的行囊中，上面的作者签名，形拙而有妙趣。楼门的两边，均是季先生的家。一侧是卧室，放着二十四史，挂着齐白石的画，当然，还有他的书桌，他的纸和笔；另一侧是他用凉台改装的那个书房。
雨，打在竹林的叶子和窗玻璃上，声音先是碎碎的，继而连成一片。季先生穿着黑绸布衫，站在门洞，像一本厚重的书，默默观雨。
下
季羡林先生在1933年6月6日日记中写：“晚饭后，到朗润园一游，风景深幽。”彼时的他，22岁，在清华园已生活了两年多。因此，无法印证此是否是他与朗润园的第一次亲近。出清华西门，如果没有围墙，斜对角就是朗润园。1980年，季先生在散文集《朗润集》自序中说：“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这是明清名园之一，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好像同《红楼梦》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朗润’这个名字。”
季先生是朗润园中人，我在朗润园中拜访过他。印象最深的，自然是第一次，那是1991年6月19日。那天，我和他在他家一楼的阳台上合了影。看着这张距今已经27年的旧照片，有不胜讶异和惶恐之感，也让我顿时理解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这样的成语。这张照片于我，还有另一个意义，因为，摄影者是我1983年相识于学院路41号的老友唐师曾。大致计算了一下时间，正好是他从海湾战争归来，复又去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职前的期间。
那天去季先生家里，唐师曾至少用了两台相机，分别用了黑白和彩色两种胶卷。彩色照片我还保留了几张，地点是在季先生家的客厅。我和季先生相对坐在一张方桌前，至于聊了些什么，早已漫漶不清。但当年的照片保留了一些细节，现在看来颇有些意思的是屋内的环境：季先生身后，有一台14寸（不知是彩色抑或黑白）的电视机，罩着绛红色绒布套。墙上除挂着有风景的月历外，还有一个必须每天翻阅或撕开的日历。季家的日历，从照片可以看到，是向上翻阅并用夹子仔细夹起的。日历的底板，是一个美女……桌子上，有白瓷的茶壶，还有貌似盛放调味品的瓶子。这里，应该是季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
还记得一个细节，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一只硕大的白猫忽然跳上了桌子，就在季先生站起安抚白猫的一霎，唐师曾用黑白胶卷那个相机抓拍到了那一个瞬间。后来，老唐把这张照片戏称为：猫争人权。
快离开的时候，我和季先生在客厅外的阳台上，以比较流行和正式的方式合了影。我应该也给老唐在同样地方按下了快门。通过这张1991年6月与季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季先生住在一楼，阳台外是一片葱翠的小竹林。我腰间的BP传呼机看上去很抢眼、突兀，且有喜感。如今，这种俗称BP机的传呼机早已绝迹，但在当时，却是即时通讯的利器。我还记得我的号码是126—53630。老唐的呼机号码，我也记得：126—5566。
季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6日，1993年他82岁整，按中国人算法也可算83岁。《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写于1993年8月8日，从文章上看，我是8月7日去拜访的季先生。我找出了当年季先生所赠、我文中所写的“厚厚，重重”的那本书，我讲的“厚、重”自然有双重含义，物理上的厚重，也的确，那本书有556页。那是一本《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初版，印数3550册。季先生在扉页留下了钢笔签名，时间正是1993年8月7日。这应该是我再一次去拜谒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在当时的我来看，几乎是高山仰止，比如他说当时正在写的《糖史》，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十分的“高、大、上”。我记得还问过他为什么要写《糖史》以及怎么写的问题。季先生的回答，可惜我早已记不清。如今，《糖史》业已出版，非常惭愧至今尚未一读。我想，我当年问的问题应该在那本书里会找到答案。
回想当年的季先生，马上就清晰浮现的，是他衣着非常朴素，似乎几次见他穿的不是衬衫就是蓝色的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有较重的山东口音。能让他兴奋和自豪的，似乎就是那一屋子、一屋子的书。第一次去，他还为书的无处摆放而烦恼；第二次去的时候，北大已经给他增配了一套房子，就在原先住房的对门，专门用以放书。对这一点，他是很感念的，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房子是多么稀缺的资源！
因为增配了一套房子，家中的布局也就有了变化。季先生带我在他家参观，记得他夫人当时有病坐在床上。再就是，他指着墙上的齐白石画给我们看，告诉我其购于五十年代的初期。我问价格，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按今天看，画价便宜到令人咋舌。依稀记得，季先生告诉我当时是通过朋友去买的，买了两张，仿佛还买二赠一了……
200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德国，以马丁·路德大学所在的城市哈勒为原点，每天往不同方向的城镇坐火车随意转悠。某一天黄昏，从某个城市回哈勒，要在爱森纳赫转车，不知什么缘故，却坐上了去另一个方向的火车。当火车在终点停下，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哥廷根！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生活过十年的城市啊……□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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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那日，夏还非常热烈着，蝉鸣悠扬。道路蜿蜒的深处，是朗润园。竹林掩映之中，走下从凉台推门而出的季羡林先生。
在季先生指引下，走进他的家。过道里，满满的，是书橱。书橱上，满满的，是书。走进房间，是更多的书橱，以及书。大凡读书人都会艳羡这丰富的收藏的，而这感叹也使这位爱书长者高兴起来，他要引来访者，去参观他的书房和他的书。几乎所有的屋子，都井然有序地放满了书。其中有他留德十年带回的外文版图书，还有以相当便宜的价格购齐的大套《大藏经》……
季先生非常“奢侈”，因为他有三个书房。这是他三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他喜欢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在一张书桌上，写一个专题的文字。因为资料书及稿子等摊子铺得很大，所以，一旦写累，则空手转移到另一个书房，继续写作，或读书，只是换了主题。
其中一个书房，是用凉台改装的，四个简易木质书架，叠罗汉般地矗着。书们便有惊无险地拥挤在其中。访者隔着书桌，与季先生相向而坐。不仅书桌上有书，而且上、下、左、右，全是书。因此，说季先生坐拥书城，挥笔如剑，绝是不为过的。
在这里，特殊的书香和主人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使无数访者流连忘返，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平和的宁静。
季先生每日凌晨四点即起身工作，那盏竹林后的灯光，应算是朗润园，乃至整个燕园最早的灯光吧。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清晨八时，他便像上班一样，走出家门，穿过未名湖，步行到大图书馆去看书。早两年，他是以骑车代步的，但近来，由于家人“严令禁止”，他便也“少数服从多数”，安步当车起来。季先生自称没有体育锻炼的爱好，“这就是锻炼！”他认真地说。在图书馆看两小时书后，他便循来路走回家中。
他最近的大动作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撰写一部《糖史》，打算写四十万字的这部巨著，已写就十多万字了。
季先生爱猫，是出名的。两年前造访季府时，常见两只波斯大猫。此次去，季先生告知，其中一只竟于数月前被人窃走。剩下的那一只，叫“咪咪”，给工作之余的季先生，带来了些许欢乐。“咪咪”已五岁了，季先生风趣地说，已是“猫到中年”。
季先生虽然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他坐拥书城，却不甘心把朗润园当作世外桃源，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如故，每每让年轻一些或更多的客人激动不已。
立秋那日，他与访者又谈起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话题，季先生陈词慷慨，一席话刚落，窗外竟响起了雷声。
在季先生的家门口，与他握别。面前是一片细致的湖，正对着楼门，长着一片荷花。荷叶已绿到极处，而花，尚含蕊待放。
“那是我们种的。”季先生说。
“怎么种的？”访者问。
“撒下一把种子。”他做了个撒种的动作：“三年了，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时，雨，已开始下了，寥寥落落地。
“我喜欢雨！”他说：“今年雨少呵。”
刹那间，从一个严谨严肃的大学者季羡林身上，看见了抒情的散文家季羡林的形象。他们是那么奇妙又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他的那本散文选，厚厚重重，正在访者的行囊中，上面的作者签名，形拙而有妙趣。楼门的两边，均是季先生的家。一侧是卧室，放着二十四史，挂着齐白石的画，当然，还有他的书桌，他的纸和笔；另一侧是他用凉台改装的那个书房。
雨，打在竹林的叶子和窗玻璃上，声音先是碎碎的，继而连成一片。季先生穿着黑绸布衫，站在门洞，像一本厚重的书，默默观雨。
下
季羡林先生在1933年6月6日日记中写：“晚饭后，到朗润园一游，风景深幽。”彼时的他，22岁，在清华园已生活了两年多。因此，无法印证此是否是他与朗润园的第一次亲近。出清华西门，如果没有围墙，斜对角就是朗润园。1980年，季先生在散文集《朗润集》自序中说：“我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这是明清名园之一，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好像同《红楼梦》还有过一些什么关系。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朗润’这个名字。”
季先生是朗润园中人，我在朗润园中拜访过他。印象最深的，自然是第一次，那是1991年6月19日。那天，我和他在他家一楼的阳台上合了影。看着这张距今已经27年的旧照片，有不胜讶异和惶恐之感，也让我顿时理解了“光阴似箭”“白驹过隙”这样的成语。这张照片于我，还有另一个意义，因为，摄影者是我1983年相识于学院路41号的老友唐师曾。大致计算了一下时间，正好是他从海湾战争归来，复又去新华社开罗分社任职前的期间。
那天去季先生家里，唐师曾至少用了两台相机，分别用了黑白和彩色两种胶卷。彩色照片我还保留了几张，地点是在季先生家的客厅。我和季先生相对坐在一张方桌前，至于聊了些什么，早已漫漶不清。但当年的照片保留了一些细节，现在看来颇有些意思的是屋内的环境：季先生身后，有一台14寸（不知是彩色抑或黑白）的电视机，罩着绛红色绒布套。墙上除挂着有风景的月历外，还有一个必须每天翻阅或撕开的日历。季家的日历，从照片可以看到，是向上翻阅并用夹子仔细夹起的。日历的底板，是一个美女……桌子上，有白瓷的茶壶，还有貌似盛放调味品的瓶子。这里，应该是季先生家的客厅兼餐厅。
还记得一个细节，我们正在聊着的时候，一只硕大的白猫忽然跳上了桌子，就在季先生站起安抚白猫的一霎，唐师曾用黑白胶卷那个相机抓拍到了那一个瞬间。后来，老唐把这张照片戏称为：猫争人权。
快离开的时候，我和季先生在客厅外的阳台上，以比较流行和正式的方式合了影。我应该也给老唐在同样地方按下了快门。通过这张1991年6月与季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季先生住在一楼，阳台外是一片葱翠的小竹林。我腰间的BP传呼机看上去很抢眼、突兀，且有喜感。如今，这种俗称BP机的传呼机早已绝迹，但在当时，却是即时通讯的利器。我还记得我的号码是126—53630。老唐的呼机号码，我也记得：126—5566。
季先生出生于1911年8月6日，1993年他82岁整，按中国人算法也可算83岁。《坐拥书城的季羡林》一文写于1993年8月8日，从文章上看，我是8月7日去拜访的季先生。我找出了当年季先生所赠、我文中所写的“厚厚，重重”的那本书，我讲的“厚、重”自然有双重含义，物理上的厚重，也的确，那本书有556页。那是一本《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初版，印数3550册。季先生在扉页留下了钢笔签名，时间正是1993年8月7日。这应该是我再一次去拜谒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的学问在当时的我来看，几乎是高山仰止，比如他说当时正在写的《糖史》，按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十分的“高、大、上”。我记得还问过他为什么要写《糖史》以及怎么写的问题。季先生的回答，可惜我早已记不清。如今，《糖史》业已出版，非常惭愧至今尚未一读。我想，我当年问的问题应该在那本书里会找到答案。
回想当年的季先生，马上就清晰浮现的，是他衣着非常朴素，似乎几次见他穿的不是衬衫就是蓝色的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有较重的山东口音。能让他兴奋和自豪的，似乎就是那一屋子、一屋子的书。第一次去，他还为书的无处摆放而烦恼；第二次去的时候，北大已经给他增配了一套房子，就在原先住房的对门，专门用以放书。对这一点，他是很感念的，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房子是多么稀缺的资源！
因为增配了一套房子，家中的布局也就有了变化。季先生带我在他家参观，记得他夫人当时有病坐在床上。再就是，他指着墙上的齐白石画给我们看，告诉我其购于五十年代的初期。我问价格，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按今天看，画价便宜到令人咋舌。依稀记得，季先生告诉我当时是通过朋友去买的，买了两张，仿佛还买二赠一了……
200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德国，以马丁·路德大学所在的城市哈勒为原点，每天往不同方向的城镇坐火车随意转悠。某一天黄昏，从某个城市回哈勒，要在爱森纳赫转车，不知什么缘故，却坐上了去另一个方向的火车。当火车在终点停下，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哥廷根！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季羡林先生曾经留学生活过十年的城市啊……□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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