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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哈拉纪事
语音播报：
亚东
在陕北北部民间对于“哈拉”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方言，哈拉就是缝隙、裂缝的意思，大哈拉就是大缝隙、大裂缝，去过大哈拉的人就会理解，我当年生活工作的大哈拉煤矿，就是坐落在几座大山的缝隙之间；二是蒙语，所谓“哈拉”一词是蒙语音译，翻译成汉语就是“黑”。对于这两种解读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不管哪种解读都是正确的，“哈拉”一词的意思也就不言自明，即“狭窄、逼仄、黑……”
2008年仲夏，我从正在升级改造的韩家湾煤矿调到了大哈拉煤矿工作。它位于神府煤田的中心地带，通俗点讲就是神府煤田的“白菜芯”，煤质特别好，发热量在7000大卡左右。以前矿上的工人用汽油桶焊一个煤炉子，搬一块煤用报纸点燃，扔进炉膛，等煤燃烧殆尽后，你会看到炉子底部只留下一小捧类似香烟灰的白色粉末。
“现在矿上的条件比过去强多了，经过改建，咱们现在住上了彩钢房，冬天还用上了暖气。”我刚来到大哈拉时，矿长霍世生曾经自豪地这样对我说。
大哈拉矿被群山环绕，形成一条狭长的山沟，每天清晨起来走出房间，站在矿部的小院子里仰起头来环顾四周，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左面是山，右面还是山，山山相连组成一个长条形相对封闭的山凹。冬季，如果遇到雪后初霁的晴天，你会看到远处的山圪梁上正在自燃的露头煤升起的袅袅青烟，以及也不知何年何月因地下煤层燃烧，被烈火烧得支离破碎的红色岩石，宛如《西游记》里的火焰山。
矿井口和露天煤场就在矿部旁边，陕北风大，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整座矿山看过去也是黑乎乎的，有矿工家属带孩子来探亲，小孩没有地方可玩，就在煤堆上戏耍，把整个人弄得跟煤猴似的。
尽管条件恶劣，但煤还是要出的。2008年正值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时期，那时的煤价是一天天看涨。在我的记忆里，2006年整个陕北矿业公司年产原煤120万吨，其中韩家湾煤矿90万吨，大哈拉煤矿30万吨，当年的煤价也是一路攀升，到2006年底时吨煤价格170元，全公司净利润3000万元；2008年陕北矿业依然年产120万吨原煤，煤的价格已经上升到了400元/吨，而且行情还在看涨，据说能够突破500元/吨大关。一时间，全国有钱人的目光都盯在了煤上，投资煤矿、买煤、卖煤、运煤、倒煤的贩夫走卒蜂拥而来，以神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开来，他们之中据说有小商小贩、挣了钱的厨师、收破烂发了财的破烂王，也有金融家、企业家、投机者等等，反正都是有了钱还想挣大钱的人。这一时期，陕北煤老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最多的话题。
言归正传，我到大哈拉煤矿后依然从事以前的工作，劳资和企管，说是管劳资和企管，其实全矿正式职工加上我也就十来个人，因为生产部分是外包出去的，人员不归矿方管，我只负责每月按掘进进尺和产量准时和工队结算。
大哈拉煤矿始建于1987年，和韩家湾煤矿都是原属于兰州军区后勤部陕北矿业管理局，后来中央军委下令，军队不准搞三产，就把它移交到了地方。2004年陕西省成立陕煤集团后，又划归陕煤集团管辖。大哈拉煤矿的开采是房柱式炮采，来到工作面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企管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联合安全生产部门在每月月底时到井下清查锚杆数量，按锚杆数量多少给工队进行结算。在迷宫式的工作面里，你很难把锚杆数清，经常有重复计算的事情发生。后来我们发明了“喷绘法”，就是手持不同颜色的广告用彩色喷罐，数一个锚杆就在上面喷一下作为标识，以免重复计数。
随着原煤价格一路飙升，到了2008年冬季，大哈拉矿的煤价真的突破了500元/吨大关，一时间前来拉煤的车辆络绎不绝，从露天煤场沿路一直排到了山顶上，有的司机甚至等了三天三夜，他们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就在路边拢一堆火取暖。看到有利可图，村民也来凑热闹，他们开起了饭馆、旅馆、麻将娱乐等五花八门的行业，更有那无所事事的黑皮，打起了敲竹杠的馊主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来到矿上，放下鞭炮、花卉等不值钱的礼品，说是逢年过节来给矿上庆贺，然后就是强买强卖地讹钱。也有相对文明的，就是组建一个草台班子来矿上唱戏收费。更有部分村民组织起来拦在路上，要求矿上给他们一点活干，挣些“下苦钱”，否则就挖路、堵路、寻衅闹事……
这种事情对于煤老板开办的私有煤矿来说相对还好解决，花钱就可以消灾。记得当时有一个煤老板口气强势地对我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个什嘛问题。”
而对于像大哈拉这样的国有煤矿，却成了一个让人头痛不已的事情，好在这种乱象随着政府加大治理力度和公安部门的介入，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大哈拉煤矿年产30万吨原煤，对于现在像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这样年产千万吨级的煤矿来说，其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像这样的煤矿民间称之为“小煤窑”，在神府一带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小煤窑，补充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建设在能源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当然，小煤窑的挖煤方式也大大破坏了整个井田面积的规范开采，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大哈拉煤矿虽小，但是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感情都很真诚，这也是离开那里多年后，让我时时惦记它的原因。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就说说大哈拉矿上的伙食吧。吃饭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于大哈拉人来说是头等大事，一茬一茬的大哈拉人为解决吃饭问题也是煞费苦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年大雪封山，一连半个月车辆进不来也出不去，怎么吃饭呢？大家为了吃上一餐饱饭，相约从大哈拉煤矿步行几十里地，沿着崎岖的河沟到孙家岔镇上饱餐一顿，吃得胃里头沟满壕平后方才返回矿上，可是等走到矿上肚子就又饿了。
大哈拉煤矿从五个人的灶到九个人的灶，再到十几个人的灶，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个人。对于集体食堂来说，人越少饭越难做，人越多饭就越好做，因为大家口味不同，众口难调，人多了饭菜的花样就多，你可以捡你爱吃的吃，人少了就不同了，饭菜花样少，做多了也是浪费，就那么几样菜，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大哈拉煤矿，我们天天中午只有两样菜，今天吃炖羊肉，明天必吃大烩菜，明天吃大烩菜，后天准保吃炖羊肉。
抬杠，也是我在大哈拉的时候大家乐此不疲、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支部书记杨汉威和经营副矿长高炬两个人都是能言善辩的高手，一次两个人为一个问题在饭桌上进行辩论，当然这些争执都是无伤大雅，也不会伤到感情的。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在餐厅吃罢饭各回各的房间准备午休。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在大哈拉煤矿大家都是办公、住宿合一的，就是说一间不足20平米的彩钢房里，一张桌子、一张床，办公睡觉都在一起。只见高炬拿着一本书来到我的房间，气呼呼地说：“你看这个杨汉威，背着牛头不认赃，我给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有理有据的，你看书上就是这么讲的，我刚才拿着书去给他讲，他竟然说我拿的这本书是盗版的，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哈哈大笑，见过认真的人，没见过这么认真的人，高炬算一个。
如今，我已经离开大哈拉煤矿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陕北的煤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小煤窑，包括大哈拉煤矿在内都已成为历史。随着陕煤集团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的投产运营，以及小保当、曹家滩等千万吨级国际一流现代化矿井的相继落成，始建于改革开放初期如大哈拉煤矿一样的小型矿井，都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按照国家政策进行了关停并转。
当然，在煤矿行业步入正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像大哈拉煤矿一样的小煤窑，以及它们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付出的努力。大哈拉煤矿虽然关闭了，但是它就像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个活标本，停留在历史进程的某一页中，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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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北部民间对于“哈拉”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方言，哈拉就是缝隙、裂缝的意思，大哈拉就是大缝隙、大裂缝，去过大哈拉的人就会理解，我当年生活工作的大哈拉煤矿，就是坐落在几座大山的缝隙之间；二是蒙语，所谓“哈拉”一词是蒙语音译，翻译成汉语就是“黑”。对于这两种解读我没有认真考证过，不管哪种解读都是正确的，“哈拉”一词的意思也就不言自明，即“狭窄、逼仄、黑……”
2008年仲夏，我从正在升级改造的韩家湾煤矿调到了大哈拉煤矿工作。它位于神府煤田的中心地带，通俗点讲就是神府煤田的“白菜芯”，煤质特别好，发热量在7000大卡左右。以前矿上的工人用汽油桶焊一个煤炉子，搬一块煤用报纸点燃，扔进炉膛，等煤燃烧殆尽后，你会看到炉子底部只留下一小捧类似香烟灰的白色粉末。
“现在矿上的条件比过去强多了，经过改建，咱们现在住上了彩钢房，冬天还用上了暖气。”我刚来到大哈拉时，矿长霍世生曾经自豪地这样对我说。
大哈拉矿被群山环绕，形成一条狭长的山沟，每天清晨起来走出房间，站在矿部的小院子里仰起头来环顾四周，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左面是山，右面还是山，山山相连组成一个长条形相对封闭的山凹。冬季，如果遇到雪后初霁的晴天，你会看到远处的山圪梁上正在自燃的露头煤升起的袅袅青烟，以及也不知何年何月因地下煤层燃烧，被烈火烧得支离破碎的红色岩石，宛如《西游记》里的火焰山。
矿井口和露天煤场就在矿部旁边，陕北风大，即使在无风的日子里，整座矿山看过去也是黑乎乎的，有矿工家属带孩子来探亲，小孩没有地方可玩，就在煤堆上戏耍，把整个人弄得跟煤猴似的。
尽管条件恶劣，但煤还是要出的。2008年正值煤炭行业“黄金十年”时期，那时的煤价是一天天看涨。在我的记忆里，2006年整个陕北矿业公司年产原煤120万吨，其中韩家湾煤矿90万吨，大哈拉煤矿30万吨，当年的煤价也是一路攀升，到2006年底时吨煤价格170元，全公司净利润3000万元；2008年陕北矿业依然年产120万吨原煤，煤的价格已经上升到了400元/吨，而且行情还在看涨，据说能够突破500元/吨大关。一时间，全国有钱人的目光都盯在了煤上，投资煤矿、买煤、卖煤、运煤、倒煤的贩夫走卒蜂拥而来，以神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开来，他们之中据说有小商小贩、挣了钱的厨师、收破烂发了财的破烂王，也有金融家、企业家、投机者等等，反正都是有了钱还想挣大钱的人。这一时期，陕北煤老板成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最多的话题。
言归正传，我到大哈拉煤矿后依然从事以前的工作，劳资和企管，说是管劳资和企管，其实全矿正式职工加上我也就十来个人，因为生产部分是外包出去的，人员不归矿方管，我只负责每月按掘进进尺和产量准时和工队结算。
大哈拉煤矿始建于1987年，和韩家湾煤矿都是原属于兰州军区后勤部陕北矿业管理局，后来中央军委下令，军队不准搞三产，就把它移交到了地方。2004年陕西省成立陕煤集团后，又划归陕煤集团管辖。大哈拉煤矿的开采是房柱式炮采，来到工作面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企管部门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联合安全生产部门在每月月底时到井下清查锚杆数量，按锚杆数量多少给工队进行结算。在迷宫式的工作面里，你很难把锚杆数清，经常有重复计算的事情发生。后来我们发明了“喷绘法”，就是手持不同颜色的广告用彩色喷罐，数一个锚杆就在上面喷一下作为标识，以免重复计数。
随着原煤价格一路飙升，到了2008年冬季，大哈拉矿的煤价真的突破了500元/吨大关，一时间前来拉煤的车辆络绎不绝，从露天煤场沿路一直排到了山顶上，有的司机甚至等了三天三夜，他们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就在路边拢一堆火取暖。看到有利可图，村民也来凑热闹，他们开起了饭馆、旅馆、麻将娱乐等五花八门的行业，更有那无所事事的黑皮，打起了敲竹杠的馊主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来到矿上，放下鞭炮、花卉等不值钱的礼品，说是逢年过节来给矿上庆贺，然后就是强买强卖地讹钱。也有相对文明的，就是组建一个草台班子来矿上唱戏收费。更有部分村民组织起来拦在路上，要求矿上给他们一点活干，挣些“下苦钱”，否则就挖路、堵路、寻衅闹事……
这种事情对于煤老板开办的私有煤矿来说相对还好解决，花钱就可以消灾。记得当时有一个煤老板口气强势地对我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个什嘛问题。”
而对于像大哈拉这样的国有煤矿，却成了一个让人头痛不已的事情，好在这种乱象随着政府加大治理力度和公安部门的介入，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大哈拉煤矿年产30万吨原煤，对于现在像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这样年产千万吨级的煤矿来说，其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像这样的煤矿民间称之为“小煤窑”，在神府一带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小煤窑，补充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建设在能源上不断增长的需求。当然，小煤窑的挖煤方式也大大破坏了整个井田面积的规范开采，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大哈拉煤矿虽小，但是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感情都很真诚，这也是离开那里多年后，让我时时惦记它的原因。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就说说大哈拉矿上的伙食吧。吃饭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于大哈拉人来说是头等大事，一茬一茬的大哈拉人为解决吃饭问题也是煞费苦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年大雪封山，一连半个月车辆进不来也出不去，怎么吃饭呢？大家为了吃上一餐饱饭，相约从大哈拉煤矿步行几十里地，沿着崎岖的河沟到孙家岔镇上饱餐一顿，吃得胃里头沟满壕平后方才返回矿上，可是等走到矿上肚子就又饿了。
大哈拉煤矿从五个人的灶到九个人的灶，再到十几个人的灶，最多时也不过三十个人。对于集体食堂来说，人越少饭越难做，人越多饭就越好做，因为大家口味不同，众口难调，人多了饭菜的花样就多，你可以捡你爱吃的吃，人少了就不同了，饭菜花样少，做多了也是浪费，就那么几样菜，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大哈拉煤矿，我们天天中午只有两样菜，今天吃炖羊肉，明天必吃大烩菜，明天吃大烩菜，后天准保吃炖羊肉。
抬杠，也是我在大哈拉的时候大家乐此不疲、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支部书记杨汉威和经营副矿长高炬两个人都是能言善辩的高手，一次两个人为一个问题在饭桌上进行辩论，当然这些争执都是无伤大雅，也不会伤到感情的。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在餐厅吃罢饭各回各的房间准备午休。在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在大哈拉煤矿大家都是办公、住宿合一的，就是说一间不足20平米的彩钢房里，一张桌子、一张床，办公睡觉都在一起。只见高炬拿着一本书来到我的房间，气呼呼地说：“你看这个杨汉威，背着牛头不认赃，我给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有理有据的，你看书上就是这么讲的，我刚才拿着书去给他讲，他竟然说我拿的这本书是盗版的，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哈哈大笑，见过认真的人，没见过这么认真的人，高炬算一个。
如今，我已经离开大哈拉煤矿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陕北的煤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小煤窑，包括大哈拉煤矿在内都已成为历史。随着陕煤集团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的投产运营，以及小保当、曹家滩等千万吨级国际一流现代化矿井的相继落成，始建于改革开放初期如大哈拉煤矿一样的小型矿井，都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按照国家政策进行了关停并转。
当然，在煤矿行业步入正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像大哈拉煤矿一样的小煤窑，以及它们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付出的努力。大哈拉煤矿虽然关闭了，但是它就像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个活标本，停留在历史进程的某一页中，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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