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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中的纹饰美学
语音播报：
莲花，以其独特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令古人痴迷，他们将莲花提炼凝聚在纤细且曲折迂回的纹路里，并配以美好吉祥的寓意，赋予珍爱之物上欣赏、传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灿烂的一页，文化的繁荣发展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具魅力，开放包容的文化气魄呈现出多元、交融、创新。今天，笔者从西安临潼华清宫与庆山寺出土文物上的莲花纹饰管中窥豹，探寻千年的东方浪漫文化。
唐代建筑中的莲花纹饰
庆山寺博物馆，第一个展柜内展示的文物便是七蕊十二瓣莲花方砖、九蕊十二瓣莲花方砖，方砖在古代宫殿、寺庙和贵族宅邸等建筑中用于铺设地面或装饰墙壁，唐华清宫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刻有纹饰的方砖以及柱础、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莲花纹饰材料居多，莲花纹在唐代建筑中备受青睐，或因莲花生于水中赋有“辟火”的寓意。
正因如此，于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古人观念中，具有水相特性的莲花，就是能够制服火妖、避免火灾的神奇法宝。
不仅如此，莲花纹能在皇家以及达官贵人阶层的建筑中盛行，也与建筑构造、纹饰和阶层等级地位的象征有关，《大唐六典·将作都水监》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天子宫殿，皆施重拱藻井……而庶人所造堂舍……仍不得擅自施予装饰。”从唐昭应县城和华清宫出土文物中便能得到相应作证，唐昭应县城出土建筑材料大都为条砖、板瓦、筒瓦，表面素面或绳纹。而华清宫内帝王御用的汤池遗址内，砖、瓦、柱础多有莲花纹装饰，且纹饰造型多样、雕刻细腻、生动传神。
此外，即便是同处唐代的同一器物，在不同时期，莲花纹饰又都各有特色，以莲花瓦当为例。武周时期，莲花纹样以单瓣为主、双瓣次之，花瓣大而长，花蕊为单蕊或无蕊，花瓣外圈边宽较窄，大多无弦线，花多留空地，纹样简洁大方。
至玄宗时，单瓣莲花纹的花瓣鼓凸，花瓣外圈外饰细线，双瓣莲花纹的花瓣拥挤、狭长，花瓣大多外环细线，个别一侧饰乳钉或粗线隔棱，间饰乳钉、禾苗、三角形隔棱，花蕊为单数花蕊，呈梅花状分布，团案层次丰富，富有宝相气。
武周时期宗教兴盛
武则天出于兴周代唐的政治需要，整个社会信佛之风日炽，和佛教紧密联系的莲花自然成了新宠，尤其在佛教用品上应用较多，庆山寺地宫内石门，守护释迦如来佛骨舍利的第一道屏障，在青石质地的楣门上线刻团花，正中线刻仰覆莲花座，传说佛陀即诞生在莲花之上，门楣正中的男童脚踩莲花，便是释迦降生后七步莲花的形象。
《传灯录》：王于刚一降生，就会说话，无人搀扶便能行走，身光，目视方，是行走七步、步步生莲花。又说：“释迎佛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止天下，唯吾独尊。”
莲花圣洁、被视为佛教圣花，代表着净土，佛灭度后，需香花供养，《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载：“有献莲华（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缶）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观无量寿经》：“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眷持金莲花，化作五百化佛来迎此人。”
庆山寺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座前两角插两件铜茎金莲花，其以金箔做成，花径9厘米，蕊芯钿绿宝石，蕊周钿珍珠，花蕾含苞待放，制作精巧惟妙惟肖。
佛教在武周时期兴盛，而女权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崛起。石门门框线刻的凤在上、龙居下，便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缩影，这种时代特征也在其他出土文物上有所体现，如地宫内出土的凤首人面铜壶，富含波斯元素，学界认为是中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融合交流的见证。但对于壶腹六个高浮雕人头面却争议较大，若从当时的时代特性分析，或许北京大学林梅村老师的推断更有说服力，铜壶腹部六头神像为印度教战神塞犍陀，而塞犍陀是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和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塞犍陀诞生后由六位乳母养育，所以长有六个头，也称“六面天”。女性力量的含义再配上凤首龙柄、壶口莲花状的形制，这也许能证实为何一尊有使用痕迹的铜壶能进入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中了。
天宝崇道皇家御用
随着唐玄宗继位，为了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消除武周时期政治影响，玄宗于开元十三年亲率文武百官、外国使节，封禅泰山，向天下表明他的中兴之政，唐朝由此迈入文化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时代。
唐玄宗对莲花也是情有独钟，据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记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开元十一年玄宗在温泉宫修建莲花汤，建筑中多用莲花纹饰的莲花柱础、莲花瓦当以及带有龙饰的三彩龙头套兽，而龙是天子的象征，汤池在当时名为“御汤九龙殿”，为皇帝御用，《长安志图·唐骊山宫图》引游师雄题跋曰：“天宝六载……因改宫为华清宫，明皇岁幸焉。殿曰‘九龙’，以待上浴；曰‘飞霜’，以奉御寝。”莲花汤分上下两层台式。上层呈莲花形，因莲花既能养育成龙，又可使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史记》曰：“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莲实九分，阴乾下簇，服方寸匕，令人不老。”工匠用六组拱券石砌筑四壁，轮廓为近于横长的椭圆形，边缘呈四瓣莲花状，下层呈八边形，形式源于道教文化中的八极。
在动则依礼，事必有法的唐代，御用之物的建造一定是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正因唐玄宗笃信道教，所以莲花汤建造时融入了道教元素，毕竟连贡举考试玄宗都要求必须增加《老子》考题，自然会将御用物上的莲花纹饰赋予道教的属性。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山西常阳天尊石造像，头戴莲花冠，宝座四周线刻莲花、忍冬和仙鹤等，底座侧面线刻弟子道士像七幅，七人均站在莲花宝座上，其中有三幅人物头上戴莲花形冠，一人手持莲花。
唐华清宫老君殿供奉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雕刻的道教始祖汉白玉老君像，宝座就是变形覆瓣莲花纹。作为道教圣地的老君殿，也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唯一的最为完整、等级最高的唐代皇家内道场。其山门由前后莲花斜坡踏道、门庭、台基组成，主殿有5个用莲花纹方砖砌成的斜坡踏道，东、西、北三面各一，南面有二，供祭奠者上下出入，同时出土的建筑材料上也带有大量的莲花纹饰。
莲花纹应用的广泛化
尽管唐代对莲花纹钟爱有加，但莲花纹并非起源于唐代。依据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莲花纹出现在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上，壶盖四周的莲瓣纹饰简单抽象。
自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传统莲花纹不断变化发展，吸收印度佛教莲纹特点后产生新的纹样，形成繁杂饱满的风格，大量应用于佛教艺术。
到唐代，由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得更加多元化，莲花纹也在唐代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造型上开始摒弃对自然纹样的再现，展现出高度概括化、图案化、装饰化的倾向，表现的大气雍容，花瓣舒展，颜色明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动感。
在应用上也更加广泛，通过绘、刻、印、堆贴、镶嵌等各种技法，使用在丝帛、陶瓷、金银器、石刻、壁画等众多生活器物之上，也逐渐从寓意宗教、皇权，向民间世俗化发展，这从后续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像临潼博物馆馆藏的三彩三足盘（唐）、彩绘陶瓶（唐）、豆青釉刻花小瓷碗（宋）、青花鸳鸯戏莲玉壶春瓶（青），还有华清宫遗址出土的舞姬须弥座（唐）、豹斑玉盒（唐）、青釉水波游鱼莲花纹瓷碗（金）。随着莲花纹样与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莲花纹样融合了更深层次的民族品格的集体意识与东方美学的视觉感受，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情怀。
历史浩渺，从微小的莲花纹出发，窥探宏观的历史原貌。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华清宫、庆山寺还有更多有趣的细节有待人们继续挖掘，历史的滚滚红尘让原本多彩的面容斑驳风化，但铅华洗净，它们兀自静谧平和，向我们娓娓诉说千百年前的故事。□谢湘
三彩三足盘（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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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以其独特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令古人痴迷，他们将莲花提炼凝聚在纤细且曲折迂回的纹路里，并配以美好吉祥的寓意，赋予珍爱之物上欣赏、传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灿烂的一页，文化的繁荣发展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具魅力，开放包容的文化气魄呈现出多元、交融、创新。今天，笔者从西安临潼华清宫与庆山寺出土文物上的莲花纹饰管中窥豹，探寻千年的东方浪漫文化。
唐代建筑中的莲花纹饰
庆山寺博物馆，第一个展柜内展示的文物便是七蕊十二瓣莲花方砖、九蕊十二瓣莲花方砖，方砖在古代宫殿、寺庙和贵族宅邸等建筑中用于铺设地面或装饰墙壁，唐华清宫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刻有纹饰的方砖以及柱础、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莲花纹饰材料居多，莲花纹在唐代建筑中备受青睐，或因莲花生于水中赋有“辟火”的寓意。
正因如此，于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古人观念中，具有水相特性的莲花，就是能够制服火妖、避免火灾的神奇法宝。
不仅如此，莲花纹能在皇家以及达官贵人阶层的建筑中盛行，也与建筑构造、纹饰和阶层等级地位的象征有关，《大唐六典·将作都水监》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天子宫殿，皆施重拱藻井……而庶人所造堂舍……仍不得擅自施予装饰。”从唐昭应县城和华清宫出土文物中便能得到相应作证，唐昭应县城出土建筑材料大都为条砖、板瓦、筒瓦，表面素面或绳纹。而华清宫内帝王御用的汤池遗址内，砖、瓦、柱础多有莲花纹装饰，且纹饰造型多样、雕刻细腻、生动传神。
此外，即便是同处唐代的同一器物，在不同时期，莲花纹饰又都各有特色，以莲花瓦当为例。武周时期，莲花纹样以单瓣为主、双瓣次之，花瓣大而长，花蕊为单蕊或无蕊，花瓣外圈边宽较窄，大多无弦线，花多留空地，纹样简洁大方。
至玄宗时，单瓣莲花纹的花瓣鼓凸，花瓣外圈外饰细线，双瓣莲花纹的花瓣拥挤、狭长，花瓣大多外环细线，个别一侧饰乳钉或粗线隔棱，间饰乳钉、禾苗、三角形隔棱，花蕊为单数花蕊，呈梅花状分布，团案层次丰富，富有宝相气。
武周时期宗教兴盛
武则天出于兴周代唐的政治需要，整个社会信佛之风日炽，和佛教紧密联系的莲花自然成了新宠，尤其在佛教用品上应用较多，庆山寺地宫内石门，守护释迦如来佛骨舍利的第一道屏障，在青石质地的楣门上线刻团花，正中线刻仰覆莲花座，传说佛陀即诞生在莲花之上，门楣正中的男童脚踩莲花，便是释迦降生后七步莲花的形象。
《传灯录》：王于刚一降生，就会说话，无人搀扶便能行走，身光，目视方，是行走七步、步步生莲花。又说：“释迎佛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止天下，唯吾独尊。”
莲花圣洁、被视为佛教圣花，代表着净土，佛灭度后，需香花供养，《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载：“有献莲华（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缶）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观无量寿经》：“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眷持金莲花，化作五百化佛来迎此人。”
庆山寺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座前两角插两件铜茎金莲花，其以金箔做成，花径9厘米，蕊芯钿绿宝石，蕊周钿珍珠，花蕾含苞待放，制作精巧惟妙惟肖。
佛教在武周时期兴盛，而女权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崛起。石门门框线刻的凤在上、龙居下，便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缩影，这种时代特征也在其他出土文物上有所体现，如地宫内出土的凤首人面铜壶，富含波斯元素，学界认为是中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融合交流的见证。但对于壶腹六个高浮雕人头面却争议较大，若从当时的时代特性分析，或许北京大学林梅村老师的推断更有说服力，铜壶腹部六头神像为印度教战神塞犍陀，而塞犍陀是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和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塞犍陀诞生后由六位乳母养育，所以长有六个头，也称“六面天”。女性力量的含义再配上凤首龙柄、壶口莲花状的形制，这也许能证实为何一尊有使用痕迹的铜壶能进入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中了。
天宝崇道皇家御用
随着唐玄宗继位，为了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消除武周时期政治影响，玄宗于开元十三年亲率文武百官、外国使节，封禅泰山，向天下表明他的中兴之政，唐朝由此迈入文化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时代。
唐玄宗对莲花也是情有独钟，据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记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开元十一年玄宗在温泉宫修建莲花汤，建筑中多用莲花纹饰的莲花柱础、莲花瓦当以及带有龙饰的三彩龙头套兽，而龙是天子的象征，汤池在当时名为“御汤九龙殿”，为皇帝御用，《长安志图·唐骊山宫图》引游师雄题跋曰：“天宝六载……因改宫为华清宫，明皇岁幸焉。殿曰‘九龙’，以待上浴；曰‘飞霜’，以奉御寝。”莲花汤分上下两层台式。上层呈莲花形，因莲花既能养育成龙，又可使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史记》曰：“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莲实九分，阴乾下簇，服方寸匕，令人不老。”工匠用六组拱券石砌筑四壁，轮廓为近于横长的椭圆形，边缘呈四瓣莲花状，下层呈八边形，形式源于道教文化中的八极。
在动则依礼，事必有法的唐代，御用之物的建造一定是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正因唐玄宗笃信道教，所以莲花汤建造时融入了道教元素，毕竟连贡举考试玄宗都要求必须增加《老子》考题，自然会将御用物上的莲花纹饰赋予道教的属性。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山西常阳天尊石造像，头戴莲花冠，宝座四周线刻莲花、忍冬和仙鹤等，底座侧面线刻弟子道士像七幅，七人均站在莲花宝座上，其中有三幅人物头上戴莲花形冠，一人手持莲花。
唐华清宫老君殿供奉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雕刻的道教始祖汉白玉老君像，宝座就是变形覆瓣莲花纹。作为道教圣地的老君殿，也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唯一的最为完整、等级最高的唐代皇家内道场。其山门由前后莲花斜坡踏道、门庭、台基组成，主殿有5个用莲花纹方砖砌成的斜坡踏道，东、西、北三面各一，南面有二，供祭奠者上下出入，同时出土的建筑材料上也带有大量的莲花纹饰。
莲花纹应用的广泛化
尽管唐代对莲花纹钟爱有加，但莲花纹并非起源于唐代。依据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莲花纹出现在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上，壶盖四周的莲瓣纹饰简单抽象。
自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传统莲花纹不断变化发展，吸收印度佛教莲纹特点后产生新的纹样，形成繁杂饱满的风格，大量应用于佛教艺术。
到唐代，由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得更加多元化，莲花纹也在唐代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造型上开始摒弃对自然纹样的再现，展现出高度概括化、图案化、装饰化的倾向，表现的大气雍容，花瓣舒展，颜色明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动感。
在应用上也更加广泛，通过绘、刻、印、堆贴、镶嵌等各种技法，使用在丝帛、陶瓷、金银器、石刻、壁画等众多生活器物之上，也逐渐从寓意宗教、皇权，向民间世俗化发展，这从后续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像临潼博物馆馆藏的三彩三足盘（唐）、彩绘陶瓶（唐）、豆青釉刻花小瓷碗（宋）、青花鸳鸯戏莲玉壶春瓶（青），还有华清宫遗址出土的舞姬须弥座（唐）、豹斑玉盒（唐）、青釉水波游鱼莲花纹瓷碗（金）。随着莲花纹样与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莲花纹样融合了更深层次的民族品格的集体意识与东方美学的视觉感受，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情怀。
历史浩渺，从微小的莲花纹出发，窥探宏观的历史原貌。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华清宫、庆山寺还有更多有趣的细节有待人们继续挖掘，历史的滚滚红尘让原本多彩的面容斑驳风化，但铅华洗净，它们兀自静谧平和，向我们娓娓诉说千百年前的故事。□谢湘
三彩三足盘（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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