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艺术的流变与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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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厚流光。设计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参与和推动、体现和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
李轶南教授的著作《中国设计艺术百年:1842-1949》,截取了宏大历史场景中的一个片段,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我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百年进程,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设计文化现象,概括总结出近现代设计艺术的多元化、先锋性、世俗化、地域性和时代性、融合性、民族性的七大特征,不仅填补了我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研究的空白,更通过细致的分析和史实论证,为理解现代设计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设计艺术看似是一个现代词汇,其历史源头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南京考古研究所曾在江苏沿海地区出土了一只6000年前的泥质浅灰陶壶,陶壶鼓腹处的多道划纹,经专家辨认是一幅“海边日出图”。由此可见,设计艺术在远古人类中已经盛行。而李轶南教授为何只选取近现代百年历史作学术研究呢?从书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工艺向近现代设计艺术转型的重要时期,对当下仍处于转型期的设计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如果说远古时期的“海边日出图”是人类艺术设计、艺术审美的苏醒,那么李轶南教授所研究的这百年时期,尤其是1842至1847年时期,则是我国近现代艺术设计、艺术审美的觉醒。
在中国近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背景可理解为“西学东渐”现象的一个缩影。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发生了巨大变革,设计艺术也在这一背景下经历了从模仿西方范式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西方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现代设计理念,尤其是德意志制造同盟与包豪斯学派的理念,为中国设计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样本。比如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致力将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融入中国美学,提出了“境界”这一概念,虽然“境界”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可“境界”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相类似。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设计艺术的美学探讨奠定了基础。再比如在设计实践层面,陈之佛作为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重要推动者,不仅主张“实用”与“装饰”相辅相成,还强调设计应服务于大众,而这一理念也与德国学者格罗皮乌斯提出的包豪斯理念高度契合。
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这一理念也在此书中得到体现。李轶南教授的研究既着眼于设计艺术理论研究,同时也聚焦设计艺术的“日用之道”,书中运用大量篇幅对近现代的商业美术广告、日用品设计、建筑设计、服饰设计及书籍、杂志装帧设计等展开“大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林林总总,引人入胜。其中提及的“月份牌”看似平常,却是设计艺术流变的表征之一。“月份牌”艺术的背后,蕴藏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再如近代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时尚服饰的呈现,从传统的“H”形服饰逐渐被强调女性曲线的“S”形所取代,从这一转变过程,可以看出设计艺术正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载体,既反映了时代审美的取向,也记录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复杂态度。
值得正视的是,我国现代设计艺术的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困境,最突出的问题是“工匠精神”的缺失。过去的设计师不仅是创作者,更是工匠,他们亲手制作自己的设计作品,确保每件作品都具备独特的艺术价值。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设计师们更多依赖于数字工具,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逐渐被忽视。对于西方的设计艺术理念和作品,搬之即用的“拿来现象”比较普遍,这极大地破坏了作品的原创性、独特性。基于此,《中国设计艺术百年:1842-1949》提供了一个重拾设计艺术传统的契机,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设计艺术的文化根源,并激发出对现代设计艺术现状的深刻反思,还可从中汲取灵感,提升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在全球化加速的当下,如何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这也是中国设计艺术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徐晋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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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厚流光。设计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参与和推动、体现和反映出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
李轶南教授的著作《中国设计艺术百年:1842-1949》,截取了宏大历史场景中的一个片段,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我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百年进程,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设计文化现象,概括总结出近现代设计艺术的多元化、先锋性、世俗化、地域性和时代性、融合性、民族性的七大特征,不仅填补了我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研究的空白,更通过细致的分析和史实论证,为理解现代设计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设计艺术看似是一个现代词汇,其历史源头却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南京考古研究所曾在江苏沿海地区出土了一只6000年前的泥质浅灰陶壶,陶壶鼓腹处的多道划纹,经专家辨认是一幅“海边日出图”。由此可见,设计艺术在远古人类中已经盛行。而李轶南教授为何只选取近现代百年历史作学术研究呢?从书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传统工艺向近现代设计艺术转型的重要时期,对当下仍处于转型期的设计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如果说远古时期的“海边日出图”是人类艺术设计、艺术审美的苏醒,那么李轶南教授所研究的这百年时期,尤其是1842至1847年时期,则是我国近现代艺术设计、艺术审美的觉醒。
在中国近代,设计艺术的发展背景可理解为“西学东渐”现象的一个缩影。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发生了巨大变革,设计艺术也在这一背景下经历了从模仿西方范式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西方的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现代设计理念,尤其是德意志制造同盟与包豪斯学派的理念,为中国设计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样本。比如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致力将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融入中国美学,提出了“境界”这一概念,虽然“境界”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可“境界”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相类似。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设计艺术的美学探讨奠定了基础。再比如在设计实践层面,陈之佛作为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重要推动者,不仅主张“实用”与“装饰”相辅相成,还强调设计应服务于大众,而这一理念也与德国学者格罗皮乌斯提出的包豪斯理念高度契合。
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这一理念也在此书中得到体现。李轶南教授的研究既着眼于设计艺术理论研究,同时也聚焦设计艺术的“日用之道”,书中运用大量篇幅对近现代的商业美术广告、日用品设计、建筑设计、服饰设计及书籍、杂志装帧设计等展开“大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林林总总,引人入胜。其中提及的“月份牌”看似平常,却是设计艺术流变的表征之一。“月份牌”艺术的背后,蕴藏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再如近代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与时尚服饰的呈现,从传统的“H”形服饰逐渐被强调女性曲线的“S”形所取代,从这一转变过程,可以看出设计艺术正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载体,既反映了时代审美的取向,也记录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复杂态度。
值得正视的是,我国现代设计艺术的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困境,最突出的问题是“工匠精神”的缺失。过去的设计师不仅是创作者,更是工匠,他们亲手制作自己的设计作品,确保每件作品都具备独特的艺术价值。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设计师们更多依赖于数字工具,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逐渐被忽视。对于西方的设计艺术理念和作品,搬之即用的“拿来现象”比较普遍,这极大地破坏了作品的原创性、独特性。基于此,《中国设计艺术百年:1842-1949》提供了一个重拾设计艺术传统的契机,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设计艺术的文化根源,并激发出对现代设计艺术现状的深刻反思,还可从中汲取灵感,提升创新能力和创造力。在全球化加速的当下,如何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这也是中国设计艺术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徐晋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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