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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延安岁月》的启示
语音播报：
辛敏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延安岁月》，是一部珍贵的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的回忆录。它收集了64位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和学习过的美术工作者的回忆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历出发，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明快的画面，宛如当年的木刻作品，显得真挚朴素、亲切感人。”（引自该书前言）
《延安岁月》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三点：
首先，文艺工作者要有坚定正确的信仰和政治方向。当年的鲁艺美术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抗日能胜利，革命能成功，遇到困难能克服，因而满怀信心地去争取胜利”（苏光《到“大鲁艺”去》）。著名版画家力群在《鲁艺六年》中陈述了鲁艺制定的“艺术工作公约”，共有十条，其中前四条都是有关政治方向的，其内容如下：“一、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二、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三、不违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四、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正因为有上述的革命信念和政治方向，鲁艺的师生们才能在民族存亡、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积极克服重重困难，改造和创作了各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作品，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如今，文艺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坚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其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摇篮。1940年前后，古元、力群等鲁艺广大师生通过下乡、实习等多种形式，纷纷潜入生活的海洋，汲取营养，分别创作了《选民登记》《离婚诉》《烧炭组画》等一批优秀作品，不仅深受群众喜爱，而且得到了美术大师徐悲鸿的高度评价。他们在人民生活中“学习到许多知识，深感创造物质财富的艰辛；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因而，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感情起了变化”，其创作思想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质的飞跃。古元在《摇篮》末尾深情地写道：“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一段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以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是我艺术生涯中的摇篮。”如今，党和政府为艺术家深入生活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的艺术家唯有珍惜和善用这些有利条件，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养料源源不断，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来。
再次，人民是艺术的良师益友。著名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在《窑洞风情》中说：“我们作画的模特儿是工农群众，我们作品的读者是工农群众；引导我们创作思想的也仍是投身于火热斗争中的工农群众。”著名画家石鲁在《改造“西洋景”》一文中叙述了他为满足群众需要，并根据群众的喜好和要求，将旧洋片改为新洋片，“群众像看戏一样兴高采烈”，以致后来新洋片“已经成了一种崭新的而又相当普及的美术工作形式”。又如著名木刻家郭钧等人每在《桥儿沟画报》上发表作品前，都先征求老乡们的意见：第一问他们“解下解不下？”（这是陕北话“能不能看懂”的意思）；第二问他们有没有画错的地方；第三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些作品？只有这三条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们才出来贴在木牌上——《桥儿沟画报》。这张画报越办越好，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深受美术工作者和群众喜爱的宣传形式。正因如此，当年以延安鲁艺为中心的美术工作者们创作了一大批富有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形成了闻名国内外的“延安画派”。
这些生动的事实都启示我们：文艺工作者只要像古元、石鲁等鲁艺美术工作者那样，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不断深入人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在艺术上认真严肃、刻苦钻研，就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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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延安岁月》，是一部珍贵的延安时期革命美术活动的回忆录。它收集了64位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和学习过的美术工作者的回忆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历出发，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明快的画面，宛如当年的木刻作品，显得真挚朴素、亲切感人。”（引自该书前言）
《延安岁月》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三点：
首先，文艺工作者要有坚定正确的信仰和政治方向。当年的鲁艺美术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抗日能胜利，革命能成功，遇到困难能克服，因而满怀信心地去争取胜利”（苏光《到“大鲁艺”去》）。著名版画家力群在《鲁艺六年》中陈述了鲁艺制定的“艺术工作公约”，共有十条，其中前四条都是有关政治方向的，其内容如下：“一、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二、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三、不违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四、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正因为有上述的革命信念和政治方向，鲁艺的师生们才能在民族存亡、革命成败的关键时刻，积极克服重重困难，改造和创作了各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作品，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如今，文艺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只有坚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其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摇篮。1940年前后，古元、力群等鲁艺广大师生通过下乡、实习等多种形式，纷纷潜入生活的海洋，汲取营养，分别创作了《选民登记》《离婚诉》《烧炭组画》等一批优秀作品，不仅深受群众喜爱，而且得到了美术大师徐悲鸿的高度评价。他们在人民生活中“学习到许多知识，深感创造物质财富的艰辛；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因而，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感情起了变化”，其创作思想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质的飞跃。古元在《摇篮》末尾深情地写道：“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一段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我以后的艺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是我艺术生涯中的摇篮。”如今，党和政府为艺术家深入生活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的艺术家唯有珍惜和善用这些有利条件，才能使自己的创作养料源源不断，从而创作出新的作品来。
再次，人民是艺术的良师益友。著名美术理论家蔡若虹在《窑洞风情》中说：“我们作画的模特儿是工农群众，我们作品的读者是工农群众；引导我们创作思想的也仍是投身于火热斗争中的工农群众。”著名画家石鲁在《改造“西洋景”》一文中叙述了他为满足群众需要，并根据群众的喜好和要求，将旧洋片改为新洋片，“群众像看戏一样兴高采烈”，以致后来新洋片“已经成了一种崭新的而又相当普及的美术工作形式”。又如著名木刻家郭钧等人每在《桥儿沟画报》上发表作品前，都先征求老乡们的意见：第一问他们“解下解不下？”（这是陕北话“能不能看懂”的意思）；第二问他们有没有画错的地方；第三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些作品？只有这三条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们才出来贴在木牌上——《桥儿沟画报》。这张画报越办越好，成为当时有影响的深受美术工作者和群众喜爱的宣传形式。正因如此，当年以延安鲁艺为中心的美术工作者们创作了一大批富有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形成了闻名国内外的“延安画派”。
这些生动的事实都启示我们：文艺工作者只要像古元、石鲁等鲁艺美术工作者那样，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不断深入人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在艺术上认真严肃、刻苦钻研，就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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