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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小班
语音播报：
卫尚科
小班是我40年前在教育学院进修时的同桌，大名叫班义，据说是班固的第n代嫡孙，是真是假，无从考证。
小班不小，年龄长我三岁，师范上学高我一级，是我的学长。叫他小班，他老不服气，就报复性回叫我老卫。当时我们才二十来岁，感觉不大合适，他又改口叫我大卫了。
叫他小班，是有原因的。他的个子小，比我矮了一大截，跟我在一起真像个小兄弟。再者他性格活泼，像个大小孩，成天嘻嘻哈哈，嗓门高，底气足，人没到，声音就飘了过来。
小班与伯虎、养忠是师范同学，进修时又在一个班，自然走得近。我与伯虎、养忠是延长老乡，又合伙打饭吃，很快我们也熟了。
开学不久，班级调整座位，一个撵一个，我这个大个子竟与小班坐了同桌，位置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为清净，他为自由，一拍即合。
小班淘气，上课不专心听讲，也很少做笔记。无聊时，就在我笔记本的空隙，或书皮上画画。他的简笔画是有些功力的，从兔子、老鼠到奇形怪状的毛毛虫，只需几笔，就活灵活现地落在了纸上。他画了，还嬉皮笑脸地逗着让我看，惹得人只好窃窃发笑。幸亏是成人教育，老师只管自己讲，也懒得管这一类小动作。
小班人聪明，基础又好，尽管课堂上不专心，考试前拿了我的笔记，突击看一看，门门功课也就过关了。
小班家在延安，居家不住校。每天上完课，就骑着自行车回家，第二天早上又骑车赶来上课。家里清静，正好看书学习，见他记了许多小卡片，大概是教育理论、民俗文化之类的东西，我不关心，也没细问。
那时，课业负担不重，课余时间，小班常常到我们宿舍打扑克、摸花花、打杠子、划拳，玩得不亦乐乎。有时，我们一起上街看电影，从北关、南关到东关，城里几座电影院，这家不开那家开，这场看完赶那场。他父母不在时，还邀我们到他家包饺子改善生活，吃得舒服，玩得开心。
周末我回延长，常搭乘小班的自行车到东关车站。周日下午返校，若行李多，只要事先约定，小班就会把我接上送到学校。那时候，延安市内基本没有公交车，要不是小班接送，从车站到学校，我都得步行。
两年的进修学习很快结束了，我们各自返回所在区县或单位，又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
那年月，交通不便，通讯也不便，大家都忙于工作，忙于生活，除了书信来往，同学很少见面，尤其不在一个县域的，见面就更加困难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间的书信来往也少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联系过小班。延长的同学聊起小班，也都说很长时间不联系了。有了手机后，问到了小班的电话号码，打通了，他说去了深圳。开了几句玩笑，聊了一会儿家常，此后又各忙各的了。
后来得知，教了几年书之后，小班转行到了商业系统，曾参与编写过《延安商业志》。2014年，到深圳陕北商会工作，直至退休才回到西安。
前两年，我们加了微信，联系也频繁了，隔三岔五发信息致问候。有时也通话，没正经事，就山川沟洼地随便聊。小班阅历丰富，十分健谈，每引出一个话题，就能一说一大串。最长的一次，竟然聊了近两个小时，不是我说手机发烫，他还不会挂电话。聊天中，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还给我聊了正在构思的中篇小说。看来，这些年，他把心里想的和口里说的，都写进了小说。
前几天他回延安，送给我一部他写的长篇小说《悲歌1900》，洋洋洒洒45万余字，真可谓大部头了。接过沉甸甸的书，我不禁感慨：小班这下可是闹了一件大事。
小班迈入50岁门槛时，他的母亲要给儿子庆生。期间，母亲说，你是学中文的，应该写点什么，这才唤醒了他童年的梦。妻子和孩子、同学和朋友，接着又给他摆了两个场子，催生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写一部书，写一部反映陕北黄土文化的书。
翻阅资料，实地踏勘，收集素材，构思框架，一系列繁重的准备工作在艰难进行着。好在，他有童年的记忆，有几十年的积累，许多东西已成竹在胸。真正的挑战在动笔之后，在《悲歌1900》后记中，小班这样写道：“爱与恨在心头跌宕，喜和怒在脑海里徘徊。坐地铁错过了站，堂而皇之地走在深圳的南山大道上。为了书中的人物，我忘却了家人，也忘却了自己。当写完最后一句‘全书终’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小班终于翻过了一座大山，他不仅给母亲交了一份答卷，也给生生不息的黄土地献上了一曲悲歌。小班不小了，我们都60多岁了，我也该改口叫他老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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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是我40年前在教育学院进修时的同桌，大名叫班义，据说是班固的第n代嫡孙，是真是假，无从考证。
小班不小，年龄长我三岁，师范上学高我一级，是我的学长。叫他小班，他老不服气，就报复性回叫我老卫。当时我们才二十来岁，感觉不大合适，他又改口叫我大卫了。
叫他小班，是有原因的。他的个子小，比我矮了一大截，跟我在一起真像个小兄弟。再者他性格活泼，像个大小孩，成天嘻嘻哈哈，嗓门高，底气足，人没到，声音就飘了过来。
小班与伯虎、养忠是师范同学，进修时又在一个班，自然走得近。我与伯虎、养忠是延长老乡，又合伙打饭吃，很快我们也熟了。
开学不久，班级调整座位，一个撵一个，我这个大个子竟与小班坐了同桌，位置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为清净，他为自由，一拍即合。
小班淘气，上课不专心听讲，也很少做笔记。无聊时，就在我笔记本的空隙，或书皮上画画。他的简笔画是有些功力的，从兔子、老鼠到奇形怪状的毛毛虫，只需几笔，就活灵活现地落在了纸上。他画了，还嬉皮笑脸地逗着让我看，惹得人只好窃窃发笑。幸亏是成人教育，老师只管自己讲，也懒得管这一类小动作。
小班人聪明，基础又好，尽管课堂上不专心，考试前拿了我的笔记，突击看一看，门门功课也就过关了。
小班家在延安，居家不住校。每天上完课，就骑着自行车回家，第二天早上又骑车赶来上课。家里清静，正好看书学习，见他记了许多小卡片，大概是教育理论、民俗文化之类的东西，我不关心，也没细问。
那时，课业负担不重，课余时间，小班常常到我们宿舍打扑克、摸花花、打杠子、划拳，玩得不亦乐乎。有时，我们一起上街看电影，从北关、南关到东关，城里几座电影院，这家不开那家开，这场看完赶那场。他父母不在时，还邀我们到他家包饺子改善生活，吃得舒服，玩得开心。
周末我回延长，常搭乘小班的自行车到东关车站。周日下午返校，若行李多，只要事先约定，小班就会把我接上送到学校。那时候，延安市内基本没有公交车，要不是小班接送，从车站到学校，我都得步行。
两年的进修学习很快结束了，我们各自返回所在区县或单位，又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
那年月，交通不便，通讯也不便，大家都忙于工作，忙于生活，除了书信来往，同学很少见面，尤其不在一个县域的，见面就更加困难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间的书信来往也少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联系过小班。延长的同学聊起小班，也都说很长时间不联系了。有了手机后，问到了小班的电话号码，打通了，他说去了深圳。开了几句玩笑，聊了一会儿家常，此后又各忙各的了。
后来得知，教了几年书之后，小班转行到了商业系统，曾参与编写过《延安商业志》。2014年，到深圳陕北商会工作，直至退休才回到西安。
前两年，我们加了微信，联系也频繁了，隔三岔五发信息致问候。有时也通话，没正经事，就山川沟洼地随便聊。小班阅历丰富，十分健谈，每引出一个话题，就能一说一大串。最长的一次，竟然聊了近两个小时，不是我说手机发烫，他还不会挂电话。聊天中，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还给我聊了正在构思的中篇小说。看来，这些年，他把心里想的和口里说的，都写进了小说。
前几天他回延安，送给我一部他写的长篇小说《悲歌1900》，洋洋洒洒45万余字，真可谓大部头了。接过沉甸甸的书，我不禁感慨：小班这下可是闹了一件大事。
小班迈入50岁门槛时，他的母亲要给儿子庆生。期间，母亲说，你是学中文的，应该写点什么，这才唤醒了他童年的梦。妻子和孩子、同学和朋友，接着又给他摆了两个场子，催生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写一部书，写一部反映陕北黄土文化的书。
翻阅资料，实地踏勘，收集素材，构思框架，一系列繁重的准备工作在艰难进行着。好在，他有童年的记忆，有几十年的积累，许多东西已成竹在胸。真正的挑战在动笔之后，在《悲歌1900》后记中，小班这样写道：“爱与恨在心头跌宕，喜和怒在脑海里徘徊。坐地铁错过了站，堂而皇之地走在深圳的南山大道上。为了书中的人物，我忘却了家人，也忘却了自己。当写完最后一句‘全书终’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小班终于翻过了一座大山，他不仅给母亲交了一份答卷，也给生生不息的黄土地献上了一曲悲歌。小班不小了，我们都60多岁了，我也该改口叫他老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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