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三线建设的岁月

朱耀军

1971年3月11日凌晨5时，17岁的我随同600余名热血青年团员登上了12辆大卡车，在震天的锣鼓声中，在鲜花的海洋中，在县城大街小巷挤满欢送的人流中，我们随同咸阳市的20000余名青年学兵，奔向三线建设的征程。

经过七八天汽车、火车的颠簸，最后到达了目的地——安康平利县八里关。面对连环套般没有穷尽的群山，面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出门要上坡，上坡要拽绳，不拽不得行”的恶劣环境，我们全都傻了眼。

我们的任务是伐木，每人每天两个馒头、一把斧，到海拔2000多米高的大巴山上去砍树，再将砍倒的树木从一个大石峡中往下滑。山坡上分别站着三道岗，他们手拿小红旗、吹哨子上下联络，然后将圆木头惊天动地地放下山去，再抬到公路边等候汽车运走。

有一次，从山上往下放一棵大树圆木头，石峡太陡，木头风驰电掣般直冲而下，下边的战友躲闪不及，这块木头以极大的惯性冲起一块石头，不偏不倚砸在了战友康义生的腿上，人即刻昏迷。恰在此时，山上的王维生也被木头撞在肚子上，生命垂危。我们望着血淋淋的战友，一边哭一边绑担架，然后一路小跑着翻越了50多公里的盘山石子路，将他们送到平利县一个临时的部队医院中。等安排好战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鞋底已经磨透了，双脚鲜血淋漓，此时才觉得钻心的刺痛。由于伤员失血太多，需要大量血液，但医院无血源，我们送伤员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血型吻合，远远不够。跑回连部动员，战友们一听需要血液救命，全连200多人争着献血。经过卫生员简单检查后，最后挑选了50个人。没有被挑上的气得号啕大哭，那种坦诚无私的战友情谊，那种感人至深的激动场面，至今仍然萦绕在我的脑际。

当时有人戏称我们是“3845部队”，即每人每月38元工资，45斤粮（其中还有15斤红薯干，粮食只有30斤）。这样的月定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肠胃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到20公里外的地方去扛木头，每人每天不少于80斤。我们各扛着一大截木头，翻山越岭、上山下坡，累得精疲力竭。下坡时干脆用麻绳牵上往下滑，上坡了再扛起来，因为饥饿，觉得肩上的木头越来越重，腿打战，浑身直冒虚汗，真是举步维艰。

1972年2月，我们5850部队23连（咸阳团）又移师到了汉江河畔的旬阳县兰滩。我们四个连属于后勤营，工作是伐木、装水泥、搞运输等等。18岁的我照样可以在汉江河中的运输船上，扛上一袋50公斤的水泥，从晃晃悠悠的跳板上走下来，又扛到对面的山上去。那时，我们常常竞赛看谁跑得快、扛得多，有劲的一次可以扛两袋水泥。

女子连的巾帼们与我们同龄，但她们毫不示弱，一盘50公斤重的钢丝，她们照样可以背得起。三排排长贾惠芳还能双肩跨两盘，跑得飞快，成为人人羡慕的劳动英雄。这些弱不禁风的女孩子能达到这一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

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时，驻地不远处放炮。我当时任连部通信员，赶紧吹哨子让大家撤离，我还没来得及撤，炮就响了。望着漫天烟尘和飞舞的石块，我急忙跑进宿舍，钻在床底，结果一块大石头砸穿屋顶（其实是用油毛毡和席子围起来的简易房子），并砸坏了我的床板，又将地面砸了个坑。站在远处看得真切的战友们都以为我完了，当我满脸血迹地走出那房子时，大家悬着的心才落了地。我们互相拥抱，欢呼雀跃。站在一旁的老营长翟继科流着泪把我紧紧抱在怀中，我立即感到父亲般的慈爱和温暖，一股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他用那双结满硬茧的大手擦着我脸上的血，只见他嘴唇动了动，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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