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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97期:第04版 视野

对当前国学热的冷思考

“国学”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本义是指周代中央在王城设立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但那时讲的所谓“国学”,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的意思。现在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20世纪初期。1902年,黄遵宪在与梁启超的通信中,提到梁创办《国学报》的设想,黄遵宪认为在时间上梁启超的想法未必合适。这说明至少在1902年,“国学”这个词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1905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人创办《国粹学报》。邓实先生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困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也可以说是“民族国家之学”(《国粹学报·国学讲习记》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有学者认为“国学”一词源自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期,日本思想界一部分人,如荷田春满等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和“船坚利炮”的挟迫下,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一步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处于劣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

章太炎指出,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总称,它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章太炎的国学观很快被人们接受,成为20世纪知识界对国学的基本看法。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国两所地位最高的现代大学,分别成立了国学专门研究机构,其影响不言自明。北大国学门聚集了一批学者,其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不少,负责人是吴承仕,也招收了学生。出版的刊物叫《国学季刊》,胡适写的发刊词。北大国学门存在了四年时问,1927年停办。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影响比北大国学门还大。后来许多最著名的文史学者,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谢国桢、刘盼遂等,都是清华国学院毕业。清华国学院也存在了四年时间,1929年停办。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原因在于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国学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名词,学术大家们有的有所保留,连写《国学概论》的钱穆先生也说:“国学这个词前无承继,将来恐怕不容易成立”。马一浮先生也说过“国学”这个词不够恰当。张岱年先生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总而言之,国学是指一国固有之学问也。

朱熹曾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意思是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的文化与学术。被誉为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楷定“国学是六艺之学”。“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马一浮先生在说明“国学是六艺之学”时,依次谈了四点:六艺统诸子,六艺统四邵,六艺统摄于一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生前高瞻远瞩的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这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依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即中华民国之学皆可称为“国学”。

近年来于丹、乾泉等人提出“新国学”概念。新国学即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西方精髓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形成的新学术体系。新国学,以儒家主体文化和社会为基,撇开传统国学上多样化所存在的糟粕,重新提出国学概念。打破传统国学自我垄断和封闭,汲取西方马克思列宁精主义髓,代表着走向世界,属于全新的中国学术概念。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掀起。近年来国学更是炙手可热。“国学热”的兴起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因素是国人信仰缺失下的精神需要,客观因素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具体讲有以下四点原因:首先是党和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据了解,截至2015年5月末,国家以及教育部的传统文化相关课题组已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人教育(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海外汉文化教育近700册传统文化标准化教材研发工作。2017年开始,教育部已经在高校本科专业增设“国学专业”,目前东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招收“国学专业”学生。其次是学界的研究推动,再次是来自民问的积极配合;最后还有媒体的推波助澜。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曾说,我个人并不赞成“国学”太热,在我看来,“国学”是一个领域的学问,它应该是学者长期致力培养研究的事情。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好现象。

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指出:“启蒙运动百年以来,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是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周有光先生生前提出: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2009年104岁时,周有光先生曾撰文指出:“复兴华夏文化,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文化代替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根据现代需要,用科学方法,学习和实践古人的有益教诲。在复兴华夏文化的同时,向国际现代文化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这就是当前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新时代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应警惕历史复古主义。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绝不是开历史倒车,也不是为了“整理国故”“发幽古之思情”,更不是“装神弄鬼”。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键是通过国学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使之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风采,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去。

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在谈到目前的国学热与传统文化时,提出两条重要原则:“传统不能割断,世界不能脱离”。对历史的反思,对传统的承继,目的是要整合自己的资源,为现代化建设所用。要避免“为了传统而忘记今天、为了中国而忘记世界”这种不恰当的思维方式。

钱钟书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追求“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人类在文化方面、文明方面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在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面前,比如生存的渴望、对灾难的应对等人性的追求方面,人类的共同之处是非常之多的,这不是以国家、民族作为分界的。

国学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用以安身立命之所在。人们之所以热爱和亲近国学,原因就在于它能解决人们精神、心灵以及思想层面的种种问题,给予我们人生以营养、力量和智慧。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新时代下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个时代性命题。□史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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