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工厂文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两天之后的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作家孙犁担任这一时期《天津日报》副刊及文艺周刊的编辑。天津是华北工业重地，工厂众多，工人数量庞大，工厂文艺、工人文学自解放之初便成为天津重要的文艺现象。其中，孙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作为党报编辑，对工厂文艺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宣传、组织、引导、甄别等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作家，他深入生活，亲自下工厂，创作了许多工厂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工人作者、工人作家起到了引领性、示范性作用。

作为从解放区进城的作家，孙犁此前早已成名并且形成了自己诗化叙述的个人风格，但《天津日报》编辑的工作无疑使他与党的文艺规范之间的距离更为紧密。

天津解放之后，孙犁与时俱进，《天津日报》创刊的第二天便在副刊上发表了极具导向意义的文章《谈工厂文艺》。文章颇具全局视野和历史高度：“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文章以街头诗、顺口溜为例谈其过去在农村、在战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以后在城市、在工厂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强调应注重发挥其战斗性和现实功用。其中所体现的文艺理念，不但贯穿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中。

作为编辑，孙犁高度重视、积极培养基层作者，阿凤、大吕、董迺相、滕洪涛、万国儒、张知行等工人作者的作品陆续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发表，一批有特色的工人作家迅速成长起来。《天津日报》副刊多次召开文艺座谈会、工人作者座谈会等，倡导工厂文艺，扶持、引导工人作者创作。

孙犁不但作为编辑组织、筛选文艺作品在《天津日报》发表，而且勤于笔耕、自己动手，率先垂范写下了许多新文艺作品。他在天津解放不久就写出《新生的天津》：“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传达出时代声音和时代精神。此后不久，他又写了《人民的狂欢》，其中写道：“天津的工人同志多少年来在心里向往着红色的旗帜。今天他们从心里把红旗扯出来，招展在他们的厂里。”这样的积极、乐观、激情澎湃的情绪实际上也是这一时期孙犁从事编辑工作以及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

这一时期孙犁的文章更加“接地气”，他向生活要素材、去工厂汲取灵感，自觉地、近距离地体察工人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他在《略谈下厂》中说：“我们对工人的历史、对工厂的传统知道得太少，对工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也知道得太少。这些生活知识，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积累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关于工人的有深刻意义的作品。”而他自己确实也是这样实践的。1950年夏，孙犁“下厂”数月，写出了十余篇作品，陆续发表于该年7月至11月的《天津日报》。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孙犁深入工厂的认真态度。

孙犁是天津解放以后较早用文学之笔抒写、记录“新天津”的作家，他充满热情地描绘着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新风尚、新气象。他的这些作品是深入生活、走进工厂所见所闻的真切写照，正如孙犁本人在此后结集出版《津门小集》时所说：“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贡献给读者。”这些短文仿佛是“人物绘画”，在劳动中刻画劳动者，有真实的背景和真诚的情绪，体现了天津解放后人民热火朝天的干劲，饱含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憧憬。

“工厂文艺”是天津解放初期的一项重要文艺活动，它表征着文艺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新的文艺规范建立、推广的过程。孙犁在其中的作用颇具典型性，以《天津日报》为平台，他的编辑工作和文学创作工作得到有效展开和展示，他的这些文学活动既有时代性，是时代大潮的一朵浪花，而又有一定的个体性，他在努力以文学的方式发出声音，尊重艺术规律，注重现实功用，为新的时代和社会“鼓与呼”，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情绪和“青春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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