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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三沈与北大不了情缘
语音播报：
“五四”时期，三沈等人在苦雨斋合影
（前左起：沈士元、刘半农、马尤鱼、徐祖正、钱玄同后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沈尹默
沈兼士
在安康，沈家是个大姓。尽管有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文学大师等诸多称号的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三兄弟生前一直以“浙江吴兴”人自称，但安康的沈家还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汉阴本地人。毕竟，如果连沈氏三兄弟算起，他们一家有三代人在汉阴生活过。因着这个误解，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在民国时期立业于北京大学，为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三沈兄弟一直被认为是浙江吴兴人，而“三沈”昆仲同在汉阴出生长大，并且其祖孙三代人在陕西生活了40年的重要史实却鲜为人知，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掩没。
如果说，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汉阴是“三沈”昆仲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乡，那么，北大就不能不说是“三沈”展示其才华、成就其学术的事业之乡。
自1913年起，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先生先后来到北大。士远先生曾任北大预科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尹默先生曾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兼士先生曾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当时的北大，高擎民主、科学大旗，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三位先生在北大著书立说、诲人不倦，“三沈”美誉由此流传。“三沈”因北大而成名，北大因“三沈”而增辉。
结缘北大
“三沈”是怎么与北大结缘的呢？沈尹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有生动的描述。“大约在1912年春节，许炳坤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何、胡都是许炳坤的朋友。那天闲谈时，许炳坤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坤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坤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去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坤也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1913年前后，沈士远、沈兼士也相继来到北大。
参与改革
新北大的诞生，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开始。“三沈”昆仲到北大任教，时间则还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前。连后来陈独秀之所以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也是由于沈尹默的引荐。有一天，沈尹默去看蔡元培。他对蔡元培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尚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时政府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1917年初，蔡元培一继任北大校长，便着手重新组织北大评议会，使之成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同年11月，通过正式程序改选的北大评议会组成，成员共十九人，沈尹默第一次进入评议会，成为北大最高立法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三人同时进入了评议会。“三沈”特别是沈尹默直接参与了北大各项政策的制定，推动着民主思想在北京大学的不断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因抗议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而辞职离校，学校政务暂由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5月13日晚，北大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召开联席会议，经与会者一致赞成，由文本科教授胡适、文预科教授沈尹默等六人共同组织委员会，与温宗禹代行校务。在北京大学面临危难的时候，以沈尹默等人为代表的评议会中坚力量，坚决贯彻蔡元培的办学方针，积极维护了学校的稳定。
彰显品格
那个风雨交加、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三沈”没有躲进北大图书馆里一心钻研学术，而是勇敢地肩负起时代交给的重任，在北大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爱国情怀。“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并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沈士远曾任书记，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爱国运动。
1921年春夏，北京又爆发了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索薪斗争。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在经过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不得结果的情况下，6月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遭到军警的殴打，沈士远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危在旦夕。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八校长达4个多月的索薪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所谓“中亚探险（远征）队”，欲前往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沈兼士得悉后，为防其肆意掠取我国历史文物，便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名义召集北京各学术团体讨论此事，旋即致函外交部呼吁停发他们的护照，又致函沿途各省阻止调查进行，迫使斯文赫定亲自到北京大学拜访沈兼士，答应以不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文物在中国保存等为前提，组织中瑞联合考察团前往考察。此事对我国考古学发展和保护西部文物影响深远。□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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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三沈等人在苦雨斋合影
（前左起：沈士元、刘半农、马尤鱼、徐祖正、钱玄同后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沈尹默
沈兼士
在安康，沈家是个大姓。尽管有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中国文学大师等诸多称号的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三兄弟生前一直以“浙江吴兴”人自称，但安康的沈家还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汉阴本地人。毕竟，如果连沈氏三兄弟算起，他们一家有三代人在汉阴生活过。因着这个误解，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在民国时期立业于北京大学，为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三沈兄弟一直被认为是浙江吴兴人，而“三沈”昆仲同在汉阴出生长大，并且其祖孙三代人在陕西生活了40年的重要史实却鲜为人知，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掩没。
如果说，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汉阴是“三沈”昆仲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乡，那么，北大就不能不说是“三沈”展示其才华、成就其学术的事业之乡。
自1913年起，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先生先后来到北大。士远先生曾任北大预科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尹默先生曾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兼士先生曾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当时的北大，高擎民主、科学大旗，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三位先生在北大著书立说、诲人不倦，“三沈”美誉由此流传。“三沈”因北大而成名，北大因“三沈”而增辉。
结缘北大
“三沈”是怎么与北大结缘的呢？沈尹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有生动的描述。“大约在1912年春节，许炳坤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何、胡都是许炳坤的朋友。那天闲谈时，许炳坤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坤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坤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去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坤也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1913年前后，沈士远、沈兼士也相继来到北大。
参与改革
新北大的诞生，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开始。“三沈”昆仲到北大任教，时间则还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前。连后来陈独秀之所以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也是由于沈尹默的引荐。有一天，沈尹默去看蔡元培。他对蔡元培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尚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时政府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1917年初，蔡元培一继任北大校长，便着手重新组织北大评议会，使之成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同年11月，通过正式程序改选的北大评议会组成，成员共十九人，沈尹默第一次进入评议会，成为北大最高立法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三人同时进入了评议会。“三沈”特别是沈尹默直接参与了北大各项政策的制定，推动着民主思想在北京大学的不断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因抗议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而辞职离校，学校政务暂由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5月13日晚，北大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召开联席会议，经与会者一致赞成，由文本科教授胡适、文预科教授沈尹默等六人共同组织委员会，与温宗禹代行校务。在北京大学面临危难的时候，以沈尹默等人为代表的评议会中坚力量，坚决贯彻蔡元培的办学方针，积极维护了学校的稳定。
彰显品格
那个风雨交加、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三沈”没有躲进北大图书馆里一心钻研学术，而是勇敢地肩负起时代交给的重任，在北大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爱国情怀。“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并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沈士远曾任书记，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爱国运动。
1921年春夏，北京又爆发了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索薪斗争。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在经过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不得结果的情况下，6月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遭到军警的殴打，沈士远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危在旦夕。后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八校长达4个多月的索薪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所谓“中亚探险（远征）队”，欲前往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沈兼士得悉后，为防其肆意掠取我国历史文物，便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名义召集北京各学术团体讨论此事，旋即致函外交部呼吁停发他们的护照，又致函沿途各省阻止调查进行，迫使斯文赫定亲自到北京大学拜访沈兼士，答应以不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文物在中国保存等为前提，组织中瑞联合考察团前往考察。此事对我国考古学发展和保护西部文物影响深远。□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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