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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知识与记忆
语音播报：
2019年底，中国在迎接春节的同时也遭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突袭，2020年1月30日，WHO宣布新冠状病毒的袭击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事件已经从地方性事件演变为全球性事件。根据2月20日的数据统计，全球累计确证75753例，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都出现了确证病例。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上如何对抗灾难，很多学者回顾了病毒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学和艺术文本。历史文本作品很好地记录和总结了过去对灾难演变、治理机制和复杂人性；而文学与艺术文本则通过小说、影视呈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来临的恐慌变化。但是，各类文本终归还是充满了虚拟和想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突出了灾难和人类面临的恐慌，最后通过英雄出场拯救了世界。今天读这些文本远不同于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它的感受。如今现实让我们变成了文本中的主角。我们在疫情之中，阅读着表达灾难的文本。
面对病毒侵袭，人类的情感会经历多次变化：漠视、如临大敌、恐慌、抗争、希望。2019年12月中旬，发生在武汉的零星病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很快，由于疫情变化太快，中国发布抗疫指令，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将病毒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毕竟，这是关乎到生命的关键。保卫人类生命、保护人类自身是生命伦理的首要原则。在病毒的迅猛来袭和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情况下，个体的恐慌不可避免地发生……我们已经从抢购口罩、双黄连中看到这种迹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专业一线医疗人员冲在了第一线。无论如何，人们都希望以及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场战争没有一个最后的赢家。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此消彼长。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的发怒对于人类而言都是特定意义上的灾难，但又会留给我们特定的东西。正如《鼠疫》作者加缪提到的，知识、记忆是则我们灾难留给人们的两样重要东西。
从知识角度看，我们需要最快地获取到确定的知识，以便为人类抗争提供必要的知识。我们能够通过认识病毒而获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疾病防治等科学知识。此外，还有各类与重大疫情与公共危机的认知、应对以及治理机制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这场抗争新冠状病毒的斗争中，科研人员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数据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根据Nature的一个统计数据，截至到2019年1月30日至少54篇关于新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发表，这些论文大多数涉及病毒的病原体及传播机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现象，比如论文发表与疫情控制之间的矛盾。论文数据共享与使用的争议来自有问题的数据观，有两种固有的数据观需要反思。第一种是数据只是无意义的、素材。但是，数据本与生命意义相关，是生命及其意义的外化物。数据使用前需要遵循必要的伦理原则事实上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第二种是数据是资源。在这种数据观的引导下，出现上述争议就变得可以解释了。然而，数据不仅是当下的资源，更是留存和重构过去的数据记忆，合伦理地使用这些代表生命个体的数据就变得紧迫起来。
另外，灾难也提出了很多与记忆有关的问题。首先从记忆类型角度看，两种记忆形式会被强化。首先是灾难记忆。灾难中，个体与国家都面对不同形式的冲击。对于个体而言，自身遭受到的痛苦以及感受到周围情况导致的心理创伤会演变为创伤记忆；对于国家来说，当灾难过去，整个事件以灾难记忆的形式演变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与其他灾难记忆融合在一起内化为国家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其次从记忆数据化角度看，记忆以数字、数据的方式永远存在于虚拟空间。通过自媒体、网络我们看到各类数据信息飞速流动，超过10万+的帖子层出不穷。各种数据文本都是某种民间情绪的数字表达。这些文本滞留在网上，被存储在云端，可能今后难以找寻，却可以在理论上永远存在。这让不同的主体会陷入到希望遗忘与被永远记住的矛盾中。再者从记忆效果看，记忆强化会成为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一般记忆理论，伴有强烈情感的事件会记得更牢。灾难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形式，灾难产生的各类情绪会强化记忆本身。灾难引发了明显的个体恐慌，其结果是让灾难记忆变得更加牢固，甚至某些伤害细节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稳定。这种伴随恐慌情绪的记忆行为需要成为日后抚平的关键。最后，从记忆伦理角度看，需要我们思考什么会被记住和遗忘。灾难过后，我们该记住什么？不能遗忘什么？将什么样的事件、将什么样的人物作为未来记忆的对象呈现出来，这将成为记忆伦理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些逝去的个体生命、那些奋战的身影应该被记住。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则应该以反思对象的形式成为理性批判的对象。
不过，上述通过灾难获得的两样东西可能在哲学家的理性面前显得有些脆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指出，人类从历史和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学到什么。但是，换个角度看或许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他的观念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人们学到的绝非过去事物的复制性知识，而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生命的知识和记忆。就知识内容而言，我们获得的知识需要加以区分。那种针对病毒进行的研究而得的经验知识，应该使得我们有效地对抗疾病，而并非成为某种炫耀的产物，从美好愿望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希望这种知识再次被启用；那种基于病毒防范和治理而得的实践知识形成的制度建设、直报系统在面对新危机时可以做到迁移性应用。就知识生产而言，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面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伦理争议使得知识伦理可能会成为新的问题。另外就记忆而言，我们会遭遇必然的遗忘。集体记忆的消退是必然的却常常被忽略。当我们遭遇到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这种记忆伤痕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而逐渐消失。克里斯汀·卡恩迪亚（Cristian Candia）已经从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角度揭示了集体记忆衰退的机制（《集体记忆和注意力的普遍衰退》，2018）。从记住什么的角度而言，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经验性的记忆内容总会被新的记忆内容干扰、取代，旧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远去。但是，这又构成了我们自身我们面对过去的不同方式，忠实、改变、对抗、逃避和直面成为众多可选择的、面对过去的方式。
除了上述知识和记忆，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快速生活的问题和生命自身的意义。此次病毒疫情让我们能够反思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从目前数据看，特大城市成为疫情增长最快的地方。应该说，这也是现代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风险后果。在人员、信息、技术高度集中且飞速流动的城市，病毒也是如此快速地传播。此外，我们通过灾难获得了重新反思生命自身意义的契机。当下由于疫情而产生的隔离是一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状态。这种人为的隔离根本上是为了对抗疫情，让疫情传染风险降至最小。刚开始很多人对隔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隔离能够让我们原有生活节奏加上休止符，获得一个时间和空间来认识生命构成，重新认识到与家人、他者相处的意义。正如《鼠疫》里面描写的，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他们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借助这一中断，我们获得的是重新领悟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杨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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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中国在迎接春节的同时也遭受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突袭，2020年1月30日，WHO宣布新冠状病毒的袭击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事件已经从地方性事件演变为全球性事件。根据2月20日的数据统计，全球累计确证75753例，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都出现了确证病例。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上如何对抗灾难，很多学者回顾了病毒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学和艺术文本。历史文本作品很好地记录和总结了过去对灾难演变、治理机制和复杂人性；而文学与艺术文本则通过小说、影视呈现了人类面对灾难来临的恐慌变化。但是，各类文本终归还是充满了虚拟和想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突出了灾难和人类面临的恐慌，最后通过英雄出场拯救了世界。今天读这些文本远不同于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读它的感受。如今现实让我们变成了文本中的主角。我们在疫情之中，阅读着表达灾难的文本。
面对病毒侵袭，人类的情感会经历多次变化：漠视、如临大敌、恐慌、抗争、希望。2019年12月中旬，发生在武汉的零星病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很快，由于疫情变化太快，中国发布抗疫指令，全国上下行动起来，将病毒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毕竟，这是关乎到生命的关键。保卫人类生命、保护人类自身是生命伦理的首要原则。在病毒的迅猛来袭和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情况下，个体的恐慌不可避免地发生……我们已经从抢购口罩、双黄连中看到这种迹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专业一线医疗人员冲在了第一线。无论如何，人们都希望以及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场战争没有一个最后的赢家。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此消彼长。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的发怒对于人类而言都是特定意义上的灾难，但又会留给我们特定的东西。正如《鼠疫》作者加缪提到的，知识、记忆是则我们灾难留给人们的两样重要东西。
从知识角度看，我们需要最快地获取到确定的知识，以便为人类抗争提供必要的知识。我们能够通过认识病毒而获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疾病防治等科学知识。此外，还有各类与重大疫情与公共危机的认知、应对以及治理机制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会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这场抗争新冠状病毒的斗争中，科研人员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数据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根据Nature的一个统计数据，截至到2019年1月30日至少54篇关于新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发表，这些论文大多数涉及病毒的病原体及传播机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现象，比如论文发表与疫情控制之间的矛盾。论文数据共享与使用的争议来自有问题的数据观，有两种固有的数据观需要反思。第一种是数据只是无意义的、素材。但是，数据本与生命意义相关，是生命及其意义的外化物。数据使用前需要遵循必要的伦理原则事实上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第二种是数据是资源。在这种数据观的引导下，出现上述争议就变得可以解释了。然而，数据不仅是当下的资源，更是留存和重构过去的数据记忆，合伦理地使用这些代表生命个体的数据就变得紧迫起来。
另外，灾难也提出了很多与记忆有关的问题。首先从记忆类型角度看，两种记忆形式会被强化。首先是灾难记忆。灾难中，个体与国家都面对不同形式的冲击。对于个体而言，自身遭受到的痛苦以及感受到周围情况导致的心理创伤会演变为创伤记忆；对于国家来说，当灾难过去，整个事件以灾难记忆的形式演变为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与其他灾难记忆融合在一起内化为国家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其次从记忆数据化角度看，记忆以数字、数据的方式永远存在于虚拟空间。通过自媒体、网络我们看到各类数据信息飞速流动，超过10万+的帖子层出不穷。各种数据文本都是某种民间情绪的数字表达。这些文本滞留在网上，被存储在云端，可能今后难以找寻，却可以在理论上永远存在。这让不同的主体会陷入到希望遗忘与被永远记住的矛盾中。再者从记忆效果看，记忆强化会成为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一般记忆理论，伴有强烈情感的事件会记得更牢。灾难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形式，灾难产生的各类情绪会强化记忆本身。灾难引发了明显的个体恐慌，其结果是让灾难记忆变得更加牢固，甚至某些伤害细节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稳定。这种伴随恐慌情绪的记忆行为需要成为日后抚平的关键。最后，从记忆伦理角度看，需要我们思考什么会被记住和遗忘。灾难过后，我们该记住什么？不能遗忘什么？将什么样的事件、将什么样的人物作为未来记忆的对象呈现出来，这将成为记忆伦理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些逝去的个体生命、那些奋战的身影应该被记住。那些不应该被遗忘的，则应该以反思对象的形式成为理性批判的对象。
不过，上述通过灾难获得的两样东西可能在哲学家的理性面前显得有些脆弱。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指出，人类从历史和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学到什么。但是，换个角度看或许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对他的观念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人们学到的绝非过去事物的复制性知识，而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生命的知识和记忆。就知识内容而言，我们获得的知识需要加以区分。那种针对病毒进行的研究而得的经验知识，应该使得我们有效地对抗疾病，而并非成为某种炫耀的产物，从美好愿望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希望这种知识再次被启用；那种基于病毒防范和治理而得的实践知识形成的制度建设、直报系统在面对新危机时可以做到迁移性应用。就知识生产而言，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面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伦理争议使得知识伦理可能会成为新的问题。另外就记忆而言，我们会遭遇必然的遗忘。集体记忆的消退是必然的却常常被忽略。当我们遭遇到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这种记忆伤痕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而逐渐消失。克里斯汀·卡恩迪亚（Cristian Candia）已经从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角度揭示了集体记忆衰退的机制（《集体记忆和注意力的普遍衰退》，2018）。从记住什么的角度而言，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经验性的记忆内容总会被新的记忆内容干扰、取代，旧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远去。但是，这又构成了我们自身我们面对过去的不同方式，忠实、改变、对抗、逃避和直面成为众多可选择的、面对过去的方式。
除了上述知识和记忆，我们还可以重新反思快速生活的问题和生命自身的意义。此次病毒疫情让我们能够反思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从目前数据看，特大城市成为疫情增长最快的地方。应该说，这也是现代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风险后果。在人员、信息、技术高度集中且飞速流动的城市，病毒也是如此快速地传播。此外，我们通过灾难获得了重新反思生命自身意义的契机。当下由于疫情而产生的隔离是一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状态。这种人为的隔离根本上是为了对抗疫情，让疫情传染风险降至最小。刚开始很多人对隔离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定意义上，隔离能够让我们原有生活节奏加上休止符，获得一个时间和空间来认识生命构成，重新认识到与家人、他者相处的意义。正如《鼠疫》里面描写的，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他们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借助这一中断，我们获得的是重新领悟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杨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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