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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王阳明的文坛公案
语音播报：
王阳明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留下了许多浪花晶莹的文坛公案。众多公案无论因作品争鸣、名家异议或人事纷争，都有公论，留下美谈。然而，涉及王阳明的“金山对诗”公案，虽流传久远，却无人论定，以至如今仍悬而未决。
今日细读《王阳明全集》《读懂王阳明》《王阳明年谱》等书，经过认真比对、甄别，从分散各处的支言片语中理出其叙而不议、述而不评的两大理由：
其一，记录者无权发声与判断。王阳明在“金山对诗”活动中的诗作，既未由在场人士及活动组织者收集、整理、留存、刻印、发行，也没被自己留于文稿，只是口碑。起初由其本人和其爷爷王天叙等当事人传为趣谈，后于民间传为美谈，如此这般，逐步传为只有人议及、而无人评定的文坛公案。他在世时或去世后，为他整理《传习录》及杂著者，均为他的门生，作为后学，对师长的作品、事项便只宜记、不宜议，更不宜评说与论争了。
其二，事主的心学盛名掩盖了文名。王阳明虽诗文有名，但中年之后靠其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名振华夏。后世尊其宗师，盛名广传至今，已历五百余年，学说播及世界多国。作为圣人的王阳明身世，实在是哲学压了文学。于是，多个版本的《阳明全集》，只有其学成为官后的哲学著述及有原始刻本可供收录无异的诗文杂著，而无“金山对诗”作品。《王阳明传》等后世记著，对此事大多无记，凡记录者也只是三言两语式的提及。略为详者，只是其门生、爱徒钱德洪编著的《王阳明年谱》。他对多数年份只记一两事，多数事项只记一两句，但对此事倾心，不仅记叙了事件过程，而且录入了诗作。原文如下：
“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历史长河所留如此这般的文史记录，明显告诉我们：史上公推的王阳明著述，既偏哲学轻文学，又因不便担责而重视王阳明的亲笔原著、忽视其口传文学作品。故而，“金山对诗”作品未入其文集，记载只略见于他人著述。因此，“龙场悟道”及“四句教喻”等哲学论题被人追捧五百年、研学五百年、争论五百年、传扬五百年，而所谓“金山对诗”公案却少有人论、鲜为人知。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的话，我们对“金山对诗”这一文坛公案，便只能给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与思想巨匠、心学宗师王阳明永远相伴的一则哲坛花絮、文坛佳话，而无所谓“文坛公案”。
那么，“金山对诗”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学活动呢？
当我们穿透王阳明成年、成才、成官、成名、成家及成为大儒的心学宗师光环，阅过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的众多著述与记录，通过研析《阅读王阳明》等传记，对照《王阳明年谱》等史记，便能回到其单纯的童年，便可用看待一个纯贞童子的正常目光来看此事。于是，此事便显得相当正常。
现在，让我们用白话文，来简述式还原“金山对诗”场景：
时在1842年，王阳明年方11岁，被爷爷王天叙（号竹轩）领着，离开家乡余姚，赶赴京城，去与头年因考进士、中状元而进京为官的父亲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又称龙山公）同住。此去重要目的，一为王华接王天叙京城养老，二为王天叙携爱孙投学，他想借此机会为王阳明改善学习条件，以优异成绩考取功名。行至镇江府，当地文友招待王天叙，邀于扬江边的金山寺景区游玩、聚餐。酒足饭饱，余兴未尽，有人提议对诗作乐，且以名景金山为题。文友相对，谁也不甘落伍，自是要精推细敲一番。然而，大人还在苦思冥想，小孩却已出口成章。见王阳明摇头晃脑地对景吟诗，众人惊而议、议而笑、笑而问：此诗是爷作孙吟，还是爷孙提前做好而让孙儿现场背诵的呢？无论咋问，对自己、对孙儿都是不公的。因此，王天叙提议另题再对。有人指着侧面的另一景观，给出了“蔽月山房”的题名。众人叫好，开始了搜肠刮肚的又一轮斗诗。然而，这一战局，又让王阳明抢先制胜。当一伙镇江名人还在对景研析，王阳明只是看一眼静悄悄的景物，扫一圈乱纷纷的人物，便移步成诗。当他以其清脆的童音优雅吟出，众人只好点头，无言争议。于是，一场带着酒气与才气的文人游戏，就这样因这位童子的一诗定音而草草收场。
此事虽当下无争无议，也无胜负定论。但事后在其爷爷等人的宣传之下迅即传扬，且从镇江、余姚广及各地，以至王阳明人未进京，其“神童”与“诗童”等美名已传至京都，从而给中国文坛留下一则诗话趣事，给中国民间留下一则“文坛公案”。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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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留下了许多浪花晶莹的文坛公案。众多公案无论因作品争鸣、名家异议或人事纷争，都有公论，留下美谈。然而，涉及王阳明的“金山对诗”公案，虽流传久远，却无人论定，以至如今仍悬而未决。
今日细读《王阳明全集》《读懂王阳明》《王阳明年谱》等书，经过认真比对、甄别，从分散各处的支言片语中理出其叙而不议、述而不评的两大理由：
其一，记录者无权发声与判断。王阳明在“金山对诗”活动中的诗作，既未由在场人士及活动组织者收集、整理、留存、刻印、发行，也没被自己留于文稿，只是口碑。起初由其本人和其爷爷王天叙等当事人传为趣谈，后于民间传为美谈，如此这般，逐步传为只有人议及、而无人评定的文坛公案。他在世时或去世后，为他整理《传习录》及杂著者，均为他的门生，作为后学，对师长的作品、事项便只宜记、不宜议，更不宜评说与论争了。
其二，事主的心学盛名掩盖了文名。王阳明虽诗文有名，但中年之后靠其影响深远的“阳明心学”名振华夏。后世尊其宗师，盛名广传至今，已历五百余年，学说播及世界多国。作为圣人的王阳明身世，实在是哲学压了文学。于是，多个版本的《阳明全集》，只有其学成为官后的哲学著述及有原始刻本可供收录无异的诗文杂著，而无“金山对诗”作品。《王阳明传》等后世记著，对此事大多无记，凡记录者也只是三言两语式的提及。略为详者，只是其门生、爱徒钱德洪编著的《王阳明年谱》。他对多数年份只记一两事，多数事项只记一两句，但对此事倾心，不仅记叙了事件过程，而且录入了诗作。原文如下：
“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纱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历史长河所留如此这般的文史记录，明显告诉我们：史上公推的王阳明著述，既偏哲学轻文学，又因不便担责而重视王阳明的亲笔原著、忽视其口传文学作品。故而，“金山对诗”作品未入其文集，记载只略见于他人著述。因此，“龙场悟道”及“四句教喻”等哲学论题被人追捧五百年、研学五百年、争论五百年、传扬五百年，而所谓“金山对诗”公案却少有人论、鲜为人知。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的话，我们对“金山对诗”这一文坛公案，便只能给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与思想巨匠、心学宗师王阳明永远相伴的一则哲坛花絮、文坛佳话，而无所谓“文坛公案”。
那么，“金山对诗”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学活动呢？
当我们穿透王阳明成年、成才、成官、成名、成家及成为大儒的心学宗师光环，阅过其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的众多著述与记录，通过研析《阅读王阳明》等传记，对照《王阳明年谱》等史记，便能回到其单纯的童年，便可用看待一个纯贞童子的正常目光来看此事。于是，此事便显得相当正常。
现在，让我们用白话文，来简述式还原“金山对诗”场景：
时在1842年，王阳明年方11岁，被爷爷王天叙（号竹轩）领着，离开家乡余姚，赶赴京城，去与头年因考进士、中状元而进京为官的父亲王华（字听辉，别号实庵，又称龙山公）同住。此去重要目的，一为王华接王天叙京城养老，二为王天叙携爱孙投学，他想借此机会为王阳明改善学习条件，以优异成绩考取功名。行至镇江府，当地文友招待王天叙，邀于扬江边的金山寺景区游玩、聚餐。酒足饭饱，余兴未尽，有人提议对诗作乐，且以名景金山为题。文友相对，谁也不甘落伍，自是要精推细敲一番。然而，大人还在苦思冥想，小孩却已出口成章。见王阳明摇头晃脑地对景吟诗，众人惊而议、议而笑、笑而问：此诗是爷作孙吟，还是爷孙提前做好而让孙儿现场背诵的呢？无论咋问，对自己、对孙儿都是不公的。因此，王天叙提议另题再对。有人指着侧面的另一景观，给出了“蔽月山房”的题名。众人叫好，开始了搜肠刮肚的又一轮斗诗。然而，这一战局，又让王阳明抢先制胜。当一伙镇江名人还在对景研析，王阳明只是看一眼静悄悄的景物，扫一圈乱纷纷的人物，便移步成诗。当他以其清脆的童音优雅吟出，众人只好点头，无言争议。于是，一场带着酒气与才气的文人游戏，就这样因这位童子的一诗定音而草草收场。
此事虽当下无争无议，也无胜负定论。但事后在其爷爷等人的宣传之下迅即传扬，且从镇江、余姚广及各地，以至王阳明人未进京，其“神童”与“诗童”等美名已传至京都，从而给中国文坛留下一则诗话趣事，给中国民间留下一则“文坛公案”。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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